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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董显光去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董显光回信予以解释说：
“就个人而言，我对严格的审查制度感到遗憾，但在目前情形下，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发现，敌人已掠夺了我们的大部分国土，控制了反政府的政权机构，使他们完全拒绝合作反抗入侵者。审查制度欲尽其所能来避免一些消息传到海外，为敌方做宣传之用。敌方的广播宣传即可证明设立审查制度的必要。”（转引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82页）
不管董显光如何向卢斯解释，白修德一次改变历史的现场采访和披露真相之行，在1943年2月启程了。
他们来到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白修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二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白修德回忆录》，第134页）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转引自《走进中国》，第248…249页）
白修德采访完毕，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当时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由检查官审查后再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走进中国》一书说，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体的人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祥熙等。国防部长何应钦要白修德去见他。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在5月14日所写的同一封信中，白修德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
“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
“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转引自《走进中国》，第249页）
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在《时代》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也就是说，距宋美龄成为1943年3月1日《时代》封面人物还不到一个月，距《时代》3月15日报道宋美龄重返母校仅仅相隔一个星期。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这是白修德报道的标题：
中国的麻烦简直持续不断，中国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着战争、洪灾、饥荒。《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甚至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时代》，1943年3月22日）
兰德说得好，《时代》发表白修德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第一次损坏了在卢斯帮助下蒋氏夫妇在世界上所呈现的形象。白修德撩开了腐败的一角，表明它正在侵蚀中国的重庆政权。作为记者，白修德引人注目地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前沿。
闪耀在宋美龄以及蒋介石身上的光环，忽然黯淡了。
赛珍珠——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地》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出场了。在宋美龄应邀访问白宫，与罗斯福夫妇会面后不久，罗斯福夫人邀请赛珍珠共进晚餐。罗斯福夫人此时有计划访问中国，作为对宋美龄访问美国的回访，她需要通过赛珍珠了解中国。赛珍珠在抗战初期曾经赞美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并积极参加为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此时她的态度有了显著变化：
蒋夫人离开白宫不久，赛珍珠应邀前来与罗斯福夫人共进晚餐，她向女主人提醒道，没有美国的高压监督，无论蒋介石还是宋荚龄都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蒋委员长和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正被自身带来的无能和腐败所吞噬。
罗斯福夫人准备以非官方使节身份访问中国，赛珍珠为此回复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有关中国形势的绝密备忘录。
赛珍珠坚称她本人“是彻头彻尾的反共派”，不过很欣赏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土地改革，很鄙视蒋介石的血腥清洗活动——赛珍珠把蒋搞的那一套和斯大林的镇压作了比较。
1943年5月19日，赛珍珠在《生活》画刊上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她在文章中指出，蒋介石在中国仍然被视为握有兵权的实力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逐渐丧失民心。他的成功，或者说他的生路取决于国民党及其内部核心的改组。“在中国，这场战争已不再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如果蒋介石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会信任他。赛珍珠呼吁美国给予更大的援助，同时还谴责蒋介石领导无方才会有今天这样的颓势。（《赛珍珠传》，第303页）
赛珍珠还在写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中说
“那是一种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局势。这当然不可能长久。我担心，战争结束后立刻就会爆发一场人民的反抗，至少是一旦人民恢复到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的时候。”（转引自《史沫特莱传》，第349页）
舆论界对待蒋介石、宋美龄的态度急转直下，顿时把对他们充满期待并将之充分理想化的卢斯，放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被煎熬的境地。是他邀请和安排了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是他多年来向美国公众精心塑造着蒋氏夫妇的完美形象，是他极力敦促美国政府将抗战中的中国视为盟国，进而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可是，现在，蒋介石政权实施的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官员腐败，却在磨损他的努力，使他的一番苦心有可能变成沙滩上修筑的高塔。
卢斯与蒋介石的这种复杂关联，实在颇具历史意味。《史沫特莱传》的作者这样分析道：
亨利·卢斯显然认为他自己是一名国家政策制订人，而且，据他看来，美国在其中发现了它的自我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人心之战，意识形态的抗争。他出生于中国，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建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一直是他梦魂萦绕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再加上美国传教人士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努力追求和蒋介石的皈依基督教，都使得无论是卢斯或是美国各派教会，全对国民党抱有一种基于自利的忠诚。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引发了对于蒋介石的过甚其辞的赞美，以至使得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而对于他的任何批评都成了不许可的禁忌。（《史沫特莱传》，第333页）
过去，一些专家，包括卢斯的传记《卢斯与他的帝国》的作者在内，主要强调的是卢斯对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指出《时代》的报道常常先入为主地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新闻素材，从而达到主导舆论的目的。这有道理。但是，也应看到，恰恰也是卢斯的《时代》、《生活》，1937年率先发表毛泽东和中共红军的报道和照片，如今，1943年3月，又独家发表了披露河南饥荒真相的报道。白修德自己也回忆说，宋美龄在美国看到他的报道后曾大发脾气，要卢斯解雇他。不过，卢斯没有答应。
兰德在他的《走进中国》中说：“五月，在做过一番深刻反省之后，卢斯在《生活》上发表了赛珍珠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的长文。他这样做，主要因为他不愿被人指责为误导美国人民。”卢斯的内心当然是复杂的。他在决定发表赛珍珠的文章后，亲自写信给白修德，以一种委婉而又带有无奈的口气开导白修德：“但是要想一想，白修德，伟大的事实是重庆还没有被打垮！”他还指出：“这才是你应该关注并加以说明的事实……你一直对中国、对委员长充满信任……也许你感到你已经传达出了过多的信任——或者说过于轻易的信任。我写信给你只是想说你不要有这种担心。信任仍然需要，而且不能有任何犹豫，最为重要的便是传达出这种信任。”（参见《走进中国》）这便是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卢斯。
一位研究卢斯的专家这样概述卢斯的刊物1943年、1944年所发表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
到1944年，卢斯相当关切许多对中国局势的批评报道，并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不断受到质疑而苦恼不已。然而，笃信公众有权知道一切的原则，《时代》和《生活》经常发出批评的声音。赛珍珠忧虑重重的文章《中国错在哪里？》，1943年5月在《生活》上发表。《时代》（1944年2月14日）随即发表了孙逸仙夫人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她的文章讲述了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河南饥荒等问题。接着，下一个星期，《时代》发表一篇揭露宋氏家族内部一直存在着的矛盾，以解释为何孙逸仙夫人不仅不赞同她的妹夫蒋，而且还公开予以反对。对孔祥熙、宋子文、委员长夫妇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权利斗争，也做了评述。在1944年3月6日这期《时代》上，一篇报道披露蒋介石拒绝同意记者访问延安。它还概述了国共之间从未停息过的相互抱怨。（《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