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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西科夫问：“您看过这份关于维谢尔恰科夫的事情的报告吗？荒谬之极！请看看结论！”
温盖罗夫上校安静地说：“我知道……普洛特尼科夫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他们都是好人，勇敢的人。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我去了解一下。”
“但是您必须同意，”克拉西科夫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样是不好的。他们是在这儿前线上相识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友谊！这必须终止，免得别的人，特别是结果婚的人仿效！我不必对您解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
随后他们谈到了军事行动。最后温盖罗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说话的声音远了。汽车轧轧地响起来。一片寂静，传来了克拉西科夫沉重的脚步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轻轻地喊：“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她坐在黑暗里，不愿意回答。她现在不想看见克拉西科夫。
门开了，他在门槛上出现了，显然他很高兴。他走进了黑暗的房间里，看不见塔尼亚，继续喊着：“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摸索着，继续往隔壁房间走去，他打开了门，又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朝黑暗里张望一下，一边笑，一边说：“哎呦，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塔尼亚！……您在哪儿，塔尼亚！”
塔尼亚默不作声。当克拉西科夫消失在隔壁房间里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走到那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就是在写字桌上放着一只图囊、一架望远镜和一份用打字机打的报告的那个房间。一会儿后，笑呵呵的克拉西科夫从远远的房间里回来了。
他看见了塔尼亚冰冷的目光，不觉大为惊异。他知道了她愤怒的原因后，暗暗地痛责自己说话轻率，并且开始辨白：“干么您把这件事和旁的事情相提并论！”他问，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惶。“这不过是要把一个优秀的营长从那个讨人厌的女人手里救出来而已！”
她说：“您不必辨白。您所说的关于这两个人的话或许是对的。问题在于，您的话也应当适用于您自己。不可以有两种道德——对某些人适用这一种，而对另一些人适用另一种，”
他茫然失措了，默默地望着她穿上大衣，束好腰带。看见塔尼亚真的要走，他声音沙哑地说：“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去……”
他紧紧地挨近她的身边，可是她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示，只是突然笑了笑说：“当心，我会写信个西斯克雷洛夫。”
于是克拉西科夫马上就退到了窗口，当他掉转身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塔尼亚走到了小院子里，汽车里的司机座位空着。点火机的钥匙插在锁孔里。她想了想，就坐在驾驶盘后面，踏着起动机。
不知为什么车子摸黑行驶着，过了一会儿，塔尼亚才想起她忘记开车灯。显然她的情绪比自己所感觉到的要激动得多。
她把车灯打开了，道路亮了起来。汽车在夜晚的小镇街道上颠颠簸簸地行驶。
接着她听见背后有轻微的震动：原来司机类后面的座位上睡觉。这很好，他可以把车子开回去。
塔尼亚想起了，她提到军事委员对克拉西科夫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觉突然笑了起来。可是不，那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塔尼亚觉得很伤心。
克拉西科夫对于她毕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在她的生活中，他显然占着一个不小的地位。在困难中和在不高兴的时候，在日常工作中，她常常想起她有一个朋友，一个惺惺相惜的、可信赖的和亲密的朋友。
她竟会看错了这个人——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那时候四周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影子在路上迎着汽车移动。雨落在士兵们的带耳扇的帽子上。防雨大氅飘舞着，靴子嚓嚓地作响，汽车的车头灯照亮了运输马车、向上昂起的高射炮的炮身，扛在两个士兵肩上的防坦克枪，某个人的安详的脸。或许不久她就会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张脸。那时候她塔尼亚就不是一个懦弱的女子，而是战士们尊敬的任务——外科医生。
司机醒来了，他迷迷糊糊地问：“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是您？”
“是我。”
“我怎么啦？睡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您把汽车开回去吧。”
第十章
师卫生科长把一纸向军卫生部长报到的命令交给了格拉莎，这使格拉莎万分伤心。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把她从营里调开，而且叫她完全离开师。
师卫生科长很厌烦这件事情，他缩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等待着眼泪和哭诉。因为他自己也生得很矮小，他总有些怕见这个胖大的女人。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格拉莎读过命令后，只叹口气，接着她不知怎的，奇怪地、很仔细地、仿佛怜悯地望着师卫生科长，并询问了司令部地址和打哪儿走这些普通的问题以后，就离开了。
除了因跟维谢尔恰科夫离别而引起的痛苦以外，还有一桩沉重的心事使她苦恼。格拉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明白了，她已经两天没工作了，而她是不习惯空闲的，因此觉得很苦恼。
在等候开往军部的顺路车子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兵士在路上行走，就叫他：“亲爱的，你怎么啦，是不是受了伤？”
“不，”那个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脓疮。”
“疥疮。”格拉莎纠正说。
绷带松脱了，格拉莎——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汽车，格拉莎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还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是那样吗？这很好！”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拉莎在军部里得到了调往另一个师的医疗营去工作的介绍信。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拉莎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
格拉莎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拉莎，偶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拉莎说，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维谢尔恰科夫，仿佛她生了他而现在又把他埋葬了似的。
在医疗营里，她被派到外科连当护理员。她到外科主任那儿去报到。
她很惊奇：外科主任原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高个子，漂亮，脸色苍白而忧郁。穿在她身上的那件军大衣是这样的合身，以至不象一件军大衣，而象一件在城市里很时髦的大衣——只需要在领子上挂一件狐皮。“一个摩登女子！”格拉莎心里想。不过在外科主任的灰色大眼睛里有一种强有力的和严厉的眼神，就象格拉莎微微满意地察觉到的，或许这种眼神意味着这个女医生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她的名字叫做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柯尔切娃。
塔尼亚知道了新来的一个女护理员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她惊讶地凝视着格拉莎，接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末了问：“从前您在那儿工作？”
格拉莎开始讲述，但是塔尼亚却望着她那深红色的小嘴和两只手。这双手小巧而丰满，样子是无可挑剔的，而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厚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塔尼亚心里想。她想起了克拉西科夫所说的关于这个女人的话。那就是说：克拉西科夫想把那个营长从这样的一个女人手中“拯救”出来。
当然，外貌常常是靠不住的。
塔尼亚冷冷地说：“唔，您有丰富的经验，您可以开始工作啦。”
塔尼亚经常留心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女护理员。原来格拉莎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常常整夜不睡，关心每个人，准备在任何工作上替代任何人，她搬起东西来可顶两个男子。
“我们的营里有时侯还要忙得多呢！”她常常带着自豪的样子说。
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离别。或者这对于她都是一样的吧？或许大伙儿对她的爱——在医疗营里人人都爱她——能够代替维谢尔恰科夫的爱吧？
仅仅有一次塔尼亚在深夜里顺便走进帐篷去的时候，碰见格拉莎在哭。
塔尼亚问：“谁欺负您了？”
格拉莎站起来，擦去了眼泪，说：“不，没有人欺负我。不过女人有时侯需要尽情地哭，女人不哭就活不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要是我不尽情地哭，不知道会怎样……”
当她进行着这个独白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常态，甚至微微地笑了。塔尼亚的心揪紧了。她问：“您苦闷吗？”
“我很苦闷，”格拉莎回答道。
她把这个字里的“Ｏ”念得特别重（格拉莎是摩罗姆人，那儿都把字母‘Ｏ’重念的），听起来的确叫人苦闷。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谁不苦闷呀？虽然我的丈夫还活着……可是别人的……还有您的……有人告诉过我……您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这当儿，一向很沉着的塔尼亚想把她跟鲁缅采夫相遇和他的阵亡告诉格拉莎。可是格拉莎忽然着慌了，红着脸，说：“请原谅，如果我的话不适当，……我要走了。”
塔尼亚明白这个暗示，她受了很深的刺激，皱着眉头，默然不语，可是格拉莎觉得十分羞愧，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就出去了。
塔尼亚伤心地摇了摇头，她心里想，说句实话，这个善良的胖女人多么幸福啊：她和她的丈夫真心相爱。她跟丈夫的分离很快就会跟战争一同结束了。
第十一章
毕楚庚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很愉快，司务长戈杜诺夫看出了这一点，问：“你高兴什么，毕楚庚？”
毕楚庚微微吃惊地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高兴，我不过……”
他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微笑却从他那稀少的微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