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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完蛋啦。”斯里温科说。
为了防备万一——出于军事上的计谋——他在寂静的夜里朝门外高声嚷道：“等一等，弟兄们！”
好象还有其他人在那儿。
可是他说这句话，预期说是为了要使这些德国人相信，还不如说是为了免得后悔。
“只有两个吗？”他问，用手指把每个士兵依次推了一下。
“两个，两个，只有两个。”老头儿结结巴巴说。
“向后转！”斯里温科命令，拿着自动枪做出要射击的样子。
德国人明白了，他们掉转身子，穿过宽大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马粪和稻草，塞满了许多车沿很高的大车。
他们走进了主人的屋子。斯里温科在门厅用俄国兵众所周知的口令“立正”命令他们止步。
“武器在哪儿？”他问，用手在自动步枪枪托上拍了一下，“这个在哪儿，武器？”
“什么也没有，”其中一个德国兵用波兰话回答。
“没有武器，”另一个德国兵回答，“扔掉了，”他做手势解释，仿佛扔掉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扔掉了……”斯里温科说。
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一梭子子弹来结果这两个瘦长的、红头发的弗里兹。但是斯里温科不会那么做——不是由于畏惧长官，他们是禁止这种行为的——虽然这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不，斯里温科绝不会这样做，这样做违反他的原则。
斯里温科走到一扇门前，推开了它。他把老头子叫到跟前，在灯光下，他看见了一只大炉子、瓷砖地和几只桶锅。两扇窗子都关上了百叶窗。他对这两个士兵指了指厨房门。他们都情情愿愿地走了进去。
斯里温科把他们关进去以后，指着锁眼说：“锁起来。”
老头子着了慌，跑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一所空屋子里远远的房间的楼梯上响着，他终于拿着一串钥匙跑来了，把厨房的门锁上了。
于是斯里温科问道：“俄国人在哪儿？”
老头子听不懂这句话，他木然站着，侧着白发苍苍的象鸟儿般的脑袋。当他明白了的时候，他挥起手来。
“走了，走了，走了。”他的声音象青蛙叫。
他们都走了，他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你的主人在哪儿？主人？哦，男爵在哪儿？伯爵？”
老头儿终于明白了，又挥起手来。
“走了，也走了！……”老头儿滑稽地跺着小脚，仿佛是说：逃跑了。他的主人也溜了。
“那么你在替他看管财产吗？”斯里温科问。“看管吧，看管吧……你的老婆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孩子。”
老头儿向前走，斯里温科跟在他后面。他们从主人的屋子里走出来。在院子尽头，紧贴墙有一所小屋，好象一个燕子窝。
他们走了进去。斯里温科看见了几张被惊吓扭歪了的女人的脸。一个老婆子和三个女孩。
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涌上了斯里温科的心头。他细细地瞧着这三个德国姑娘，有好一会工夫。
“那么俄国姑娘都走了。俄国姑娘都到西方去了……”斯里温科嘟哝说，“唔，德国姑娘都送到东方去，走……走……”
这时候他惊愕了。这几个德国女人显然都懂得这个比喻，但是她们是作为命令来理解的。她们跟母亲交谈了几句后，就开始准备。她们甚至不大着慌。她们被衣服放进包裹里。母亲一声也不哭。仿佛她们都觉得这是公平合理的。俄国妇女被带走了，现在该轮到德国妇女了。只有那最小的一个打着哆嗦，虽然她使出全部力量克制着，生怕自己的举动会触怒俄国人。后来她们站住了，开始等待。
这是一幕悲惨的情景。斯里温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笑了起来。他那洁白的牙齿闪了闪，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会有这么和善的笑，那几个德国女人也明白这一点。她们诧异地和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个哈哈大笑的俄国兵，他把手一挥，说：“不到西伯利亚去了……滚开……”
他因为自己不记仇恨而觉得愤恨了，于是对那几个欢乐地喋喋不休的德国女人威吓地吆喝了一声，因此她们立即静下来了。他自言自语：“他们带走了你的女儿，毁了你的家，而你却怜悯她们？”
可是他瞥见了她们那粗大而发红的手——习惯于信心劳动的农民的手，说句老实话，他心里确实怜悯她们：“难道是这些人带走的吗？难道是这些人破坏的吗？”
斯里温科带着这样的想法，跟在他所俘虏的德国兵后面走着，回到自己的连队去。
他在原来的地方已经找不到连队。
师部设在一个村子里。通讯兵们架设着电话线，他们一边不时打呵欠，一边温和地谩骂着。
“他们在这儿还是逃跑，”有一个通讯兵说。“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究竟打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根本不让人休息，混蛋！”
斯里温科把德国人交给了侦察兵，他们驻扎在两小时前第二连所驻扎的那所房子里，他不慌不忙地——带着自知不会误时的那种老兵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神情——向西走着，追赶自己的团部去了。
路上师政治部的一辆汽车追上了他。坐在车中的是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和加林少校。上校认出了在路上行走的那个士兵就是他的一个连队的党组长，就把汽车停了下来。
“上车吧，我送你去。”
斯里温科坐在少校旁边。
“关于进入德国的事情，你召开过群众大会吗？”普洛特尼科夫问。
“召开过了，上校同志。”斯里温科回答道，并部上了一句：“我准备让三位战士入党，可是党委会现在还没有叫他们去。”
“总是抽不出时间，”普洛特尼科夫负疚地说。“我们老是前进、前进。这也是一种苦恼！”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上校同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德国人呢？”
普洛特尼科夫惊奇地跟加林互相使了个眼色，他反问斯里温科：“你认为怎么样？”
“我想，”斯里温科抚摸着自己的唇髭，慢慢地回答道，“现在对他们必须更冷静些，那是说对老百姓。仿佛他们不只是德国人……他们也是……人。”
普落特尼科夫放声笑了起来。
“正确的感情！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感情！”他把声音稍微放低些，转脸对加林说，仿佛不让斯里温科听见赞美他的话。接着他又转脸对党组长说：“你说得很对。坚持这个见解。”
于是普洛特尼科夫跟加林谈起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的事情来。军部要求这一事件的最后结论。加林非常生气地说，把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拆开是不公正的。
“当然，”普洛特尼科夫说。“不过你还是要把结论详细地想一想。你在师部里做什么呢？”他转脸问斯里温科。
“我带来了两个俘虏，”斯里温科回答，接着为了说明事情经过，又补了一句，“我在找寻我的女儿……”
看到上校疑惑的目光，斯里温科用请求谅解的口吻解释说：
“我的女儿。她就在这儿，在德国。他们是从顿巴斯把她带走的。不过在那个小庄园里已经没有人了。她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上校的目光变得恍惚而阴郁。他没有再说话，开始望着道路。
马匹、汽车和疲倦的人们，在拂晓潮湿的雾气里，沿着道路向西移动。迎面驶来一辆给士兵们运送信件的战地邮车，驶过了许多卸去弹药的空卡车。雪花纷飞。光秃秃的树枝颤栗着。士兵们的防雨披肩飒飒地作响。
人们都默默地走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听起来很近。斯里稳科在十字路口上请求停车——汽车在这儿向右转弯要驶往团部去。他跳下汽车，向上校和少校告别，就朝机关枪狂吼得特别厉害的那个方向走去。
第八章
当丘霍夫的轿式马车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的时候，鲁缅采夫又回过头来看了将军一眼。西斯克雷洛夫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眼睛。“累极了吧。”鲁缅采夫想。正在这个时候，西斯克雷洛夫带着一种或许是憎恶、或许是执拗、差不多令人不可捉摸的感情，把头一抬，睁开了眼睛，并且转过脸来向坐在身边的坦克将军问：“你从乌拉尔那边来，要很久吗？”
少将冷不防这个问题，楞了一下，回答：“四天。我们领到武器后，马上就坐上了军用列车。”
“你们用四天工夫就走完了全部路程吗？”
“是的。”
坦克将军畅快地笑了，补充说：“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给我们布置了一条‘绿街’。”
西斯克雷洛夫振奋起来了，他转脸对鲁缅采夫说：“少校，你知道‘绿街’是什么意思？”
鲁缅采夫困惑地把两手一摊，于是西斯克雷洛夫开始解释说：
“这是一条全是绿灯的道路。在每个换车站上都停着升火待发的马力强大的火车头，火车头调换后，军用列车就飞也似的穿过绿灯的行列。奔向下一个换车站。在全部路程中没有一只红眼睛，没有一次障碍——道路是畅通的。这就是组织。
“检查员们。”少将骄傲地补充说，“沿车厢飞奔。这不是坐火车，而是飞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是如此！我直到现在还有点儿迷迷糊糊……”
一片沉默。荒漠无人的村子在汽车的窗前掠过，这些村子里的狗在吠叫，无人照管的母牛在溜达。朔风怒号，雪花飞舞。
他们驶入了一座小城，这里有铺着石子的小街和有着高高的瓦屋顶的两层楼房。
西斯克雷洛夫问道：“我们的卫队在那里怎么了？落后得不太远吧？”
副官向后面的玻璃窗望了望，半履带式装甲汽车还看不见。
“等一会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司机把汽车停在小广场上。西斯克雷洛夫打开车门，从汽车里跳了出来。其他的人也跟着他下了车。他环视四周，高声地自言自语说：
“这好象是伏罗别耶夫的阵地。”
鲁缅采夫兴致勃勃地望着黑黝黝的广场和朦胧的房屋的轮廓：塔尼亚就在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里服役。因此鲁缅采夫觉得这座沉没在黑暗里的偏僻小城是值得专心注意的。
其实这是一座平凡而索然的小城，充满夜间的沙沙响和各种声音。脚步声、士兵们轻轻地说话声、哨兵们遥远的吆喝声，每个院子里都有马儿在嘶叫。
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聚精会神地沿着人行道徘徊。他那坚实的脚步在广场狭小方地中发出回响。末了他在耸立于广场中央的一座纪念碑的黑硬旁边停住了。将军开亮了手电筒，大家都看见在石座上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铁鹰，下面是刻在石头上的和环绕着桂叶圈的数字“一八七Ｏ－一八七一”。
将军熄灭了手电筒，四周显得很暗。
将军说：“这是感恩的同胞们为色当的胜利者所建立的，城市虽小，却爱夸耀……”
汽车的前灯的光扫过了拐弯处。半履带式装甲车一驶进广场，马上把整个广场——连同市政厅的尖形屋顶、盖着雪的喷水池和纪念碑上的铁鹰——都照亮了。车头灯马上熄灭了。从黑暗里跑出来一个中尉，他是自动枪手的指挥员，鲁缅采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