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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芜的合作也是采访中涉及比较多的话题，在我看来，这种夫妻档是我国电影产业化不完备时期的产物，导演没能从制片人手中接过现成的剧本，总是拿着小说回家让老婆帮忙，显然不是个办法。两个人在家琢磨再三，写出个剧本再到处寻找投资，更不是产业化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在1995年成就了霍建起，在今天还是否能维持下去？或者说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发展，大家都在重新定位，重新寻找合作的方式，霍建起也会面临诸多新的选择，当然，他继续“旧”下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霍建起不愿意多谈思芜，他只是说我们两个挺像的。
让我们回到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2006年的夏天，铺天盖地的娱乐新闻带给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在霍建起电影中出演角色的演员们的消息：刘烨：《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陆毅：《七剑》；胡军：《长恨歌》；赵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董勇：《霍元甲》；邵兵：《神话》；潘粤明：《京华烟云》；郭晓冬：《北京我的爱》；何晴：《双枪老太婆》；陈好：《粉红女郎》……十年间变化巨大，斗转星移。小演员变成了大明星，新面孔变成了万人迷，电影也在变：或华丽昂贵，或笑容可掬，或风卷残云，或异军突起；电影院越来越多，学电影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拍电影的民营公司越来越多，每年的电影产量也越来越多。电影百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站在这个门坎上的霍建起在想些什么呢？他将如何作出他的选择呢？
他说，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还是在寻找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选题，有时候需要一点耐心。我问他面对新的电影局面，他会对自己作出哪些调整？他说可能比以前要更多地适应投资方的要求，至于具体到哪些问题，他说，很多。我问他会不会觉得不适应，如果他以往比较习惯按照自己的意思创作的话，他说，还好。我说我们一直在谈的都是你做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你是怎么做的，其实我还想知道，有什么是你不会做的，最好不要离创作太远，别跟我说你不会登月。也别再回答我两个字。他想了想说：“我尽量不拍我不喜欢的和不适合我拍的作品。我不会用对待体育比赛的心态对待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不是竞争，更不是你死我活。我可能不会自己说自己的作品多么多么好，我觉得那样不够谦虚。我也不会上谈情感的电视节目。”一个看上去平和的人内心深处也是有骄傲和锋芒的。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对他说，能不改变最好不要改变，就像那些在某一领域里甘于寂寞的人们那样，守住自己的内心，抵御外来形形色色的诱惑，保持一种不合时宜的风度，然后安静地创作。他说，其实，我的生活和创作没有你说的那么惨烈和孤绝，我基本能够适应今天的现实，也基本能承受需要面对的压力和挑战，随着时代的演变，总有一些观点会动摇，但也总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我们，拍了十年电影，很不容易，期间很多苦辣酸甜，但是也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我说，这正是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个挺缺乏创意的问题，哪些事情比较难忘呢？
他说，的确，我在以前的采访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容易回答上来：拍《赢家》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替身演员，一个真的左腿截肢的小伙子，个子也有邵兵那么高。那天下雨，运动场上积了些水，替身演员拄着拐杖和我们一起往拍摄现场走，邵兵忽然对那个小伙子说，我背着你吧。然后就弯下身把替身背起来走了。拍《歌手》的时候，我们在黄河大桥的桥头哨所拍戏，一个特别年轻的小战土在放在露天的一个汽油桶里洗澡，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后来把这个镜头用在了片子里。那个小战士有一盘刘欢的磁带；磁带盒旧得什么都看不出来了。拍《那山那人那狗》，父与子在远处的山坡上走，忽然，滕汝俊老师从画面上消失了，等我从监视器上抬起头来，发现山坡上只剩下刘烨，正焦急地把滑下去的滕老师往上拉，这时候从耳机里听见滕老师问刘烨：我脸没事吧？拍《蓝色爱情》的时候，袁泉从桥上往下吊着，潘粤明在海里泡着，怕他坚持不住，有一个救生圈。实拍的时候，潘粤明没办法在海浪中把救生圈推出画面外，在附近小船上打板的女场记冯颖见大家都很着急又没办法，穿着衣服扎进海里，游过去拉出救生圈。拍《生活秀》的时候，临时借了当地一个人的“凌志”车，因为反复拍陶红在雨中下车，和陶泽如争吵，结果把人家的车弄得里外全是水，一塌糊涂，对方一直在边上看着等着，戏拍完，什么都没说，上车就开走了……他说十年里有很多这样的小事，在当时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感叹，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浮上来，带给你一种感动，让你想起一些人和一段日子，他说我们对往事总有一种伤怀，很温暖，很美好。
我说，是的。
我很少把文章写得这么长，但已经这么长了，还是觉得挂一漏万，也不知道读者能不能通过这篇东西对霍建起和他的电影形成一个更有帮助的印象，我担心这么长的文章还有没有人能读完，就像担心霍建起下一部电影的票房一样。还想再说两句我个人写这篇文章的体会，我觉得霍建起像那些生长缓慢的树，身上带着很久以前的痕迹，不轻易改变姿态，但不等于没有活力。我还觉得他基本没有被名气和成功摧残，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情和本色，没有飞快地衰老。我觉得他的状态挺好，挺难得的，至少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嫌弃他。
水波不兴就水波不兴吧，可以映照一轮明月。
2006年5月8日
落寞的身影
李 辉
一、从空中到地面
来到美国威斯理（Wellesley）学院，就像走进了公园。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校园消融于田园风光中。教堂耸立于坡顶，湖泊躺在舒缓起伏的山丘之间，花丛树影从路边草地上一直延伸到湖畔。汽车如在画里行。拐弯，下坡，美景迭现。难怪人们认为它是美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站在湖边，仰望高处教堂塔影，我甚至怀疑，在这样的美景中，一个人怎么还会有心思念书？
带我走进威斯理学院的是美国朋友彼得·兰德（PeterRand）。兰德先生是一名作家，在波士顿大学新闻系讲授写作课，与中国有着特殊关联。他的父亲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华记者，亲历了中国的抗战与国共内战的过程。正是在追寻父亲故事的过程中，兰德对父辈们在中国的经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撰写了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的文学传记类作品——ChinaHands（中国通）。1927年大革命中的斯特朗、瑞娜、希恩，三十年代的斯诺夫妇、史沫特莱、伊罗生，抗战期间的白修德等，他们既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报道者，也是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中国历史命运的密切关系，在兰德的笔下得到了生动描述。书的副题写得好：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这本书的中译本书名为《走进中国》。
这一次，是《走进中国》的作者带我走进威斯理学院，时在2001年8月。来到这里，我是为了寻访宋美龄的陈迹残影：1913年到1917年她在这所女子学院度过的大学生活；1943年她在美国轰动一时的重返母校的访问……
对于《时代》的读者来说，宋美龄与其母校的关系并不陌生。早在1931年，《时代》就曾报道过一批威斯理学院校友在南京与宋美龄的见面，并按照美国习惯将她称为“第一夫人”：
当蒋介石主席从中国漫长的战争中抽出时间走回家里，他便会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第一夫人美龄——少女时她在威斯理学院留学，发型留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社交样式，饰以珠宝，她是虔诚的循道宗的基督徒。上周，第一夫人美龄又一次接受了她很少拒绝的拜访请求——最迫切的请求是来自威斯理学院的女校友，她们希望被接见。觐见中国第一夫人总是安排喝茶。
喝茶地点是在第一夫人在其丈夫的首都南京的住所，小巧的房子由红砖和灰水泥高墙环绕。为什么她从不和丈夫一起露面？为什么他们没有孩子？她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尽管一般只可能回答其中一两个问题，但上周，中国的这位优雅、坦率的第一夫人，却向她的威斯理学院的校友回答了过去一年的所有问题。她最后的也最简洁的回答是：
“我一直在考虑生育孩子如何使母亲无法履行社会义务，中国目前需要的是自由的妇女来训练别的妇女。”
第一夫人美龄的首要社会工作是抚养孤儿，他们的父母均死于她丈夫的战争中。
问到她是否一起参加蒋主席的行军。她温和地说：“是的，我经常想这么做，经常！但把我们两个的生命同时都放在危险之中，显然是不明智之举。”
直到上周，所有威斯理的来访者还在说到为他们倒茶的第一夫人美龄，身着上等丝绸的中式旗袍，脚上的鞋则是在威斯理制作的（不是中式的），她操一口带有波士顿口音的英语，戴着亮闪闪的珠宝戒指，珍贵的翠玉耳环。一个女校友惊叹道：“这个古董花瓶真美！”这时，美龄优雅地回答：“不错，它很古老。但那边的那个玉瓶更老，有八百年了……”（《时代》，1931年10月5日）
宋美龄重返母校是在1943年3月，她正沉浸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与罗斯福总统夫妇会见引起的轰动之中。于是，母校之行，为她的1943年增加了一个怀旧的细节。
我在前往威斯理学院之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查阅了1943年的《时代》杂志，并将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全部复印下来，其中就有对宋美龄重返母校的报道。
宋美龄给母校带来了兴奋，带来了她在美国的一大笔稿费作为个人捐款。有意思的是，她喜欢穿宽松长裤，这却给校方带来了措手不及的时装解放的冲击波。《时代》描述道：
威斯理学院最有名的毕业生，上个周末回来了，她就是声名荣耀的1917届学生宋美龄。她要来看看，自从上次参加过五一滚铁环、六月歌舞活动以来，这座校园发生了哪些变化。
蒋夫人乘车穿过威斯理村，它看上去“一点儿也没有变化——而是更像图画一样”。在她当年作为高年级学生住宿过的塔楼学生宿舍区，这一次为她准备了一套房间。她出席一场由1917届八十名同学举行的非正式欢迎会，她们欢笑，聊天，就像是当学生时的姑娘。漫游校园时，她身穿一条海军蓝宽松长裤，之后威斯理学院校长坦率承认：“她的宽松长裤，粉碎了我们反对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