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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哩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帐台的钱柜，奥洛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他妈的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莱丝佳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作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殖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迷迷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
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莱丝佳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处女。那么瓦莱丝佳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莱丝佳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唯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和服，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和服。我把那玩艺儿放进她那里，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干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婊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迈。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进行，几乎有整整五年时间。永远受到旋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干旱、暴风雪、热浪、害虫、罢工、抢劫、暗杀、自杀……破坏的大陆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热病与痛苦，一种火山爆发，一种漩涡。我像一个坐在灯塔里的人：脚下是惊涛骇浪、岩石、暗礁、沉船的碎片。我可以发出危险信号，但是我无力挡住灾难。我呼吸着危险与灾难。这种感觉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它就像火一般从我鼻孔中猛烈喷射出来。我渴望完全摆脱它，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我既暴烈又冷淡。我就像灯塔本身——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我脚下是坚固的岩石，在同样的岩石构架上人们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的基础深入到地下，我身体的防护盔甲是用铆了铁钉的钢铁制成。尤其我是一只眼睛，一只纵横搜索的巨型探照灯，它无情地不停旋转。这只如此清醒的眼睛似乎使我的所有其他官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中；我的所有本领都被耗尽，用以努力观看、领会世界的戏剧性。
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穴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呆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宫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雄辩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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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见玛拉大约是在瓦莱丝佳自杀前一周。那事件之前一两个星期是一场真正的恶梦。有一系列的突然死亡与同女人的奇怪遭遇。首先是保林娜·雅诺夫斯基，一个十六七岁的犹太小女孩，没有家，也没有亲戚朋友。她到办公室来找工作。已接近下班时间，我不忍心冷冰冰地拒绝她。因为某种理由，我心血来潮地想带她回家吃饭，如果可能的话，设法说服老婆让她住上一阵。她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对巴尔扎克的热情。回家路上她一直在同我谈论《幻灭》。电车挤得满满的，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致于我们谈论什么都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两人都只想着一件事。我老婆见到我带着一个漂亮小妞站在门口，当然呆若木鸡。她以她那种冷冰冰的方式表现出礼貌和殷勤，但是我立即看出来，请求她把女孩留下来是没有用的。大概她能做的一切也就是坐着陪我们吃完饭。我们一吃完，她说了声“请原谅”，就看电影去了。女孩开始哭泣。我们仍然坐在桌子旁，盘子堆在我们面前。我走到她跟前，双臂搂住她。我真为她感到抱歉，不知对她如何是好。突然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吻我。我们长时间站在那里，互相拥抱着，然后我对自己说不行，这是一种犯罪，而且，也许老婆根本就没有去看电影，也许她任何时候都会悄悄溜进来。我让那女孩振作起来，并说我们还是乘电车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看到我孩子的存钱罐在壁炉架上，就把它拿到卫生间，悄悄把钱全掏出来。里面只有七角五分。我们坐上电车，来到海滨。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起躺在沙滩上。她歇斯底里般激情奔放，除了做那种事以外没有什么事好做。我想她事后会责备我，但是她没有。我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谈论巴尔扎克。似乎她有抱负自己也当个作家。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她请求我把她送到公路上，说她想去克利夫兰或去某个地方。当我离开她，让她站在一个加油站前时，已过了午夜时分。她的钱包里大约有三角五分钱。当我出发往家走时，我开始诅咒我老婆，骂她是个卑鄙的婊子养的。我但愿我留在公路上无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