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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次比赛没有比成。
我们把比赛用的剑、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一古脑儿落在他妈的地铁上了。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我得不住地站起来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结果，我们没到吃晚饭时间，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就已回到了潘西。乘火车回来的时候全队的人一路上谁也不理我。说起来，倒也挺好玩哩。
我没下去看球的另一原因，是我要去向我的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他患着流行性感冒，我揣摩在圣诞假期开始之前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写了张条子给我，说是希望在我回家之前见我一次。他知道我这次离开潘西后再也不回来了。
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过了圣诞假后不再要我回来，原因是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又不肯好好用功。他们常常警告我，要我好好用功——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我父母来校跟老绥摩谈过话以后——可我总是当耳边风。于是我就给开除了。他们在潘西常常开除学生。潘西在教育界声誉挺高。这倒是事实。
嗯，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象巫婆的奶头，尤其是在这混帐的小山顶上。我只穿了件晴雨两用的风衣，没戴手套什么的。上个星期，有人从我的房间里偷走了我的骆驼毛大衣，大衣袋里还放着我那副毛皮里子的手套。潘西有的是贼。不少学生都是家里极有钱的，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也越多——我不开玩笑。嗯，我当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尊混帐大炮旁边，看着下面的球赛，冻得我屁股都快掉了。只是我并不在专心看球。我流连不去的真正目的，是想跟学校悄悄告别。我是说过去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一些地方，可我在离开的时候自己竞不知道。我痛恨这类事情。
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
要不然，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总算我运气好。刹那间我想起了一件事，让我感觉到自己他妈的就要滚出这个地方了。我突然记起在十月间，我怎样跟罗伯特。铁奇纳和保尔。凯姆伯尔一起在办公大楼前扔橄榄球。他们都是挺不错的小伙子，尤其是铁奇纳。那时正是在吃晚饭前，外面天已经很黑了，可是我们照样扔着球。天越来越黑，黑得几乎连球都看不见了，可我们还是不肯歇手。最后我们被迫歇手了。那位教生物的老师，柴柏西先生，从教务处的窗口探出头来，叫我们回宿舍去准备吃晚饭。我要是运气好，能在紧要关头想起这一类事情，我就可以好好作一番告别了——至少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做到。因此我一有那感触，就立刻转身奔下另一边山坡，向老斯宾塞的家奔去。他并不住在校园内。他住在安东尼。魏思路。
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然后稍停一下，喘一喘气。我的气很短，我老实告诉你说。我抽烟抽得凶极了，这是一个原因——那是说，我过去抽烟抽得极凶。现在他们让我戒掉了。另一个原因，我去年一年内竞长了六英寸半。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差点儿得了肺病，现在离家来这儿作他妈的检查治疗那一套。其实，我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
嗯，等我喘过气来以后，我就奔过了第二0四街。天冷得象在地狱里一样，我差点儿摔了一交。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奔跑——我揣摩大概是一时高兴。我穿过马路以后，觉得自己好象失踪了似的。那是个混帐的下午，天气冷得可怕，没太阳什么的，在每次穿越马路之后，你总会有一种象是失踪了的感觉。
嘿，我一到老斯宾塞家门口，就拼命按起铃来。我真的冻坏了。我的耳朵疼得厉害，手上的指头连动都动不了。“喂，喂，”我几乎大声喊了起来，“快来人开门哪。”最后老斯宾塞太太来开门了。他们家里没有佣人，每次总是他们自己出来开门。他们并不有钱。“霍尔顿！”斯宾塞太太说。“见到你真高兴！进来吧，亲爱的！你都冻坏了吧？”我觉得她的确乐于见我。她喜欢我。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嘿，我真是三脚两步跨进了屋。“您好，斯宾塞太太？”我说。“斯宾塞先生好？”
“我来给你脱大衣吧，亲爱的，”她说。她没听见我问候斯宾塞先生的话。她的耳朵有点聋。
她把我的大衣接在门厅的壁橱里，我随使用手把头发往后一掠。我经常把头发理得很短，所以用不着用梳子梳。“您好吗，斯宾塞太太？”我又说了一遍，只是说得更响一些，好让她听见。
“我挺好，霍尔顿。”她关上了橱门。“你好吗？”从她问话的口气里，我立刻听出老斯宾塞已经把我被开除的事告诉她了。
“挺好，”我说。“斯宾塞先生好吗？他的感冒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霍尔顿，他完全跟好人一样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合适……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里，亲爱的。进去吧。”
第02节
他们各有各的房间。他们都有七十左右年纪，或者甚至已过了七十。他们都还自得其乐——当然是傻里傻气的。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混，可我并不是有意要说混话。我的意思只是说我想老斯宾塞想得太多了，想他想得太多之后，就难免会想到象他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我是说他的背已经完全驼了，身体的姿势十分难看，上课的时候在黑板边掉了粉笔，总要坐在第一排的学生走上去拾起来递给他。真是可怕极了，在我看来。不过你要是想他想得恰到好处，不是想得太多，你就会觉得他的日子还不算太难过。举例来说，有一个星期天我跟另外几个人在他家喝热巧克力，他还拿出一条破旧的纳瓦霍毯子来给我们看，那是他跟斯宾塞太太在黄石公园向一个印第安人买的。你想象得出老斯宾塞买了那条毯子心里该有多高兴。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有些人老得快死了，就象老斯宾塞那样，可是买了条毯子却会高兴得要命。
他的房门开着，可我还是轻轻敲了下门，表示礼貌。我望得见他坐的地方。他坐在一把大皮椅上，用我上面说过的那条毯子把全身裹得严严的。
他听见我敲门，就抬起头来看了看。“谁？”他大声嚷道。“考尔菲德？进来吧，孩子。”除了在教室里，他总是大声嚷嚷。有时候你听了真会起鸡皮疙瘩。
我一进去，马上有点儿后悔自己不该来。他正在看《大西洋月刊》，房间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鼻子里只闻到一般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这实在叫人泄气。我对生病的人反正没多大好感。还有更叫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浴衣，大概是他出生那天就裹在身上的。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或者浴衣。他们那瘦骨磷晌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腿。老人的腿，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总是那么白，没什么毛。“哈罗，先生，”我说。“我接到您的便条啦。多谢您关怀。”他曾写了张便条给我，要我在放假之前抽空到他家去道别，因为我这一走，是再也不回来了。“您真是太费心了。我反正总会来向您道别的。”
“坐在那上面吧，孩子，”老斯宾塞说。他意思要我坐在床上。
我坐下了。“您的感冒好些吗，先生？”
“我的孩子，我要是觉得好些，早就去请大夫了，”老斯宾塞说。说完这话，他得意的了不得，马上象个疯子似的吃吃笑起来。最后他总算恢复了平静，说道：“你怎么不去看球？我本来以为今天有隆重的球赛呢。”
“今天倒是有球赛。我也去看了会儿。只是我刚跟击剑队从纽约回来，”我说。嘿，他的床真象岩石一样。
他变得严肃起来。我知道他会的。“那么说来，你要离开我们了，呃？”他说。
“是的，先生。我想是的。”
他开始老毛病发作，一个劲几点起头来。你这一辈子再也没见过还有谁比他更会点头。你也没法知道他一个劲儿点头是由于他在动脑筋思考呢，还是由于他只是个挺不错的老家伙，糊涂得都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屁股哪儿是自己的胳膊弯儿了。
“绥摩博士跟你说什么来着，孩子？我知道你们好好谈过一阵，”“不错，我们谈过。我们的确谈过。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呆了约莫两个钟头，我揣摩。”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哦……呃，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他说得挺和蔼。我是说他没有蹦得碰到天花板什么的。他只是一个劲儿谈着什么人生是场球赛。您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加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绥摩博士已经写信给你父母了吗？”老斯宾塞问我。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你自己写信告诉他们没有？”
“没有，先生，我没写信告诉他们，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回家，大概在晚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想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嗯，……他们听了会觉得烦恼，”我说。
“他们一定会的。这已是我第四次换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经常摇头。“嘿！”我说。我经常说“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词汇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很幼稚。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可有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却象十三岁。说来确实很可笑，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我真有白头发。在头上的一边——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从小就有。可我有时候一举一动，却象还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是我父亲。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完全对。人们总是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我压根几就不理这个碴儿，除非有时候人们说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起火来。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
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老斯宾塞又点起头来了。他还开始掏起鼻子来。他装作只是捏一捏鼻子，其实他早将那只大拇指伸进去了。我揣摩他大概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当时房里只有我一个。我倒也不怎么在乎，只是眼巴巴看着一个人掏鼻子，总不兔有点恶心。
接着他说：“你爸爸和妈妈几个星期前跟绥摩博士谈话的时候，我有幸跟他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再好没有的人。”
再好没有，我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词儿。完全是假模假式。我每次听见这个词儿，心里就作呕。
一霎时，老斯宾塞好象有什么十分妙、十分尖锐——尖锐得象针一样——的话要跟我说。他在椅子上微微坐直身子，稍稍转过身来。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仅仅从膝上拿起那本《大西洋月刊》，想扔到我旁边的床上。他没扔到。只差那么两英寸光景，可他没扔到。我站起来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