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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乌－拉”的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犹如风的呼号。
烈焰在前面窜腾。德国装甲的列车在黑黝黝的河弯里熊熊地燃烧着。
斯里温科向前奔去。立刻寂静下来。从一所屋子里走出几个举起手的德国兵。
斯里温科擦去额上的汗，站住了，他又想到毕楚庚。
“看见毕楚庚没有？”他问果戈别里节。
可是果戈别里节和别的任何人都没有看见过他，斯里温科愤怒地说：“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去找他！”
士兵们都挺直身子走路了。城市渐渐给军队塞满了。
斯里温科回到毕楚庚躲进去的那家德国商店。不错，毕楚庚真的在这里。他曲着身子躺在柜台旁，他受伤了。斯里温科把他拖到街上，俯在他身上，问：“唉，您怎么啦？”
“击中了胸膛，一个坏蛋，”毕楚庚说，“就在这儿，”他呻吟起来，从咬紧的牙齿缝里含糊地说：
“你干么看着我？我不会死，我不是那种人，我是毕楚庚。”
“谁把你击伤了？”
毕楚庚说：“我走进这儿来……不过想看看……可是这儿有一个德国人，自动枪手，坏蛋……”
责备的话已经打算从斯里温科的嘴里冲出来，可是他没有说，他把毕楚庚身上的背囊和皮带解下，解开了军大衣。把制服翻了起来。有少许鲜血从伤口里流出来。斯里温科扯开他的绷带包，把凉爽的纱布贴在伤口上。
“等一会儿，”他说，“我马上领卫生员来。”
士兵们挤满了城市里深夜的街道，可是他们里面没有卫生员。
“这儿没有卫生员吗？”斯里温科问每一队经过的士兵。
终于找到了一个助医，有几个带着担架的卫生员跟着他。他们跟着斯里温科去了。
毕楚庚脸朝下躺着。斯里温科小心地把他翻过来，看出他已经死了。毕楚庚的脸是悲伤而安详的，在活着的时候，这是一张微笑的狡猾的脸。
助医和卫生员们都走了。
斯里温科依旧站在毕楚庚旁边。突然间他觉得浑身极端疲劳。枪声没有了。意识到马上就可以休息的人们象不绝的洪流似的在街上行进。汽车明亮的车前灯不时照在毕楚庚严肃的脸上和斯里温科疲劳的背影上。
通讯兵们在街上和院子里架设着电话线，就在这儿，有的人在台阶上，有的人在菜园里，有的人就在马路上，用电话把占领阿尔特达姆的消息传达到更远更远的后方去。
从此以后，希特勒在奥德河东岸没有一兵一卒了。经过慎密计划的进攻已经失败了。因此皮尔克、温凯尔、冯·波尔克老婆子和滞留在我军后方的旧德国的其他渣滓们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一辆汽车在斯里温科旁边停下来了。加林少校从车上跳下来，他问：“您能够告诉我团部的去向吗？”
他认出了斯里温科，于是通知他说，政治部不久要召开连队党组长会议，他请斯里温科准备做一个关于他的连队的党的工作的报告。看见地上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加林沉默了，接着他怜悯地打量着毕楚庚的脸，问：“怎么，是朋友吗？”
“不完全是朋友，”斯里温科说，“我们在同一连队里一起作战。我很同情他，他想过美好的生活，但并不清楚地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他身上有许多旧东西。也许他自己也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是一个顽固分子！”
加林走了，而斯里温科仍旧站着。
“必须把他埋了，”斯里温科想。
他找自己的连队去了，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它：整个城市充满了士兵、大炮和汽车——我们的和俘获来的。终于有一个相熟的营部的通讯兵告诉了他连队的驻扎地。在河畔的渔夫棚屋里。这儿乱散着很大的鱼网，一切都散发出鱼腥味。
一片漆黑的天空笼罩在奥德河黑黑的水面上、被毁的桥上和码头朦胧的轮廓上，它给偶然出现的炮火闪光所照亮。
人们都很疲倦了，可是还没有人睡觉。夜间进攻的兴奋情绪还没有平息，连队损失了三个人。毕楚庚阵亡的消息使大家很悲痛，虽然许多人由于他性格狡猾而不大喜欢他。
“他喜欢骑在别人的背上上天堂，个人主义者！”谢米格拉夫说。
司务长说：“干么现在想人家的坏处！”
果戈别里节说：“他是个滑稽的家伙，啊，多么滑稽呀！……没有他就觉得寂寞。”
斯里温科以强大的意志力使自己站起来。
“我去，”他说，“打听一下，他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应该写信通知他的家属。”
天空充满了闪光，弄不清楚这是闪电，还是炮火的闪光。
斯里温科恰好及时赶到，师埋葬队的运输马车正在收拾尸体。
埋葬队队长，一个蓄着胡子的四十五岁的少尉，提着一盏灯走着，在找寻尸体。
他的士兵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行动迟钝的非战斗员，带着令人羡慕的悠闲态度，干着他们的工作。他们有时侯抽起烟来，那粗大的马合烟卷的火光，刹那间照亮了蓄着唇髭或大胡子的、没有笑容却也不时愁眉不展的脸孔。
其中两个人终于走到了毕楚庚面前。
“什么，是你的同乡？”其中一个问斯里温科。
“是呀，”斯里温科回答。
“哪儿人？”
斯里温科不高兴地说：“他是加路格人，我是顿巴斯人。”
“那怎么算是同乡！”那一个人说。
“在异国我们都是同乡，”第二个人严肃地说。
带着三角胡子的少尉发出了上路的口令。于是运输马车就在公路上慢慢地移动了。埋葬队的士兵们的黑影在运输马车旁边移动着。
“挺有趣，”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是那一次在车站上一个少尉的事情。我走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腿——让他搭在我的肩膀上。是个面目俊秀的少尉，年纪很轻。可是他却说：‘是你吗？妈妈？’原来是活的。他说，他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后来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是师部里的一个通讯兵——可是在路上，这个可怜的人，一坐下来休息，就睡得象死人一样。他睡了七个钟头，没有醒过，或许人们在到处找他，而他却在睡觉。我们差点儿把他活活地埋掉了……”
“梦见了他的妈妈，”另一个人声音嘶哑地说。“不错，还是个小孩子呢，虽然已经是少尉了！”
“如今我们的人死了多少啊，”第三个人说。“一场激烈的战争。”
“可是毕竟奇怪，”刚才那第一个人说，“毕竟到了德国土地上了，嗯？”
“对呀，”另一个声音同意了。“是抛弃我们这个讨厌的职业的时候啦。”
“这是士兵的工作。”一个冷漠的声音说。
天亮了。在一座小丘上出现了些默不作声的身影。这里也是被制定为师的墓地。在地图上这个地段称做四十九·二高地，在阿尔特达姆东南三公里。这儿躺着先遣运来的阵亡士兵们的尸体，有一堆步枪和自动枪，还有一堆堆得象小山一般高的绘着红星的木牌。小丘坐落在一条大路旁边。那条道路通到兰芝堡、波兹南、华沙、布列斯特、明斯克和莫斯科。还有一条道路通到加路格，这个放荡的小兵季莫费依·特罗菲莫维奇·毕楚庚从那里来到了这儿，从此不再归去了。
斯里温科默默地看着他们埋葬了毕楚庚。他有一种没有把一件事情说完的苦闷，这件事他应该向毕楚庚证明，可是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十章
在占领阿尔特达姆后，克拉西科夫去找塔尼亚了。在他的图囊里放着一封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他打算把这封信，如果需要的话，亲手交给塔尼亚。必须说，他充分相信，塔尼亚，而且任何别的女人，读了这样的一封信后，对什么都会同意的。
克拉西科夫的情绪很好。阿尔特达姆的战役胜利地结束了。人们谈论着，说现在全军将向柏林移动。夜攻使克拉西科夫情绪激昂兴奋，他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的部队突入阿尔特达姆南郊多半是靠他亲自参加。
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两所房子是完好的。帐篷也还没来得及完全搭起来：只有外科帐篷里在工作。伤员们都在街上躺着或坐着——有的在担架上，有的就席地而坐。重伤的人们都安顿在完好的屋子里。
克拉西科夫跟士兵们谈了一会。他跟士兵们谈话是用一种某些长官所通用的语言。这一种语言的词汇和意义都是很贫乏的，代替它们的是一种亲切和保护人的语调：
“哦，小伙子们，怎么样？”
“哦，弟兄们，怎么啦？”
“哦，朋友们，近况怎样？”
顺便说一句，这种语调和这些语句是士兵们极端厌恶的。但是俄罗斯士兵所固有的那种对头衔的尊敬，迫使伤员们迎合克拉西科夫的语调，他们用同样的语气，然而微带怒意地回答说：“没有什么，上校同志……”
“坦克部队里都好！”
医生们都走过来了，克拉西科夫跟他们讲到了经过的战斗，以及占领阿尔特达姆和肃清威胁右翼的德军的意义。
“阿尔特达姆，”克拉西科夫说，“抵抗地很激烈。我不得不亲自率领我们的一个团去进攻。”他沉默了一会后，突然问：“柯尔切娃在哪里？”
“在外科帐篷里，她在给伤员们施手术。”
“她马上就会有空吗？”
“很快就会有空的。”
“我等一会儿。”
上校到村子里散步去了。在远处有一座小林和一口湖。连绵不断的辎重队的行列在大路上行进。一群解放了的外国人跟它们并排走着。我军在波罗的海沿岸所解放的几个法国战俘，并在一辆套着几匹壮马的地主的高高的运输马车上向南行驶。一面三色旗在马车上飘扬。
行走着的人有的戴贝雷帽，有的戴平顶军帽，有的戴呢帽，有的戴布便帽。克拉西科夫向他们挥挥手，就回村子去了。
这儿已经开始把伤员送往后方，救护车沿街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列。抬着担架的卫生员们在各处奔忙。
克拉西科夫看见在他的汽车旁停着另一辆轿车。这是一辆俘获的“奥倍尔·海军上将”牌的、簇新的、很漂亮的轿车，两个司机——克拉西科夫的和另一个——都在打量着汽车，并讨论着它的质量。
“谁来啦？”克拉西科夫问。
“伏罗别耶夫上校。”
“来做什么？”
司机惶惑了，说：“来找柯尔切娃。”
克拉西科夫甚至睁圆了眼睛。可是一切马上都得到了解释。一个身材魁梧的、愉快的、微笑的伏罗别耶夫和塔尼亚从外科帐篷里走出来了。师长的左手包扎着雪白的纱布，边防军的绿色军帽雄纠纠地歪戴在后脑上。
“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是，轻伤。”伏罗别耶夫答道。
他那狡猾的嘻笑着的灰色小眼睛微微嘲笑地望着克拉西科夫。或者可能是克拉西科夫这样想吧。
“您在什么时候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很久啦。”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伏罗别耶夫微微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