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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学生发表演讲。她激动万分，扶着讲桌，身体几乎要垮下去。然而，两天后，美龄又继续她的使命：前往芝加哥，前往旧金山，发表演讲。（《时代》，1943年3月15日）
将近六十年的时光倏忽而去，美丽的威斯理校园里已很难寻觅到宋美龄当年踪影。在书店里，翻阅多本关于威斯理学院的图书，未见一本提及曾经令母校为之骄傲的这位中国学生。问书店小姐，自然也难知“MadamChiang”这个一度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的名字。
走到中文系教室走廊，忽然发现，在告示牌上五光十色大小各异的招贴中，夹杂着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剪报。剪报为复印件，一角已被盖住，标题“蒋夫人下月六日104岁嵩口”，后面缺的一字，想必是“寿”。剪报的时间为2001年2月15日，距我寻访威斯理校园已近半年。
一张不起眼的剪报，成了一百零四岁的宋美龄与她的母校的唯一联系。
落寞的身影远去了。
1943年在美国的宋美龄却是风光十足，《时代》甚至不乏溢美之辞地这样评价她在美国进行的巡回演讲：
蒋夫人强有力的具有魅力的思想，已经使她的使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假如不是瘦弱和疲劳过度，她的身体能够更好地与其坚强意志相协调，那么，她的巡回演讲就会像飞行英雄林德伯格1927年的巡回演讲、总统候选人威尔基1940年的火车巡回演讲一样，成为影响强烈的一次个人的凯歌之旅。上个星期，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面对两万群众发表演讲，她的旅行达到了高潮。……（《时代》，1943年3月15日）
然而，美国国会演讲、与罗斯福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场面浩大的欢迎大会……宋美龄1943年访问美国时的所谓高潮迭起，并没有带给她多少所需要的实质性内容。
自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两位美国将军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陆军中将史迪威（JosephStilwell），他由罗斯福总统推荐前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援华物资拨配及滇缅公路监理人。另一位是美国空军的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他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以组织美国退役空军人员成立“飞虎队”、直接参与中国抗战而著称，后来，他重新应召入伍，担任美国空军准将，正式组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区投入对日作战。宋美龄来访美国的背景，是史迪威、陈纳德两种不同对日作战方案的冲突。冲突之中，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在形成，在加深。一次影响中国政局乃至决定蒋介石未来前途走向的危机，也在这样的背景中悄悄临近。
关于史迪威与陈纳德的两种不同作战方案，当年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新闻官员的格兰姆·贝克这样写道：
作为陆军军官的史迪威将军从地面部队的实力出发，主张采取稳健的方针。他的主张是：首先在印度的训练营地分批训练中国士兵，使其成为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然后夺回缅甸北部以重新打开通向中国的陆上通道。与此同时不断促进中国军队的改革，当缅甸通道打通时，美国武器就能大批运入。这时就可以建立更多的训练中心，使中国士兵学会使用这些美国武器。另外，还要建立起一整套军用品供应基地网并大大改善整个地面交通状况。这样中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就会不断增强。当这种力量足以使日本不敢轻易进攻国民党控制区时，就可以在中国建设若干巨大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始轰炸日本列岛。
与此相反，空军出身的陈纳德将军赞成急进的方针，主张立即对日本进行空中袭击。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他自己透露说，在威尔基访华时，他曾托威尔基把一封密信转交罗斯福。在信中陈纳德夸口说，只使用当时在中国基地上的不到一百五十架美军飞机，他就能“让日本垮台”。尽管他后来大大修改了这种估计，但他仍然相信使用飞机就可以很快地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只要得到来自基地的空中支援，就可以保卫住这些美国空军基地。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第409页）
两者之间，蒋介石与宋美龄显然更倾向于陈纳德的方案。在抗战前中国空军创建之初，宋美龄就对航空格外青睐，甚至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直接过问空军组建事务。早在1937年春天，正是她热情邀请已退役的陈纳德来到中国担任空军顾问。如今，陈纳德提出的空中打击方案，与史迪威提出的方案相比，在时间、兵力损耗诸方面，显然更具诱惑力。此次访问美国，宋美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具体而言，就是在两种不同的对日作战方案中，希望美国加大对空中打击方案的支持，向中国提供更多的轰炸机。
对陈纳德的空中打击方案，在美国国内虽有不同意见，但至少在1943年年底前，中国还是被视为进攻日本的最佳地点。在1943年12月《时代》选择陈纳德将军作为封面人物时，曾报道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的看法：
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深知，占领吉尔伯特群岛只意味着美国朝东京前进了一小步。上将为这一小步而自豪，但他只能在上方俯瞰群岛。在近一年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檀香山的记者说：“我的意见是，从中国去把日本打败……中国以她的人力资源，使用那些其距离易于进行空中打击的机场，将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时代》，1943年12月6日）
可是，尽管如此，就在宋美龄风光十足地进行巡回演讲过程中，从中国返回的美国军方考察团则明确表示，目前尚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时代》以《不可能及时》为题报道说：
目前，假如只能靠空中提供补给，就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这是阿诺德少将（Am01d）访问中国后向民众做报告时所明显透露的意思。
在曼哈顿举行的欢迎蒋夫人的集会上，阿诺德将军说，罗斯福总统派他去重庆，指示他考察如何最佳地在中国部署空军力量。他告诉公众，为什么不能靠空中运输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如下：
没有足够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九个前线与轴心国作战。向任何一个前线增援大量飞机，不可能不从另外的前线抽走一部分。我们没有多余的，没有多余的飞机——每架在工厂里正在组装的飞机，都是固定为某一确定的前线、某一确定的目标提供的。航空生产无疑是在增长，但在一段时间里，至少目前，我们只能用今天的飞机进行今天的战斗。”
……
印中航线的飞行相当艰难。“我们的人员必须飞越比落基山脉高得多的山脉，必须飞越或接近日本控制的区域。在冬天，飞机会被冻住；在夏天，他们又将面对雷雨和龙卷风。在印度的一些地区，一天的降雨量有纽约一年之多。在有的地区，却终年无雨，常常有可怕的沙尘暴。”
中国没有燃料。“我们在中国的空军使用的每一加仑的航空油，都靠空中补给提供。每架运输机必须携带——超过通常降落时的标准重量——足够的航空油，这样才能返回印度。”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理由。一个拥有四百架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的中国基地，每个月需要七万五千吨航空油、炸弹、子弹（按每架飞机每月执行十五次飞行任务计算），基地之间的移动，又需要更多的额外补给。四引擎的运输机，每次降落时标准载重量为十吨，但其中有四吨物资系提供给机组、零部件及返程航空油。这样，每次航行只有六吨战斗物资可从印度运到中国。换句话说，一千架最大型运输机，每月执行大约十二次飞行任务，就等于另外还得有同样多的飞机在运转。可是，在这条航线两端，目前均不能保证提供所需飞机或合适的机场。
对中国的真正帮助，盟国在中国用以对日战争的基地的真正使用，有待于清出一条陆地运输线，可能通过缅甸。阿诺德将军说：“我们有一句格言完全适用于在远东的空中行动的展开：问题要立即解决；短期内却不可能。”（《时代》，1943年3月15日）
在欢迎集会上，阿诺德将军发表这番演讲，的确显得直爽而颇不客气。无疑，他往宋美龄的热切期待上泼了一大盆凉水。可以揣测，在感受公众热烈欢迎的气氛的同时，宋美龄从阿诺德的言语中也感觉到了失望。
失望只是从空中跌落地面的一个开始。对于宋美龄，更大的打击来了。
二 光环忽然黯淡了
1943年2月，当宋美龄正在华盛顿引起轰动的时候，《时代》的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与同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Forman）两人正在洛阳一带采访。
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重庆《大公报》因独家报道此事而被勒令停刊三天，这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利用其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日夜兼程前往灾区采访。作为记者，其天职就是要目击现场，披露真相。白修德想履行他的职责。出发时，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并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
离开重庆，从个人而言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白修德想摆脱这里的沉闷，到被禁止报道的地方获取敏感素材，从而激发新闻活力。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概括太平洋战争后重庆的状况：
现在，日本人的注意力已从重庆转到太平洋战争。在过去大轰炸和封锁的日子里，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城市——如伦敦在闪电战中的表现一样。但如今不再受到轰炸，随之令人烦恼的是食品、住房，以及何时能够予以提供；呈现出来的是乏味画面，艰苦仍没有摆脱，而它曾激发出的活力却消失了——甚至苦难也因持续太久而色彩全无。（《走进中国》，第242—243页）
令白修德这样一些外国记者感到越来越痛苦的，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像通常一样，新闻检查制度令记者几乎难以发出报道，因为这些真实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的反映上。你不能写这些。你不能写通货膨胀。你不能写中国人的一个发明——不加控制地印制纸币，这导致商品购买越来越麻烦，因为物价像天文数字一样飞涨。……（《走进中国》，第242页）
身在美国的《时代》、《生活》的老板和出版人卢斯，当然知道白修德及同行们在重庆产生的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不满。尽管他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竭尽其能地在美国公众面前为他们塑造出完美的形象，但对新闻检查制度引发的外国记者的不满，他不能不视若无睹。他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董显光去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董显光回信予以解释说：
“就个人而言，我对严格的审查制度感到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