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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上一顿饭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讨厌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凉的样子。脚下有漂亮的铺路石，街中间有柏油马路，各家门前有既美又丑的高雅的褐砂石台阶，然而一个家伙竟会整天整夜在这昂贵的材料上到处奔走，寻找一块面包干。是这种状况使我感到不安。这太不谐调了。只要人们能摇着吃饭铃冲出去喊：“听着，大家听着，我饿着肚子。谁需要擦皮鞋？谁需要倒垃圾？谁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只要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样对他们说清楚；然而不，你不敢张开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诉一个家伙你肚子饿，你就把他的屎都吓出来了，他像见了鬼似地逃走。那是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情，现在还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实很简单——某个人来到你跟前时，你只要说一声“行”。如果你不能说“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请另一个人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你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杀死你不认识的人，就为了得到那块面包干，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考虑的是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谁的嘴里，或者它卖多少钱。我为什么要去管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呢？我在世上是要活着，而不是计算，而这正是那些杂种不要你做的事——活着！他们要你花费整整一生来增加数字。那对他们有意义。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来掌舵，也许事情不会这样有条有理，但是却更加轻松愉快，耶稣作证！你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得屁滚尿流。
也许不会有碎石铺的道路、长蛇阵的汽车、高音喇叭以及亿万种新鲜玩艺儿，也许甚至窗上没有玻璃，也许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许不会有法国烹调、意大利烹调、中国烹调，也许人们的耐心消耗净尽的时候就会互相残杀，也许没有人会阻止他们，因为不会有任何监狱、警察、法官，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内阁大臣或立法机构，因为不会有他妈的任何法律让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着签证、护照、身分证，因为哪儿也用不着登记，你也用不着身分证号码，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尽管改，这是无所谓的，因为除了你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不拥有任何东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拥有任何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哩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只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当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它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个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作客，而我的朋友则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翘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当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来疏导在我内心沸腾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来安放好漏斗，来捕获一个词、一个词组时，我必然想到旧石器这样的东西。它不费力气就来了，一眨眼工夫便诞生了，你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只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就是一切。
没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来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睡着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如何洒脱。我们像安在弹簧顶上的匣中小丑，我们越挣扎，就越难于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疯了，我除了把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厅中央，就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来巩固我的抛锚地。我的脚翘到书桌上，接收着潮流的声音，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垫子里，我同在我周围漂浮旋转的零碎物处于理想的关系，因为我的朋友们自己疯了，而且是潮流的一部分，他们就竭力让我相信，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我清楚地记得，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脚所实现的同现实的第一次接触。我写过一百万字左右，请注意，写得有条有理，结构很好，却对我来说等于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密码——因为接触是通过头脑来进行的，而头脑是无用的附属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在泥中抛锚。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现在的大多数写作仍是老古董，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烧起来，没有使世界燃烧的原因。我只是古人类的传声筒；甚至我的梦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梦。
安静地坐着，想着一个由我、由救生圈产生的念头，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词汇和表达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切断电流的工具。讨厌的机器停不下来，这便是难题。我不仅处于潮流当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它。
我记得那一天，我让机器彻底停下来，也记得另一个机械装置，上面签着我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我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制成的那个机械装置，慢慢开始运行。我曾到附近的剧院去看一场轻歌舞剧表演；这是日场演出，我买了楼厅的票。排队站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坚实感。
就好像我在凝结，明显成为一块坚实的胶冻。这就像伤口治愈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我处于最高的正常状态，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况。霍乱会来临，将它污浊的气息吹进我口中——没有关系。我会弯腰去吻麻风病人手上的溃疡，不可能对我自己有任何伤害。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这种永恒冲突中有一种平衡，但我不仅有这种平衡，而且血液中有一个正整数，这意味着，至少暂时，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这时候聪明地扎下根，他就永远不会再生并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跃向这样的结局，就要奋力一跳，跳回到比旧石器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在那一刹那，我甚至不梦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奇迹的意义，但我听到我自己的齿轮啮合的时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致愿意为了这种体验的特权而当场死去。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手里拿着撕过的票根从门卫面前走过时，灯光暗下来，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临，使我的眼睛微微发花，我就站了一会儿。当幕布冉冉升起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所有的年代里，人类总是被壮观场面之前的这个简短时刻搞得默不作声。我可以感觉到幕布正在人类中升起。
我也立即明白，这是一个象征，它在人类睡梦中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明白，如果他们醒着，登上舞台的绝不会是演员而应该是他们，人类。我不是这样想——我说，这是一种理解，它如此简单，如此绝对清晰，以致机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着现实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从舞台上转开去，注意看我去我楼厅上的座位应该经过的大理石楼梯。我看见一个人慢慢登上台阶，他的手横放在栏杆上。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梦游的那个旧自我。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整个楼梯，只看见那个人已经爬过，或当时正在爬的那几级楼梯。
这人从来没有爬到楼梯顶上，他的手也从来没有从大理石栏杆上拿开。我感到帷幕降下来，一会儿工夫，我又到了布景后面，在道具中走来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员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不知道是在做梦呢，还是看着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场梦。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见活生生的东西！其余的消失在阴影中。正是为了使世界永远活生生，我没有等着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来，着手描写那一截不朽的楼梯。
正是在这个时候，达达主义者盛行一时，不久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者。这两个流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大约十年以后才听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法文书，也从来没有法国式的念头。我也许是美国独一无二的达达主义者，而我却不知道。尽管我同外界有各种接触，我却像一直生活在亚马逊丛林中一般。
没有人理解我正在写的东西，或者我为什么要那样写。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于他们说我发疯。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点儿，因为它还没有被发现，谁也不会被你说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卵巢世界，还隐藏在输卵管里。自然还没有任何东西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能看见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许迹象，当然没有胳膊，没有大腿，没有头发，没有指甲，没有牙齿。性是最不会被梦见的东西；这是克洛诺斯及其卵一般的后代的世界。这是小不点儿的世界，每一个小不点儿都是必不可少的，吓人地合乎逻辑的，绝对不可预言的。没有一件事物这样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说我描述的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像哥伦市发现的新世界一样，结果它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远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头的外观底下，看到了人类总是在内心携带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永恒真实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后重写的，没有哪一层书写的文字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译不了。
我的伙伴们晚上离开我之后，我会经常坐下来，给我的朋友，澳洲丛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筑堤人，菲律宾的伊哥洛人等写信。当然，我必须写英语，因为这是我说的唯一语言，但是在我的语言和我的好朋友们使用的心灵感应术之间有一个差异世界。任何原始人都会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会理解我：只有我周围那些人，也就是说，一个大陆上的一亿人，理解不了我的语言。为了写得好让他们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杀死什么东西，其次阻止时间进程。我刚刚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没有时间这样东西，只有现在。他们指望我否认一个我花了终生时间来窥一眼的真理吗？他们肯定这样指望。他们不想听到的一件事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