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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他细细地关照我，菜场在哪里，该坐什么车，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邮箱在何处。我只是一味地问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亲交待，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使我惊异的老成语调向我引述一位行将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话。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后，朝鲜还将是朝鲜，日本还将是日本，越南还将是越南，但新加坡会怎么样，却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最注重的是英语，但我们的英语讲得再好，英国人、美国人也不会承认和接纳我们。要维系住一个国家的本体面貌，不能不重新唤醒溶解在我们血脉中的母语文化。
是的，我记起来了，几天前我在电视屏幕前听过这位政治家用缓慢的华语发表提倡华语的讲话。娴熟地讲了一辈子英语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华语，银发苍然，目光诚恳，让人感动。
但是，K．L．不一会儿又忧郁起来，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这位政治家的话，但为了儿子的现实生计，还是会要求他去日本读大学的。何况，他们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
背着一大堆华文书，背着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眷恋，他回国了。他肯定会去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但华文书太重，他走得很慢。他还不习惯出远门，不会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几乎是抱着华文书走的。他回过头来向我招手，但不愿大声地说什么，因为他对我说过，他的华语有很重的马来腔，怕别人笑话。然而他不怕别人笑他抱着行李、趿着拖鞋回国。啪哒、啪哒，他的拖鞋已踩过了国境线。
其五
那天，许多年老的新加坡华人都挤到了一个剧场中，观看一台从台湾来的相声剧，相声剧的编导是35岁的赖声川博士，获得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研究所有史以来最高成绩的毕业生，目前在台湾文化界极孚声望。他还没有到过大陆，但他的多数作品却引导观众反复品尝中华民族离异的苦涩，从而来验证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次带来的相声剧也是如此。
这样的戏，不管给海峡两岸的哪一边看，都会引起强烈回响，尽管是相声剧，观众也会以噙泪的笑声来品味“中国人”这一艰辛的课题。但是，今天这出戏是在新加坡演出，剧场里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相声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最能充分表达一个社会中某些微妙的共鸣，那么，今天中国人埋藏在插科打诨背后的离合悲欢，还能不能被其他国家的华人理解？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深深沉浸其间的一切，岂不成了矫揉造作、顾影自怜？赖声川代表着中国人来接受一次自我拷问，他胆子很大，但在开演前却对我说，他准备启幕后好久听不到掌声和笑声。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会沮丧地坐下来，重新苦苦思考华语在当今世界的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
毫无疑问，与赖声川先生抱有同样担忧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剧场的朋友也会担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开了，在场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也就悬起来了。也许我们还太年轻、太敏感，生怕数千年历史的拥有者在异国街市间丢脸，生怕自己的哭声让人发笑，自己的笑声让人掉泪。我这个人由于职业关系，曾安然地目睹过无数次剧场波澜，可今天，竟战战兢兢、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加坡观众的每一丝反应。我无法预计，如果台湾相声中的俏皮话今晚引不出应有的笑声，我会多么难堪。
好了，终于放心了，此地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华语，我们的华语，还有控制各种海外华人的笑声的能力。谢谢新加坡！——这种感谢自然有点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欧洲观众对一台从中国搬来的传统舞蹈热烈鼓掌，我几乎想站起来向他们鞠躬一样荒诞。
赖声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见到是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后来很巧，同在两年前被新加坡戏剧界邀来演讲，这次相遇是第三次。记得两年前我们同住一家宾馆，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到附近一处小贩中心吃宵夜。我们互相“盘剥”着海峡两岸的种种社会规范、生活细节、心理习惯、世俗趣闻，出于自尊，彼此还为自己一方辩护，说到许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语常常乐不可支、笑作一团。西哲有言，剧场里一句微妙的台词引起一片笑声，那是素不相识的观众在退示着一种集体的一致性。莫非我们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语言和笑声来认同的时分？对此我与赖先生还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赖先生并不甘心于此，他把两年前的笑语扩充成一个艺术作品，仍然带回到新加坡，兑换成满场欢腾。正巧我又在，这还不值得庆祝一下？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了两年前天天去的那个小贩中心，尽管明知那里的小贩喜欢欺侮外国人。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坐在我身边的演员李立群先生是今夜无可置疑的明星，我对他说：“你在台上学遍了大陆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独几句上海话学得不道地。”大陆的相声演员学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见惯，说实话，我对这一招已经厌烦，但现在听台湾相声演员学来却产生了另一种感觉，谐谑的调侃猛地变成了凄楚的回忆、神圣的呼唤。学一种方言就像在作一种探寻，一种腔调刚出口，整个儿身心就已在那块土地间沉浸。因此，我不能让他们学不像上海话，这会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据那几句台词一句句地教开了。赖声川先生的母亲在上海住过，因而他对我的发音并不生疏，频频点着头。李立群先生从我的发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师傅，边摹仿边首肯：“是这样，师傅当年也这样说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轻一声，重一声，已经认真到了虔诚。这显然已不完全是为了演出，相声演出中的学语用不着那么标准。
学会了那几句上海话，一阵轻松，开始胡乱漫谈。大家竟当着情同手足的新加坡东道主郭宝昆先生的面，极不厚道地嘲讽起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准。我想郭宝崑先生一定会原谅的：这些远隔两岸的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一亲热就忘乎所以，拿宽厚的朋友们嘲讽一遍，好像共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背靠着艰深的华夏文化，驱走了阔别的忧伤、海潮的寒冷。特别是那位李立群先生，专找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听懂的话与我对仗，跳跳跃跃，十分过瘾。讲禅宗，讲怪力乱神，讲文天祥会不会气功，讲天人合一的化境。这种谈话，即使翻译了，也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听懂。今晚大家像是在发狠，故意在异国土地上翻抖中华语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凑和就越贴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我告诉李立群，古代文人为喝几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买泉两眼”……
李立群来劲了：“好个买泉两眼！潇洒之极！不是我吹嘘，我台湾老家山上确有好泉，想法去买它一眼，你什么时候来，我领你去喝茶！”
我赶紧叮嘱李立群先生，赶快回去买下那眼泉，好生看管着，别让它枯了。我们还不算老，也许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悲哀，这样的泉眼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了，那种足以把华语晤谈的环境推到极致的阵阵茶香，已不会那么纯净。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蕴藉的那部分，看来总要渐渐湮没了。还会出现新的精雅部位吗？但愿。
◇◆ 这里真安静 ◆◇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宫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情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