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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陶克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功勋卓著，而且已任过两届国会议员。面对这样一位有影响、有功劳、有资格的对手，约翰·爱伦简直可以说必败无疑了，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信心，静静等待着命运赐予他的良机。
陶克将军的演说开始了，他抓住战争刚刚胜利，人们还崇拜战争中英雄的心理，一开口就气势不凡。陶克将军说：
“诸位同胞们，记得就在数年前的那天晚上，我曾带兵在茶座山与敌人激战，经过激烈的血战后，我在山上的树丛里睡了一个晚上。如果大家没有忘记那次艰苦卓绝的战斗，请在选举中，支持那吃尽苦头、风餐露宿而屡建战功的人。”
陶克将军的演说，获得了原想的成功，选民们对这位功臣报以热烈的掌声。
轮到约翰·爱伦演说了，他已在刚才将军的演说中，找到了自己略占优势的地方，他胸有成竹，平静中略带一种激动地开了口：“同胞们，陶克将军说得不错，他确实在那次战争中立了奇功。我当时是他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替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这还不算，当他在树丛中安睡时，我还携带了武器，站在荒野上，饱尝了寒风冷露的滋味儿，来保护他。”
应该说，爱伦是极其聪明的。论功绩，他当然比不上将军。如果他罗列自己哪次战争中歼灭几名敌人，曾经几次负伤，那都不能压倒将军。他巧妙地避开将军以功绩所构成论辩的前锋话题，却截住对方的“后路”，只就战后在山上露宿这一点来讲。将军虽然辛苦，毕竟还可以在树丛中安睡；而战士，则还要站岗来保卫他。对于这一个晚上来说，爱伦的辛劳和功绩，就要大于将军了。他正是机警地抓住了这小小的一点，爱伦获得了选民的信任和同情。他的获胜当选，可以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
断言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从此，进化论就传播开来。英国教会感到这种科学知识对宗教的教义是极大的威胁，便于1860年6月在牛津召开会议，企图一举驳倒进化论。当时站在保卫达尔文学说最前列的是30岁的年轻教授赫胥黎。会议快结束时，大主教威尔勃福斯赤膊上阵，作了长篇演说，其实他对达尔文的学说还茫然无知，完全是胡乱指责，说到后来，他竟然撇开了科学的论据，展开了浅薄的人身攻击。他说：“赫胥黎教授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想等我一坐下就把我撕成碎片，因为照他的信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嘛！不过，我倒要问问：他这个猴子子孙的资格，到底是从他的祖母那里继承来的呢，还是从他的祖父那里继承来的？”
听罢大主教的演说，赫胥黎紧接着站了起来。他冷静、坚定、严峻地宣称：达尔文学说是对自然史现象的科学解释，达尔文的书中有着大量可以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没有别的学说比达尔文的解释更合理的了。最后，为了科学的尊严，他对威尔勃福斯的人身攻击做了必要的回击！“我断言——我重复地断言，要说我起源于弯腰走路和智力不发达的可怜动物，我并不觉得羞耻；而要说我起源于那些自称很有才华、社会地位很高，却胡乱干涉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事情、任意抹煞真理的人，那才真正可耻！”赫胥黎的几句话，像一颗炸弹震动了全场，拥护达尔文学说的大学生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威尔勃福斯大主教哑口无言，狼狈不堪。经过这一场论战，达尔文主义反倒站稳了脚跟。
寡不敌众
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剧本《武器与人》，被搬上舞台后，首演就获得了很大成功。演出中，观众不断鼓掌喝彩。剧终时，许多人不肯离去，纷纷要求剧作家与大家见面。
萧伯纳为了不辜负观众的热情，只得走上舞台，同演员一起向观众谢幕。不料，萧伯纳刚刚来到台上，突然有个人怪喊起来：
“萧伯纳，你的剧本糟透了，谁也不要看！收回去吧，停演吧！”虽然这喊声与整个演出过程中的气氛极不协调，但它出现的太突然了，许多人一时怔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而更多的人则为萧伯纳捏了一把汗，想看看他如何处理这种局面。
谁知萧伯纳听到喊声，脸上笑容依旧，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向那个人深深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
“我的朋友，你说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遗憾的是，我们两个人反对这么多的观众，是不是有点儿寡不敌众？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主意，让我们一起来禁止这个剧本的演出呢？”
萧伯纳这样的知名作家，面对一个无名观众的当面污辱，既保持了沉着冷静、不失风度，又没有一味退让，使其得逞，而是以有礼貌的外在表现，和幽默辛辣的语言，给予巧妙的回击。这一来，观众的情绪被萧伯纳巧妙的回答感染，又爆发出一阵更热烈的掌声，使那个恶语伤人的家伙显出了无比的狼狈。
试验费
萧伯纳是英国有名的大文豪。一次，他的脊椎骨患病，伦敦的一个医生检查以后，认为非动手术不可。
这个医生知道萧伯纳著书收入可观，便想乘机敲敲竹杠。他装做若有所思的样子说：“这可是一次我从未做过的最新手术！”那意思就是暗示说，既然手术是“最新”的，那么，手术费当然也应该是“最高”的。对医生的这个把戏，萧伯纳一眼就看穿了，他马上接着说：“好啊！那么你打算付给我多少试验费呢？”
萧伯纳同样抓住“从未做过的手术”，把他引向“拿病人当试验品”，回将一军，医生自知弄巧成拙，一时无言以对。
正相反
有一次，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在公园里散步。在一个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小道上，他迎面遇到了一位曾经尖锐地批评他作品的人，两个人越走越近了。还没等歌德开口打招呼，那个批评家就傲慢地用身体挡住了整个通路，并且恶声恶气地说道：
“我是从来不给蠢货让路的。”
面对这种人格的侮辱，歌德并不想跟他吵闹，但也决定巧妙地回敬一下。“我却正好相反。”
哥德说完，就笑着退到了路旁。哥德的回答看起来谦恭礼让，但说白了却是：我从来都是给蠢货让路的。委婉而含蓄地进行了还击，对方却再也无言可辩。
大独裁者
1938年10月，幽默大师卓别林写成了以讽刺、揭露希特勒为主题的电影脚本《独裁者》，第二年春天，影片开拍时，派拉蒙电影公司说，理查德、哈定、戴维斯曾用“独裁者”写过一出闹剧，所以这名字是他们的“财产”。卓别林派人跟他们谈判没有结果，又亲自找上门来商谈解决办法。派拉蒙公司态度强硬，他们坚持说，如果卓别林一定要“借用”《独裁者》这个名字，必须付出两万五千美元的转让费，否则就要诉诸法律。卓别林眼看谈判不成，忽然来了灵感，他说：“好吧，你们保护着你们的《独裁者》这个财产吧，我的剧本从现在起，改名为《大独裁者》。你们写的是一般的独裁者，我写的是大独裁者，这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说完扬长而去。
派拉蒙公司的老板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敲诈美梦变成泡影。事后卓别林幽默地对朋友说：“我多用了一个‘大’字，省下了两万五千美元，可谓一字万金啊！”
害怕被杀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采访利比亚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是在激烈的辩论中进行的。试看论辩片断：
法拉奇：“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我不会忘记，希腊独裁者帕帕多波勤斯也谈革命，而皮诺切特和墨索里尼也讲革命。”
卡扎菲：“如果革命是由群众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人民的革命。甚至，革命是以群众的名义而由别人主使的，这仍然是革命。”法拉奇：“1969年9月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政变。”卡扎菲：“对！可是，以后它转变成了革命……今天，在利比亚实际上只有人民当家做主。”
法拉奇：“是这佯吗？那怎样解释人们到处只能看到你的照片？甚至在过去的天主教堂、现在作为货栈的房屋下面也布置着你穿军装的巨幅照片？在我们的旅馆里甚至出售绘着你肖像的银盘子？”
卡扎菲：“我有什么办法？人民愿意这样做。我应该做什么？阻止他们？我能够禁止他们吗？”
法拉奇：“呵，可以的！你可以的。你禁止过许多事情。除了禁止，你没有做其他事情。因为你喜欢这件事，就不想阻止人们对你的个人崇拜。为什么电视中不停地唱赞美你的歌曲？你见过那些举起他们的拳头，高喊‘卡扎菲、卡扎菲’，而且发出尖叫和狂吼的群众吗？”
卡扎菲：“我能够做什么？”
法拉奇：“在童年，我经历了对墨索里尼的同样场面。”卡扎菲：“……人民爱戴我……”
法拉奇：“既然人民这样爱戴你，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护卫呢？在到达这里以前，我曾三次被武装的士兵截住进行盘查，好像我是一个罪犯。在进门的地方甚至还有一辆炮口对准大街的装甲车。”
卡扎菲：“请不要忘记，这里是兵营。”
法拉奇：“对，可是你为什么住在兵营呢？”
卡扎菲：“我大部分的时间根本不是在这里度过的。可是，在你看来，这些防御措施是为了什么呢？”
法拉奇：“因为你害怕被杀。的确有些人曾多次企图谋杀你。”可以看出这次采访充分显示了法拉奇的意志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