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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 腊梅 ◆◇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末，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