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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扭打成一团。直到奶奶抱起了我，放在他们中间来向他们示威，他们才住了手，我却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要是有个夫妻吵架大赛的话，我想他们绝对可以拿第一。我不奢望能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只要能平静地生活就满足了。
后来我稍微大了一点，才了解到，爸爸妈妈其实真的不合适在一起。他们的性格差异如此大，一个刚烈，一个倔强；一个古板，一个固执。看似差不多的性情，其实是硬碰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奶奶告诉我，父母亲的结合是经人介绍的，父亲家里兄弟姐妹多，不太富裕，母亲家里条件好，而且还是个独生女。开始妈妈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那时候她已经有了对象，一个下乡知青，两人情投意合。可是，恋爱没多久，那人就返回了省城，母亲在乡下苦等，希望有一天能与他结为连理。可是让母亲没想到的是，一年后，那个男人结了婚，新娘不是我母亲。母亲一气之下就答应了媒人，而这个时候父亲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受“三十而立”的影响，两个大龄青年结婚了。
我不知道父母亲在一起是否有过快乐时光，我懂事起，他们的吵闹声就已经传入了我的耳朵。有时候他们吵起架来，还让我来当裁判，“让孩子来评评理，谁对谁错。”谁对谁错，天知道。我不会评理，也不知道怎样评理，可是我还是每次都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了调解父母争端的宝座，并在宝座上一坐就坐到了离家上学的青春时代。
别的孩子们大笑大喜的时候，我却已经正正经经地学会了调整自己的感情到给别人以最小的影响的地步。我好像也哭过，但却是偷偷地哭，不让任何人听见甚至看见，悄悄地哭。我好像也笑过，但那是有节制的有分寸的永远试图展示一个美好家庭的虚假的笑。
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有过离婚的举动。一天，母亲问我是否同意他们离婚，离婚后我会选择跟谁。我实在烦透了他们这样永无休止的吵架，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就有了答案，于是斩钉截铁地说：“离！我谁也不跟。”她没想到我的回答如此简洁，似乎也让她下定了离婚的决心，把结婚证揉了又揉后，把我扔给奶奶，就拉着父亲去了民政局。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妻，后来才知道那次是父亲不同意，或许他认为离婚是件很丢面子的事。那个时候离婚的人确实不多。
父母亲彼此没有感情，却要被一个无形的枷锁羁绊着，两个相互矛盾的人被婚姻的绳子绑在一起，势必会发生很多摩擦，而这种摩擦却在我身上起了火。我终于离家出走了，在高一那年。我回来后，他们再也不吵了，却也很少说话，行如陌路。
在跟同龄人聊天的时候，得知很多人小时候，父母关系紧张，热战冷战不停，也有很多人父母早已离婚。不知道是上上辈人包办婚姻的结果还是当时知青下乡的副作用，而感情好的父母应该也是自由恋爱成功的那一拨吧！
4、跳龙门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因为农村艰难的条件，很多父母都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能来个“鲤鱼跳龙门”，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作，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不逼着我学习，但总是采取各种方法引导我自觉学习。例如，每周的必给的零花钱是他们定下的规矩，但他们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把零用钱与学习联系起来，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一毛钱就能看出你的未来，用到学习上才是有出息的孩子。”而我恰恰是一个想“出息”的小孩，除了平时买学习用具以及元旦给老师同学买明信片以外，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父亲想让我学习的时候，也并不直接的给我讲道理，而是经常问我这样的话，“你想穿皮鞋吗？想看彩电吗？长大了想当科学家吗？”当然想，皮鞋和彩电是每个孩子的梦想，谁不愿意拥有；而长大以后当个科学家是孩子们的最终梦想，谁不想实现？“学习就能穿上皮鞋，看上彩电，将来当个科学家，不学习就只有穿草鞋，听收音机，跟我一样当个农民。”于是皮鞋和彩电成了我的奋斗目标，当个科学家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在我努力想做个有出息的孩子的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实事求是精神换来了老师的训斥，这严重地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同学们在“大雨”的前面加一个词，来形容雨下得大，同学们都说是“倾盆”二字，而我却偏偏说了“滂沱”一词，刚好课本中要学习“倾盆”这个生词，我没有迎合老师的心意，却不知从哪儿学到了这另一个词。为此我受到老师的训斥；后来在四年级的时候，一次思想品德课上，老师讲到松树和柏树的区别，说“松树和柏树不一样，我们村里坟前种的就是柏树而不是松树”。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开始置疑老师的话了，在我的印象里坟前的就是松树，大人们都是这样说的。我这一惊禁不住发出了声音，又招来了老师的训斥，说我扰乱课堂秩序，结果让我罚站一堂课。老师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法本来就无法让我们分清松树和柏树，还让我罚站，我赌气就跑回了家。
从此，觉得自己无人理解，课堂上只听不问，就如老师常说的“没有为什么，只有是什么”。可能有些知识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做作业时遇到困难后自己解决，也不去问老师。直到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前，父亲去学校询问我的学习情况，看能否考上中专，老师的回答是，没把握。让父亲很失望。那时候考上中专比现在考上大学难度系数还要高，中专毕业后有国家分配，能吃上商品粮，家里人也就满足了，而我也懂得科学家只是儿时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考时，我以全校第二名考上了中师，让父亲和老师们大吃了一惊。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穿了皮鞋，看上了彩电，只是，科学家的梦想再也无法去实现了。
5、接班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铁饭碗一个一个地被打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国有商店也开始买断经营，国家干部退休后允许孩子顶班接替……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正常梦想。小时候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想到碰到了不得不接班的命运。
那是一个相信“西方的月亮比东方亮”的年代，一个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的年代，一个金钱、利益意识开始萌发的时代，一个父母开始为子女奔波的年代。孩子们的愿望并不是以自己的理想为目标的，通常是由父母决定。孩子们真正做到了父母生命的延续，不仅需要“子承父业”，甚至要圆父母年轻时未实现的梦。
我的母亲是个农民，父亲在一个纸箱厂工作。我念初中的时候，哥哥已经成家立业，承包了村里的水塘，开始发家致富，姐姐早已嫁做人妇。等到父亲快退休的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接替父亲的班，端上铁饭碗。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做父母的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父亲在工厂干了三十多年，足以有资格让我做个小工人，所以他并不需要我能考个学校，念个好书，将来再找个工作。他有自己的优势，对于他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为生活而工作，不关理想任何事。
在懂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的理想并不是像他一样读着毛主席语录，积极地加入先进的工人阶级。我的理想是当个画家，虽然他们把我对画画的热爱叫做涂鸦，但我仍然坚持把家里所有的图片都临摹一遍。我喜欢观察动物，然后把它们画下来。我没有课本，也没有老师，却兴趣盎然。在心底，我希望初中毕业后能去学习画画，虽然不奢望将来成为张大千、齐白石那样的大师，但我知道我喜欢做什么，而这对父母看来似乎是个歪门邪道，是不务正业的体现，在他们面前根本行不通。初中毕业前夕，跟父母打了一场理想保卫战。好多人都争取的机会，父亲怎会轻易放弃，他甚至拿断绝父子关系威胁我，“被你气死不如自己死了算了。”母亲也在旁边添油加醋，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年幼无知的我不知道究竟自己正确的未来在何方，看着父母双鬓的白发，我相信了他们。
初中毕业后，有的同学继续念书，上中专、高中，也有后来考上大学的，也有的同学在家种田，或是下海打工，不知道他们最终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父亲因为我的顺利接班，吃上商品粮，而感到很满足，“总算可以安心的闭眼了。”他们真的很满足。
6、带锁的秘密
小时候写日记流传着这样的诗“日记，日记，天天要记，一天不记，不算日记”。小学时写日记是一件让人烦透了的差事，如果有一天忘记写，后面的几天也要模拟当时的心情来补上，哪里懂得自己用文字来直抒胸臆。
对于连隐私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来说，日记与隐私毫无关系，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直到高一，我开始由被迫转为自发写日记了。班上一位男生吸引了我，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羞涩的甜蜜，这种心情又无法为外人道，只能记入日记本中，那时我才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是有秘密的。我是一个内向的女孩，即使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很含蓄地表达出来，他的举手投足都能在我的日记本中化为一首小诗，让我回味许久。我喜欢看他思考时眉宇间结成的细纹，也喜欢看他微笑时脸上浅浅的酒窝，他几乎让我神魂颠倒。
然而，有一天，我对自己表白的一切终于落入了母亲手中。母亲是个传统的教育工作者。在她眼里，学习成绩好才是硬道理。因为我含蓄的文字，让她无话可说，但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一丝的不安。她没有当面斥责我，只是以后对我的教育都会旁敲侧击地告诫我，学生的任务是学习，而不是异性间的相互吸引。我当然了解母亲的心思，但也无法控制对那位男生的喜欢，而那种喜欢不需要有多么的靠近，多么的暧昧，只要能看到他的笑脸，听到他的声音就好，甚至只要他能充当我日记中的主角就好。或许对现在的高中生来说，喜欢一个人是他（她）的权利，没有人能阻挡，而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喜欢一个人会有一种负罪感。
母亲也因为上次在我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不安的因素而对我的生活越来越严厉，她也会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吧，等你以后谈恋爱了我就不看了。”无论如何，秘密应该是属于自己的。一本再也无法公开的日记开始了它东躲西藏的生涯，因此，我换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来维护自己的隐私。有时候，只要母亲走近日记本藏身的地方，都会使我全身紧张。就像做“贼”一样地防“贼”，我甚至像侦探小说里写的一样，在日记本中的某处夹上一根细小的头发来判断是否有人翻看过它。
我越藏得隐蔽，越能勾起母亲的好奇心。当她再次偷看到我的日记时，我怒了，她也怒了。我抢过日记本，“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而已，我错了吗？”我第一次对她顶嘴，对她大吼大叫。母亲全然不理我的感受。“一天到晚写些乱七八糟的事，成绩怎么会好？”最难受的是每次考试不理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