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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你们都出去！出去！出去！
我知道，我的喊叫和愤怒不仅仅是对着那些陌生人，那些学生，也包括了我的母亲，和所有的一切。
没有人理我，他们冷笑着，冲母亲叫嚷：看看！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吧！你连孩子都教育不好还配教育学生吗？！你根本就不配……
他们又开始在房间里到处乱翻，母亲低着头站在一边，不知什么时候，舅妈端着一碗吃的悄悄地走近母亲，立刻被来人喝住了，他们冲舅妈瞪起眼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对她好！
舅妈操着一口山东话不紧不慢地说：那是当然了，是自己个儿的人哪——
折腾了好一阵，一群人押着母亲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母亲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的舅妈竟挤了过去，用极快的动作往母亲的口袋里塞了一包肉松，混乱中竟没有人察觉到舅妈的这个动作，真的发现了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的舅妈——一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挪动着只有三寸大的小脚走路的旧式封建家庭的妇女，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懂的人，在那样一种混乱和恐怖的时刻，表现出如此的超然和沉着，她一门心思地守护着的是超出了一切的亲情，这令我在很多年后想起来都不能不感叹。其实，“文革”一开始父母就在为舅妈担忧了。舅舅在解放前曾经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总部的书记长，虽然在抗战时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惨遭国民党杀害，但以他那样复杂的背景，只要有人揪住不放，不仅舅妈会被当作国民党的官太太被赶走，全家都会遭殃。为此，家里人再三叮嘱舅妈要小心，然而舅妈好像并不在意。
那天以后，母亲更加陷入了生死未卜的境地。
每天都是批斗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年级，甚至是一个班，几个学生，谁都可以把她拉出去批斗。开始还有一些“保皇派”，但他们很快就被摧垮，连母亲最信任的人也起来反戈一击了。到了后来，所有的派别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都要争着批斗母亲。
那些日子，天空中常常没有一片云彩，一丝风，整个城市就好像被罩在一口煮沸的锅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湿热。批斗会上，一向最怕热的母亲忍受着酷热难当的高温，弯腰低头一站就是半天，战争年代留下伤痛的腰好像要断裂开来，青光眼的发作使她头痛难忍，她大汗淋漓，极力支撑着。充满战斗豪情的革命师生们顶着酷暑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断地挖掘出母亲种种新的罪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网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右派给学生上课教书，毒害学生，包庇坏人，在困难时期搞农场是为了贪污，迫害革命烈士子弟……每一条都惊心动魄，每一条都可以定她死罪。在主持人的一再煽动下，台上台下时常群情激愤，有人跳上去对着母亲拳打脚踢，空喊口号已经不能使人平息愤怒，汗流浃背的人们急于要找到发泄的渠道，恨不得即刻就把走资派拉下来打死。母亲感到大难临头，已经到了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的地步，只好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了。
母亲挨了很多打，他们把她的眼镜拿下来打她，用皮带抽她，把眼镜踩在地上磨成毛玻璃让她看不清是谁打的她。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逃过死亡的，不知道在那夏末秋初的夜里，母亲是怎样抚摸着身上绽裂的伤口心如死灰却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一无贪污，二未害过人，三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凭什么要整死我，置我于死地！”“我要挺身扛过去，要设法伸冤，要提防被害死……”有的时候，在疼痛难耐的夜里，她低声地为自己唱着革命样板戏中的戏词：“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当年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晚会上，母亲清唱一曲《借东风》曾赢得全场的喝彩，现在她只能用革命样板戏为自己打气。她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只知道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是无人能控制的，他们常常怀着满腔的忠诚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或校长打死。
很多年后母亲还在感叹：“可惜那些青年学生们，他们的热情积极性被错用了啊！他们同样是被迷惑了啊！”她不记恨那些年轻的学生，当时，她甚至没有忘记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让看管她的人帮忙买棉鞋送给那些大串联的孩子们……
夏天在不断加重的灾难中慢慢地度过。在造反派的逼迫下，父亲不得不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和母亲划清界限，但他却又悄悄地让姐姐打听母亲的消息，想办法给母亲送东西。身为一家大报社的负责人，他知道自己被揪出来是迟早的事情，开始他还坚持着去上班，出门时望向我的眼神是惶恐的，总好像要说什么又无法言说，回来时整个人都好像要垮掉。他在家的时候，有人不断地上门来，母亲学校的人，报社的人，外单位来调查的人，有一个人几乎每天都要来，来了就对着父亲拍桌子大声吼叫，有时还摔东西。我和舅妈在外面听着，只听见那人的叫喊和威胁，偶尔是父亲低低的声音。每次那人走时，都气势汹汹，还要拿走一两件家里的东西。这时，我的舅妈都会紧跟在他的身后给他开门，并且坚持用她的山东腔问他：“你走啊，你姓什嘛？”那人不耐烦地回答一声：“姓祁！”拉开门就走。到了下一次，舅妈又跟到门口问：“你姓什嘛？”那人瞪一眼舅妈，说声“祁”，摔门走了。过了几天，那人又来拍桌子，走时，舅妈仍然挪动着小脚顽强地跟到门口，“你姓什嘛？”那人望着舅妈，气喘吁吁地大声喊道：“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父亲每天都等待着被揪出来。走廊里的脚步声，院子里的每一种动静都使他十分不安。他特别注意院子里的广播，高高的树枝上架着好几个大喇叭，它们每天从早到晚不断地响着，不断地播送着各种战报，哪一个组织成立了，哪一个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有时候几个喇叭同时广播，一个比一个声音尖厉，对着争吵、叫骂。每当这时候，父亲就变得非常紧张，他全神贯注地去听，可越发听不清，他很着急，站到阳台上去听又怕让别人看见，他总是低声地叫我，快去听听！在说什么！我便跑到阳台上去听，然后再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他。他听着，什么都不说，只是更加凶猛地抽着烟，人一下子像是老了好几岁。那种等待真的是太可怕，我一直觉得，父亲的耳朵就是在那个时候变得聋起来的。有时候，我听见他在断断续续地嘱咐舅妈，他如果不能回家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房子如果不能住了，舅妈应该带着我到哪里去，舅妈听了只是连连摇头叹气。
姐姐的天地比我的大，她就像无法铲除的杂草一样蓬勃着生命力，顽强地在外面折腾着。我没有那个本领，我的世界太小，我只能守在家里，尽可能地不让同学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但这几乎不可能。我再也不写大字报了，但还是去看，主要是按照父亲的意思，把一些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消息、有关教育和新闻方面的动向带回来告诉他。有时候，我说不清楚，又担心会把重要的情况漏掉，就尽可能地把那些大字报抄下来，这成了那段时间里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做得很认真，甚至暗地希望父亲能从这些消息中看到转机，但我带回来的消息总是让他感到更加沉重。后来，我还帮助父亲和母亲抄写交代和外调材料。当造反派们互相厮杀，没有精力顾及牛鬼蛇神时，母亲终于能够偶尔回家，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要写的交代材料仍然很多，我就帮她用一种复写纸誊写。在寂静的夜里，我匍匐在灯下，一笔一划地抄写着那些认罪交代。我已经没有心思想要弄明白那些材料里说的是什么，我只是知道，为了让母亲少受些罪，必须尽力地抄写，哪怕是写得眼睛流泪手酸疼……很多年后，当我整理母亲的东西时，我又看到了那些由我抄写的母亲的检查，我惊讶地看着那些充满稚气的极其工整的字迹，由于笔划过分用力，常常把薄脆的纸张划破……
八月，红卫兵发动了大串联，到全国各地传播革命火种。姐姐想方设法弄到了车票，约了几个同样家境的同学想出去走走。但每次要出发时都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等等吧，这几天你妈妈那里可能会出事。父亲这样说，全家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母亲的消息，只是那时候隔几天就会有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一发表就会掀起新的运动高潮，每一个新高潮来临又会把早已被打倒的走资派拉出来斗争一番。父亲太紧张了，他总觉得母亲会顶不住的。我们提心吊胆，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母亲那里有更大的不幸发生。结果却是，父亲终于被揪了出来，一次次地被拉去批斗，三天两头回不了家。
一天早晨，一群同学砸响了我家的门。
他们是来向我索取仅仅是几个月前我们相互赠送的毕业礼物，那都是些照片，他们要收回去，并把我的照片扔还给我——这可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想到的最决绝的办法了，而在我当时看来，这有多么丢人和耻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家庭磨难，整个人已经麻木起来，但我仍然不肯接受这种来自昔日亲密伙伴的虐待。
我开始像父亲一样怕听外面的动静。 ，
我常常侧着耳朵，提防着外面的声音，当有脚步声从楼梯下面响上来的时候，我全部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数着那些脚步，一声一声地逼近我家门口，那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接着，脚步离开又往上响去，我的心才忽地恢复了跳动。
但我仍躲不过劫难，当我数着那些脚步时，他们常常无情地停在门口。接着，很大的砸门声便响了起来，门外是同学熟悉的声音，他们叫着我的名字，高喊：你出来！把我们的照片还给我们！我们不是你的朋友！把照片拿出来！
我紧紧地靠在墙上，一声不响。盼望着那些声音会因为我的沉默而离去，但它们常常和我的沉默一样坚决固执。我头上开始冒汗，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委屈，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我咬紧牙，不开门，就是不开门，我要守住这些照片，不还给他们——好像要守住已经失去的许多许多。
门还在响着，舅妈一次次地挪动着小脚，走到门口大声地对着门外喊：她不在呀，你们别砸了！直到外面的脚步咚咚地消失在楼道里。
我似乎比平时更加珍爱那些照片，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把照片册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看，照片中的同学一个个那么健康愉快，他们对着我微笑，让我感觉到那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温暖的世界。我小心地把他们从插照片的相角中取出，仔细地观看写在照片背后那些充满热情和希望的话语，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舅妈在一旁怜悯地看着我，悄声说：还给他们吧，不就是几张照片嘛。我不吭声，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还有什么必要坚守，但就是不想放弃。有时候，当我实在坚持不住，又断定门外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也不是我很珍惜的朋友时，我就用很快的速度拉开一条门缝，把照片递出去，然后一声不响地赶紧把门关上，但这种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我仍然是躲避。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