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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会认为文科政史地的学习方法只有背诵，所以在课堂上，只要能够应付过去40分钟就行了。政史地的课最好上，因为都是“混”的，只要会开口说话的人都能应付这些课的课堂，那些优秀的政史地教师，就是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不要吵吵闹闹、在课后战战兢兢背诵的教师。
袁杏气狠狠地说：“连老师们都是这种想法，这还叫我们怎么上课？什么新课程，还不是老一套？！”
老于说过什么？老于不是早就说过首先得要有理念上的突破，一定要从观念上改变么？可是，观念的改变似乎并非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要害。现实当中理念的突破、观念的改变太难了。在这个酱缸中，大家对高考该咸还是该淡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并且在课程改革和高考之间，所有的人（家长、领导、老师和学生）更看重具有实利性的高考；在看重高考的时候，有一点是不变的，那自然就是分数。
袁杏继续发牢骚。“谁都不重视，到时候还要向你要求成绩必须好。备课麻烦、上课麻烦、作业麻烦——我们干着最难干的活，却拿着第三等的代课津贴，——只比音体美好一点，甚至还不如后勤上的教辅人员。每次高考完了，学生报志愿来问我，我从来都只建议他们去报英语、中文，千万不要报我们这个专业。再喜欢也不能报，就只是当作一个业余爱好吧。不要像我们一样学错了专业一辈子受气。可是我们这个专业也得有人来教学生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些政史地音体美对于学生的成长确实是很重要的。政史教人明辨是非，地理让我们懂得世界、自然、和谐。音体美就更不用说了——身体健康、能够欣赏、能体会生活。数学呢，我只有买菜的时候才用加减乘除——当然，高华说过数学可以训练人的思维，是各科学习的基础训练。可是啊，一些农村的老太太要比许多城市白领讲道理的多；而且，政史地就不能训练人的思维了吗？就不能教会人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了吗？再说说英语——我的英语一直不好，应该说在英语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正因为我花去了那么多的时间都没有能够掌握这一门外国语言，我才更加地怀疑英语教学的方向。我们怎么能够把一个在人与人交流时，需要运用起来生动灵活的工具变成了厚厚的习题册？我们的学生去努力钻研最正宗最正确的英语表达方式，莫非是想要去抢国占外国人英语教学的饭碗吗？可是，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英语‘大师’却不能张口和人家交流，这岂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多少的时间花在了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习题的训练上，不能游戏，不能休息，不能和家长交流，唉！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每个人的接受能力和特点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硬要大家都一样。我们的学生就像被装在一个瓶子里，只能按照一个模式生长。我们干嘛要把教科书编得那么难？干嘛人人都得成为科学家、政治家、麻省的MBI？为什么不可以去当技术员、司机、农民？干嘛不让学生多动手，多思考，多锻炼？——我不想贬低那些‘主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是要看不起‘副课’，好像这些课一无用处。如果真是一无用处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设置这些课程？——想一想，真没意思。”
我常常会听到袁杏在工作方面的抱怨，但我知道我的这位朋友从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攻击任何人、任何制度，她的批评源自她的思索。这些思索无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我尊敬能够思索的人。所以，差不多每一次，我都会支持她，可是这一次我准备反驳一下她。我说：“现在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当父母的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不幸福；为了以后的幸福，现在就得要拼命学习。我们用一种把学习看成是接近幸福的捷径的目光来看待学习，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信奉目标要远大的缘故。难道你会放任妮妮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落下学习？你有这样的勇气——拿妮妮的将来赌一把吗？我想你不会的，所以每天晚上你会督促妮妮完成数不清的作业——这些作业中的一部分在你看来也许是多余的，可是你还是会要求妮妮认认真真地完成它们。”既然说道了妮妮，我就询问起刚升入初中的妮妮在新学校的学习。
袁杏对妮妮的学习不太满意，她认为自己女儿学习的动力严重不足。“有时候我真的要崩溃了。我和梓楠都算是做事情很认真、生活还算是简朴的人，可是妮妮这孩子的身上怎么没有一点点我俩的影子？整天关心的是吃喝玩乐；看的书都是那种在穷困潦倒时候还是可以悠闲地做黑椒牛排，吃或者就是那种不用吃饭也要恋爱的校园小说。我给她看《德伯家的苔丝》，她就说看不懂；可是爱看的那些书呢，趁着晚上我们睡了她就偷偷的打开灯不睡觉也要看——让梓楠发现了，就挨了一顿打——唉！干什么都是个马虎，拖泥带水的。现在还没有考试，如果考试了，唉，我可不敢想这孩子会是什么成绩。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争取班上的第一名甚至前十名。前几天，我和梓楠跟她谈了一下午，虽然她‘嗯嗯啊啊’的，可是我看作用不大。这孩子是个慢性子，干事情磨磨蹭蹭的，一点都没有那种争第一的劲头。”
“其实妮妮挺好的，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现代很自然的女孩子的样子，你和梓楠偏偏要把她改造成为正统的淑女，这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
袁杏悲哀地叹了一声，说：“我们要求她的，全都是最基本的，从来都没有过分地要求她干这干那。可是就连这最基本的，她都做不好。”
我说：“不要说孩子了，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够把最基本的事情干好几件？还说你的要求不高？”
“可是她正在养成习惯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去提出这些要求，她身上以后尽是些坏毛病，这以后怎么生活得好啊？比如她的学习，唉，我现在有点后悔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坚持买些课外习题给她做，现在的数j□j算是一塌糊涂！昨天我刚给她买了两本数学习题册，让她加在作业里一起完成。”
我笑起来，“你这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
“你刚才不是大肆批评现在的教育吗？现在，你可是它忠实的履行者啊。”
“嘿，百合。现在你可不要嘲笑我。再过两年，你也会亲身体验这种言由衷而行不由衷的痛苦了。”
我说：“等到小雪上中学的时候，希望这种局面会有所转变。”
袁杏怀疑我的这种乐观没有道理。她反问道：“会吗？看看咱们学校，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你认为以后会发生大的变化吗？”袁杏指的是正在老师中间流传的晚上要给学生上课的消息。据说，校长认为这是在省教育厅不容许假期补课的严峻形势下（顺便说一下，现在周六也不用上课了。虽然实际上通过把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七节课变成了现在的每天八节课，课时未变，且不能在收周六补课费，但是大多数老师还是很高兴的）努力使已经拥有很大基数的上线率再一次大幅提高的好方法。
我只好说尽人事，听天命。
“我倒是愿意尽人事，可怎么尽？我们掏出一片火热的心来，想要好好做事情，却总是会遭遇潜规则的寒流。有人说我太计较，说表面上敷衍一下就可以了，不必太认真。可是，我们这里是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如果我们总是在敷衍，我们怎么面对学生？我们也要这样来教育学生做事情吗？现在……唉！规章制度本来是规范行为的，堂而皇之的挂在那里，现在却成了只对老实人有用。可老实人不用这些东西还不是一样地兢兢业业？奖励制度本来是激励人的，却反而因为条条框框太多，让人只有精力去算计是否按规定完成了，感觉上好像什么都是人家算计好了的，哪里有热情好好工作。——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不够顽强？也许领导是在用这些考验我们？最终他们会比较公平地看待我们的工作？可是现实是赏罚不公正！每一次的奖评标准都要变，完全是照人定标准嘛。我们都是陪衬罢了。”
我想起一件事，就问：“你的职称怎么样？今年有希望吗？”
“谁知道啊……”袁杏长长吐出一口气。“那就看人家学校今年又会是什么政策吧，不是有人说过吗？——‘领导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把握的。听说今年报高级职称的人不多。如果条件不变，你一定会是名列前茅。就算他们把条件变来变去，但你完全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凭你这么多年写的论文，加起来也有一百多分了吧？”
袁杏看到了希望，变得高兴起来。“但愿吧。不过在咱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作者有话要说：
☆、第二十章
虽然有些懊丧，但每一天还是在恪尽职守的努力中渡过。教师的工作是个良心活（或者说许多工作都是良心活）。有再多的埋怨，在备课和讲课的时候都得抛开。这样到了每年秋季开学不久召开教师节大会的时候，才不会感觉心中惴惴不安，才能安然地在会场中坐在热情的学生的前面。
这两年教师节的大会有一个特点：校长总是会先说一些恭维话给那些尊敬的、资助过蓝天中学的企业家（坐在最前面的老师看得很清楚——这些尊贵的客人坐在主席台上百无无聊地玩着手机，大概并没有认真听什么），这占了校长发言的主要部分；然后就开始从学校的各种制度要求入手，批评乃至于威胁可怜巴巴的老师们：“要是谁谁谁如何如何，就不要怪学校如何如何……”
对于教师节大会上校长的发言，我和袁杏都感觉到很遗憾。其一，在教职工面前一贯趾高气扬的校长没有料想到他对于企业家的尊敬在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卑贱。用太过明显的巴结语气在去年、今年重复地赞扬同一个企业家懂教育（据说企业家的孩子品学兼优，在上海上大学，更可喜的是今年考研成功），不但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话，让人听了之后多少会觉得有点恶心。更何况是当着这么多十几岁的学生说的。难道学生会听不出来这些话当中的阿谀奉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因此而对学校的神圣感大打折扣？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学校早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了，校长以身作则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在他们的眼里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谁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才是奇怪的。但是，我和袁杏还是会觉得遗憾，甚至可以这么说，大家越是以为它自然，我们就越是感到遗憾。校长发言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存心去奉承谁，可是，这样的发言，让人悲哀。
我们感到遗憾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教师节——这可是教师们的节日啊。在这一天，他们应该自我感觉良好，应该体会到被关注、被尊重。可是在这一天，他们却依旧被威胁，而且还是当着自己的学生的面被指责被威胁的，仿佛在蓝天中学只有大大小小的领导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发展呕心沥血，天天和学生们在一起的老师们都是些不思进取、不好好干事的家伙，唉！为什么在像我和袁杏这样无害的人不自觉地把自己和一些领导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