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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件事，我有点儿感到痛心。我真想当场就向他证明，他的信心是有道理的，真想当时就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护：要是能使人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婊子养的，我情愿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不久我就要证明，我的良心像鲸鱼一样大，但是没有人来调查我的良心。每个人都非常失望——不仅分期付款的公司，而且房东、卖肉的、面包师、以及气、水、电等有关人员，每一个人。但愿我能相信起这种工作职责哩！我看不出它能救我的命。我只看到人们拼命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更清楚地了解情况。我想起帮我争取到工作的那次高谈阔论。在某些方面，我很像纳格尔先生本人。不是一刻不停地告诉我要做的事。不知道我是洪水猛兽还是圣人。像我们时代那么多了不起的人一样，纳格尔先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正是这种不顾一切，使他成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家伙。汉姆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来理解这个人物：他知道他存在，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小丑和使人困惑不解的人。我想他喜爱纳格尔先生甚于他塑造的任何其他人物：为什么呢？因为纳格尔先生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是的那种未被承认的圣人——这种人受到嘲笑，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很深刻，但在世人眼里却似乎太简单了。没有人想要成为艺术家——他被迫去当艺术家，因为世人拒绝承认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零，因为真正要做的工作正在被避开。人们认为我懒惰，得过且过，然而相反，我是一个格外积极的个人。即使是猎取一截尾巴，那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值得，尤其是如果同其他形式的活动相比的话——如制造纽扣或拧螺丝，或者甚至切除阑尾。那么我申请工作时，人们为什么这么乐意听我说话呢？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有意思呢？无疑是因为我总是把我的时间花得有所收获。我给他们带来了礼物——来自我在公共图书馆耗费的时光，来自我在街上的闲逛，来自我同女人的暧昧经历，来自我看脱衣舞表演消磨掉的下午，来自我参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收获。如果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只是一个老实的、可怜巴巴的废物蛋，为了每星期这么一点点钱就想拼命干活，他们就不会把已给我的那些工作提供给我了，他们也不会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递给我雪茄，带我去吃饭，或借钱给我了。我一定有某种可以提供的东西，也许他们无意中对此比对马力或技术能力更为看重呢。
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既不自豪，也不虚荣，也不妒忌。大事上我一清二楚，但是碰到生活小事我就很难堪。在我理解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不得不目睹大量这同样的难堪。普通人往往更快地估计出实际形势：他们的自我同针对自我提出的要求是相称的；世界并不十分不同于他们想象的样子。但是一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不是因自我的巨大膨胀而痛苦，就是自我被淹没，乃至实际上不存在。纳格尔先生不得不冒险去寻找他的真正自我；对他自己，也对每一个其他人来说，他的存在是一个谜。我无法让事情那样悬着——谜太能引起好奇心了。即使我不得不像一只猫一样朝每一个碰到的人蹭自己的身子，我也要蹭到底。蹭得够久够狠，直到蹭出火花来！
动物的冬眠，某些低级生命形式所具有的生命中断，长久地躲在墙纸背后的臭虫的惊人生命力，瑜珈信奉者的入定，病人的僵住症，神秘主义者同宇宙的结合，细胞生命的不朽，所有这一切，艺术家都要学会，为的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唤醒世界。
艺术家属于X人种后代；他就好像是精神的微生物，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不幸压不垮他，因为他不是物质的、种族的格局的一部分。他的出现总是和灾难与死亡同步；他是小循环过程中的循环体。他获得的经验从来不用于个人目的；它为他从事的更大目的服务。他身上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哪怕是再鸡毛蒜皮的小东西。如果他读一本书被打断了二十年，他也会从他搁下的那一页继续往下读，就好像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其间发生的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在他的前进周期中却只是一个中断。他自我表现时，其功效的永恒性，只是他不得不在其中蜇伏的生活自动作用的反映，他是一个在睡眠之外的睡眠者，等待着宣告降生时刻到来的信号。这是大事，我总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否认它的时候也如此。驱使人们不断地从一个词走向另一个词、一个创造走向另一个创造的不满情绪，只是对延迟的无用性的抗议。一个人，一个艺术微生物，越清醒，他就越不想做任何事情。完全清醒时，一切都是合理的了，因而没有必要从昏睡状态中走出来。在创作一部文艺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对自动的死亡原则的让步。将我自己溺死在墨西哥湾，我就能分享积极的生活，这允许真正的自我冬眠，直至我成熟而诞生。我十分理解这一点，虽然我的行为是盲目而混乱的。我游回到人类活动流中，直至我到达一切行为之源，我强行进入到那里面，称自己为电报公司的人事部主任，让人性之潮像带白色泡沫的大海浪拍打着我。所有这一切先于最终自暴自弃行为的积极生活，引导我从怀疑走向怀疑，使我越来越看不到真正的自我，这自我就像被伟大而繁荣的文明之明证所窒息的大陆，已经沉入海面以下。巨大的自我被淹没，人们观察到在海面之上狂热地动来动去的东西，是搜索其目标的灵魂的潜望镜。
如果我能再升到海面、踏浪前进的话，一切进入射程的东西，都必须被摧毁。这个怪物不时升起，死死地瞄准目标，然后又重新潜入水中，漫游，不停地掠夺，一旦时机到来，它就会最后一次升出水面，显现为一只方舟，把一切都成双成对地放到舟上，最后，当大洪水消退时，它会在高山之巅靠岸，敞开舱门，把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一切还给世界。
如果我想到我的积极生活时就时常发抖，如果我做恶梦，这可能是因为我想起我在白日梦中抢劫和谋杀的所有那些人。我做我的本性吩咐我做的一切。本性永远在一个人的耳朵里小声说——“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必须杀人！”作为人类，你杀起人来不像动物那样，而是自动地；杀人被乔装打扮起来，后果无穷，以致你杀人连想都不想，并不是因为需要才杀人。最体面的人是最大的杀人者。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人类服务，他们真诚地这样相信，但是他们是残酷的凶手，有时候他们醒过来，明白了他们的罪行，就狂热地以堂·吉诃德式的善行来赎罪。人的善比人身上的恶更臭不可闻，因为善不是公认的，善不是对有意识自我的肯定。在被推下悬崖的时候，很容易在最后时刻交出一个人的全部财产，转过身去最后拥抱留在后面的所有人。
你怎么来阻止这盲目的冲动？你怎么来阻止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推下悬崖的自动过程？
我在书桌上挂起一块牌子：“进到这里来的人们，请不要放弃一切希望！”当我坐在书桌旁的时候，当我坐在那里说“是”、“不”、“是”、“不”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正转变为狂乱的绝望，明白自己是一个傀儡，社会在我手中放了一把格林机枪。最后，我做好事和做坏事没有什么区别。我就像一个等号，大量代数式般的人性都要经过这等号。我是一个相当重要、正在使用着的等号，就像战时的一个将军，但是无论我将变得如何胜任，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一个加号或减号。就我所能确定的情况而言，任何别人也不可能。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等式原则上的。整数变成为了死亡而被调来遣去的符号。怜悯、绝望、激情、希望、勇气——这些是从各种不同角度看等式所引起的暂时折射。通过不予理睬或直接面对并写下来，从而阻止这无穷无尽的把戏，这也于事无补。在一个镜子宫殿中，你无法不看自己。我不要做这件事……我要做某件别的事情！很好。但是你能什么也不做吗？你能停止对什么也不做的考虑吗？你能绝对停下，不假思索地放射出你知道的真理吗？这便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想法，它燃烧着，燃烧着，也许在我最豪爽、最精力充沛、最具同情心、最心甘情愿、最乐于助人、最真诚、最好的时候，正是这种固定的想法使我豁然开朗，我自动说——“嗨，不必客气……小事一桩，我向你保证……不，请不要谢我，这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由于一天开成干上万次枪，也许我就再也不注意枪响了；也许我认为我是在打开鸽笼，让空中飞满乳白色的鸟禽。你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个假想的怪物，一个有血有肉的弗兰肯斯泰因吗？你能想象他如何会被训练得在扳动枪机的同时却看鸽子在飞吗？弗兰肯斯泰因不是神话：弗兰肯斯泰因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创造，诞生于一个敏感的人的个人体验。怪物总是在不采用人类的大小比例时才更真实。银幕上的怪物无法同想象中的怪物相比；甚至跑到警察局去的现存病理怪物也不过是病理学家所处的怪异现实的贫弱显示。但是同时做怪物和病理学家——这是为某一种人保留的，他们装扮成艺术家，再清楚不过睡眠是一种比失眠更大的危险。为了不睡着，为了不成为被称作“活着”的那种失眠的受害者，他们诉诸无穷无尽地拼凑字眼的药物。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自动过程，因为总是存在着他们能随意阻止这过程的幻觉，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们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幻觉，它也许是某个贫弱的什么东西，但是这远不是完全的清醒，既不是现行的，也不是非现行的。我要完全清醒，不议论不写作，为的是要绝对接受生活。我提到在世界远方的古人，我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野蛮人”比我周围的男男女女更能理解我呢？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疯了吗？我认为一点儿也不是。这些“野蛮人”是早期人类蜕化的残余，我相信，他们对现实一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些以消退的光辉留连不去的往昔标本中，我们不断看到了人类的不朽。人类是否不朽我并不关心，但是人类的生命力对我来说确实有某种意义，它是正在发挥作用，还是处于休眠状态，这就意义更加重大。由于新人种的生命力下降，旧人种的生命力对清醒的头脑来说就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意义。旧人种的生命力甚至在死亡当中仍留连不去，而正在死亡中的新人种的生命力却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一个人将满满的一个蜜蜂窝拿到河里去淹死……这是我自己身上到处带着走的形象。但愿我是那个人，而不是蜜蜂！我有点儿模模糊糊。莫名其妙地知道，我就是那个人，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在蜜蜂窝里被淹死。我们成群结队而来时，我总是得到信号，让我不要混杂其中；从出生时起，我就得到那样的恩宠，无论我经历什么苦难，我都知道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