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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弗兰克——”
“我们只要团结在一起，对北方佬寸步不让，我们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别让你那可爱的小脑袋瓜为这事烦恼了，宝贝儿。 让男同胞的去操心吧。 也许那一天不会在我们这一代来临，但相信总有一会来到的。 当北方佬看到他们无法削弱我们的力量，他们会感到腻烦，不再纠缠我们。 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个合我们意的世界里生活，养育我们的子女了。”
她想起韦德，还有好几天来暗藏在她心头的那个秘密。不，她决不愿意让她的孩子们在充满仇恨和不安、酝酿着暴力和痛苦，陷于贫穷、苦难和危险的一片混乱之中成长。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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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希望她的孩子们知道这一切。 她需要一个安定的、有良好秩序的世界，可以让她朝前看，深信孩子们未来平平安安的。 她希望她的孩子们面对的是宽厚、温暖和丰衣足食的世界。弗兰克以为这一理想可以通地投票选举来实现。 投票选举？那又用吗？南方的好人再也不会有选举权了。 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一种能抵抗命运带来任何灾难的可靠保障，那就是金钱。 她狂热地向往着要有钱，要有许多许多钱，便他们能抵抗一切灾难，平平安安。她突然告诉弗兰克，她快要有孩子了。托尼逃走以后的几星期日子日子里，皮蒂姑妈家屡遭北方佬大兵的搜查。 他们事先不打招呼随时闯进屋里来，在各个房间穿来穿去，见人便盘问，翻箱倒柜，甚至连床底下也要搜查。 军方当局听说有人曾劝过托尼到皮蒂小姐家去，因此他们断定他藏在那里或附近什么地方。这样，皮蒂姑妈便经常处于彼得大叔所谓的“过分紧张”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卧室里会闯入一个军官和一帮子大兵。弗兰克和思嘉都没有提到过托尼的匆匆来访，因此老太太即便想透露出透露不出任何消息来。 她哆哆嗦嗦地分辩她有生以来只见过一次托尼。 方丹。那是１８６２年的圣诞节，这话倒一点不假。“而且，”她为了把情况说得更有利些，又赶忙向北方佬士兵们补充一句，“那时候他喝得烂醉呢。”
思嘉刚刚怀孕，感到很不舒服，心情也很不好，一方面很憎恨那些穿蓝军服的大兵闯入她的私室，顺手牵羊拿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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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他们喜欢的小玩意儿，一方面也非常害怕托尼的事会最终毁了他们大家。 监狱里关满了人，他们都是没有多少理由便被抓进去的。她晓得哪怕查出来蛛丝马迹，不仅她和弗兰克，就连无事的皮蒂也得去坐牢。有一段时间华盛顿大肆宣传动没收全部“叛逆者的财产”
，以便偿还合众国战绩。这种宣传鼓动合得思嘉处于一种极为痛苦的忧虑之中。此处，当前亚特兰大还盛传一种谣言，说凡是触犯军法者都要没收其财产，思嘉知道了更是吓得发抖，生怕她和弗兰克不仅会失去自由，还会失去房子、店铺和木厂。 即使财产没有被军方没收，但是如果她和弗兰克被送进了监狱，那同没收还有什么两样呢，要是他们自己不在，谁来照管他们的生意呀？
她埋怨托尼给他们带来了可怕的麻烦。 托尼怎样对自己的朋友作出这样的事来？艾希礼怎么会叫托尼到他们这里来呢？她再也不愿帮任何人的忙了，因为这似乎意味着让北方佬像一窝蜂似地拥来向她勒索。 是的，她会将需要她帮助的人都拒之门外。 当然艾希礼除外。 托尼来过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只要外面路上有一点动静，她便会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生怕是艾希礼由于帮了托尼的忙也在设法逃跑，到得克萨斯去。 她不知道艾希礼现在的情况怎样，因为他们不敢往塔拉写信透露托尼半夜来访的事。他们的信可能会被北方佬截取，给农场带来麻烦。 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什么坏消息传来，知道艾希礼总算没有被牵连上。 最后，北方佬也不再来打扰他们了。但是，即使这样，思嘉仍然没有从托尼来访时开始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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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中摆脱出来。 这种恐惧比围城时的炮弹所引起的震惊更为厉害，甚至比战争最后几天里谢尔曼的部队所造成的恐怖还要厉害。 似乎托尼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的出现一下子把她眼前那幅仁慈的屏障搬走了，迫使她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很不牢靠的。１８６６年早春，思嘉环顾周围，明白了自己和整个南方面临着怎样的前途。 她可以筹划和设计未来，她可以比自己的奴隶干得更加卖力，她可以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她可以凭藉自己的坚强意志解决她在早年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种种问题。 然而，无论她作出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也无论她有多大的应变能力，她那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创立的一个小小开端却可能随时被人家一把夺走。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除了像托尼痛苦地提到过的那种临时法庭和横行霸道的军画裁判之外，她是没有任何合法权利，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偿的。 那些日子只有黑人才拥有权利或者能取得补偿。 北方佬已经使南方屈服了，他们还打算继续下去。 南方就像被一只狠毒的巨手弄得完全颠倒了，过去当权的人现在比他们以前的奴隶还要束手无策了。佐治亚州到处有重兵把守，派到亚特兰大的人比别的地方更多，各个城市北方佬部队的指挥官们有着绝对的权利，对于当地居民甚至操有生杀大权，而且他们行使了这种权利。他们可以而且确实凭一点点微不足道理由或者无缘无故地将市民送进监狱，夺走他们的财产，将他们绞死。 他们可以确实用种种自相矛盾的法规来折磨市民，例如，怎样经商、付仆人多少工资、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说什么话、给报纸写什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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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等等，都是有规定的。 他们甚至规定垃圾该什么时候倒，倒在什么地方，如何倒法。 他们规定过去南部联盟拥护者的妻子女儿只能唱什么样的歌，因此谁要是唱了《狄克西》或《美丽的蓝旗》，便构成仅次于叛逆的罪名了。 他们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履行“绝对忠诚”的宣誓，就休想从邮局领取信件。 他们甚至禁止发给新婚夫妇结婚证书，除非他们乖乖地宣读了这令人憎恶的誓言。报界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以致军方的种种目无法纪或劫掠行为根本没有敢提出公开的抗议，而个人的抗议也由于惧怕遭到逮捕而沉默下来。 监狱里关满了有声望的市民，他们待在那里没有获得早日审判的希望。 陪审团审讯和人身保护法实际上都已废除。 民事法庭勉强还存在，但完全由军方随心所欲人地行使职能。 军方可以也确实在干预裁决，所以那些不幸被捕的市民实际上全凭军事当局摆布了。 被逮捕的人实在多得很。 只要有煽动反对政府的一点点嫌疑，有三Ｋ党同谋的嫌疑，或者有黑人控告他态度傲慢，就足以让一个市民进监狱了。不需要什么犯罪的证明和证据，只要控告就行。由于“自由人局”的煽动，愿意出来控告的黑人随时都能找到。黑人虽然现在还没有获得选举权，但北方已决定他们应该获得，同时决定他们的选票必须倾向于北方。 心里有这么个谱，这对黑人是再好不过的了。 无论黑人想干什么，北方佬士兵总是替他们撑腰，而白人要想让自己惹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控告黑人。过去的奴隶如今都成了天之骄子，加上北方佬的帮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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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最卑贱无知的黑人都爬到了上层。 有些比较好的黑人藐视自由，他们也同自己的白主人一起在吃大苦。 许许多多管家的佣人，他们在奴隶中原来属于最高的一级，现在却都留在白人主子家，干过去下等黑人干的体力活。 许多干田间活的忠心奴隶也拒绝接受这种新的自由。 不过闹事最凶的那群“没用的自由黑鬼”却大部分来自干农活的阶层。在奴隶制时代，这些卑贱的黑人一直是被干家务活和庭园活的黑人所看不起的，他们被看成不中用的家伙。 正如爱伦那样，整个南方其他农场主妇都让那些黑人的孩子经过一番培训和淘汰，从中选出最优秀的去担任较重要的任务。 派到地里干活的那些黑人是最没有能力学习、智力最低下，最不老实，最不可靠，最坏和最粗野的。 不过现在，这个在黑人社会层次中最低下的阶层已将南方搞得民不聊生了。原先的农奴，在主持“自由人局”的那帮狂妄冒险家的支持下，加上北方那种近乎宗教狂热的炽烈仇恨的怂恿，现在发现自己突然青云直上身居要职了。 他们在那里理所当然地指望着像个小情报机构那样行事。 就像一群猴子或小孩被无拘无束地放进一堆珠宝之中，这些珠宝的价值，他们当然无法理解，于是便在那里放肆起来——不是恣意破坏取乐，便是无法取闹。那些黑人，包抱智力最低下的在内，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接受恶意的指使，而且这极少数人甚至在奴隶制时代通常也是些“难以驯服的黑鬼”。
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都是思想止很幼稚，容易受人摆布，并且长久以来养成了接受命令的习惯。 过去是他们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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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子命令他们，现在他们有了一批新的主子。 即“自由人局”的提包党，他们的命令是：“你们其实跟任何白人都一样，因此就可以像他们那样行事。 只要你们哪一天能够为共和党人投票，你们就可以得到白人的财产，实际上现在他们的财产已等于是你们的了。 只要能拿到手，就尽管拿吧！”
黑人们被这些鬼话搞得头晕脑胀，自由成了一顿永远吃不完的野餐，每个星期，天天都有的野宴，一场闲荡、盗窃和傲慢无礼的狂欢。 农村里的黑人拥进了城市，使得农业地区没有劳动力种庄稼。亚特兰大到处都挤满了农村来的黑人，而且还在大批大批地陆续拥来。由于受了这种新学说的教育，他们都是些又懒又危险的分子。他们拥挤在肮脏的小木屋里，相互传染着天花、伤寒和肺病。 在奴隶制时代，他们习惯于生病时受到女主人的照顾，可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看护自己和其他的病人了。 过去他们依赖主子们来照料他们的老人和婴儿，而现在他们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却没有一点点责任感。“自由人局”对政治上的事兴趣太大了，他们已顾不上提供像农场主过去提供的那种照顾。没人管的黑人孩子们像丧家之犬在城里到处乱跑，直到好心肠的白人将他们领回自己厨房去养活为止。 被儿女抛弃了农村老年黑人，在这喧哗的城市里感到惊慌失措，坐在路边向过往的妇女哭着哀求：“太太，请您给我在费耶特维尔的老主人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里。 他会来带我这老黑奴回家的。 天哪，这种自由我可受够了！”
黑人源源不断地拥来，其数目之大把“自由人局”吓坏了，他们这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但为时已晚，只好尽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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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他们送回原来的主人那里去。 他们告诉那些黑人，如果回去，可以算自由工人，受书面合同的保护，按天计算工资，这些老黑人高高兴兴地回到农场，给那些如今已贫穷不堪的农场主加重了负担，但后者又不忍心赶他们出去。 不过年轻的黑人还是留在亚特兰大。 他们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