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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找我吗？”
她回答道：“我找您的侦察科，”她大胆地正眼望了望他，又说，“我要找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
“请进来，”将军沉默了一会说。
她跟着他走进了屋子。他们走过一条很短的走廊，坐在窗下的一个士兵看见他们走来，跳起来立正。他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这儿没有一个人。在一支小柜台上放着一架战地电话机。
将军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追问了一句，又沉默了，然后邀请说：“请坐。”
她仍旧站着。
“请坐。”他又严厉地重复了一遍，一边在桌子上的图囊里面翻寻起来，仿佛打算从那儿找出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似的。
在他奇怪而注意的目光下，她忸怩不安起来。她认为解释一番是必要的。
“我跟近卫军少校，”她说，在椅角上坐下。“是老相识，还在一九四一年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在莫斯科近郊一起冲出了包围圈。几天前鲁缅采夫同志到我的医疗营里来过，而这一次，可以说，是我的回访。请您不必费心，我自己会去找侦察科。我打搅了您，请原谅。”
塔尼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很关心别人的将军顽固地一言不发。她一边解释着自己来访的原因，一边望着他的图囊。她终于抬起头来，跟将军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她看见了一种东西，使她说不出话来。这对聪明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忧郁的眼神。
将军说：“鲁缅采夫大概阵亡了……事情是在昨天发生的。”
电话铃响起来了，可是将军并不去拿听筒，电话不断地响着。
“我很难过，”她说。
她依然坐着，虽然她知道该走了，不能再坐在这里打搅师长了。可是她没有力气站起来，而且什么也不想做，甚至也不愿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整个屋子里寂然无声，只有电话铃在顽固地响着。
她终于站了起来，说了一声再见，就出去了。
在街上，一阵神经性的寒颤攫住了她，她的牙齿格格地响得那么厉害，以致直到她走过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身旁的时候，这才勉强抑制住了颤抖。她想找个地方独自坐一会儿，可是在所有的屋子里大概都有人。
这时候，她的视线落到一所附有庭院的奇怪的棚屋上，它的四周围绕着有刺的铁丝网。那儿阴暗而寂静。她走了进去，在铺在地上的干草上面坐了下来。
牙齿格格地响得更厉害了。
“别发疯，”她对自己说。她抬起头来，看见墙上用木炭和粉笔写的几句话：墙上写着：“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苦海。永别了，我的故乡沃伦！”“亲爱的妈妈……”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其余的都很潦草。这儿还有许多用各式各样的笔迹写的“斯大林”。
这个关于几千人的无尽痛苦和希望的提示，异常有力地感动了塔尼亚。这个提示使她伤心，同时也使她的心感到轻松。她走了出来，在街上慢吞吞地走着，悲伤地 泣，看见任何人不害羞了，对过路人的惊讶的脸色也不加注意了。
第二十四章
鲁缅采夫吃力地踏上了两段阶梯，听见底下有说话的声音——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他爬得更快了，打开了一扇门，发现自己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门，面前是一条街。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有一支沙发、一张写字台、一支小柜、一口橱、几把椅子，墙上还挂着几幅画。但是再过去些就是街道、一棵孤零零的树和立在对面的一座给毁了的多层楼房。
房间的前墙没有了。地板上和家具上全是碎砖且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鲁缅采夫在这个类似居家的奇怪的地方，就好象演员在舞台上一样。
这个房间差不多没有什么损坏，墙不是给炮弹轰倒的，而是给震坍的。
从对面的一座房子里飘过来一阵尸体的臭味。远远的信号弹闪光不时照亮了废墟、房间里墙纸的花纹、摆在写字台上的几张上了年纪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相片以及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副油画。
鲁缅采夫爬到房子边缘，向街道望了望。可以望见下面堆着沙袋的底层窗口。对面有一堵石墙，跟那座毁坏了的房屋相连，在残存的横墙上画着一大副“萨拉曼德”制鞋公司的广告——一只很大的穿着皮鞋的女人的脚。房子内部的一切东西在石头的骨架中间象大堆瓦砾似的堆到两层楼，从这个瓦砾堆中露出了许多损坏了的床脚。
一道堑壕沿街道伸展着。对面那座房子的院子里有两座交通壕，直通到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中央建筑物——鲁缅采夫是凭那座耸立在屋顶上的钟楼认出这座建筑物的。凭那座钟楼他也能够确定自己的所在地：他是在奎尔大街上。左面是柏林那大街。在转角上立着两根街灯柱子，灯已经被打碎了。
街上空无一人。有时可以听见在附近走过的德国人的脚步声。
鲁缅采夫决定脱掉靴子，把伤口包扎起来。可是脱掉靴子是不可能的了：完全给血粘住了，只能把靴子割开。
鲁缅采夫一瘸一拐地向一口橱走去。这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几件上衣和几条领带。他把领带绞在一起，包扎了自己的脚，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御寒，然后他躺在沙发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他眼前飘过。叫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一天里面，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和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并排坐在灌木从生的谷地里。不过就是几小时以前，齐比列夫的脸还在他左肩旁摇晃，可是现在没有了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齐比列夫了。
一个微小的黑影在眼前闪过。一只野猫循着排水管爬上去，溜着闪光发亮的小眼睛，象人一样有理性地瞪了鲁缅采夫一眼，便跳下去了。
鲁缅采夫很想喝些水。他心里想：“在这些房间里怎么没有厨房？套房里应该有厨房。”他用尽气力迫使自己站起来，拖着一条伤腿，向走廊爬去。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走廊里漆黑一片。鲁缅采夫擦亮了一跟火柴，黄色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墙壁、几只箱子、放在衣架上的一顶丝绒大礼帽、一把牢固地挂在钉子上的柄很光亮的伞。
真的，从入口马上向右，这儿是第三道小门。他把门推了推，门一动不动。他又使劲地把它推了一下，它终于稍微闪开了一些。果然是厨房，可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瓦砾堆。天花板塌落了一半，悬空掉着，露出里面弯曲的铁梁。地板上张开了一个黑窟窿，从窟窿里听得见轻轻的说话声。
他悄悄地爬到洞口，朝下面望了望。在底层坐着几个人，点着一盏煤油灯。一个完全秃顶的、瘦削的、长鼻子的人斜躺在一把摇椅上。一个戴眼睛的德国女人躺在卧榻上。几个孩子跟她并排睡在包袱和枕头上。
鲁缅采夫走得尽可能地小心，把厨房仔细察看了一遍。在一口小橱里放着几只罐头，边上凝结着残余的酱油汁和果子酱。鲁缅采夫在小橱旁摸到了一个水龙头。自来水管不通了，可是在龙头里和近旁的水管里还积着些水，虽然水里混着一半沙土。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混着沙土和砖灰，并带有石灰的气味。
鲁缅采夫回到了那个有沙发的房间里，就躺了下来，不知怎的，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伏洛恰耶夫卡。他回想起那座有名的伊尤耶·柯蓝山，他的童年就是在那座山的附近度过的。山上有一所学校，他在那所学校里念过书，还有一个持旗的石人像。远在大森林里、在沼地的深谷里、在丛林的高地上、从四面八方都能望见这个旗手，这是他的童年时代的第一个鲜明的记忆。
鲁缅采夫看惯了石人的神态，看惯了他那永远向前的意向，以至仿佛注意不到它了。
但是现在，当他和那些地方相隔一万二千公里，而战线把他和那种生活完全隔绝了的时候，他竟会突然间想起了他——那个屹立在遥远的山上的旗手。可见这个形象，这个纪念远东光荣战役的纪念碑，一定是深深印在他的心灵里的。
这是梦，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
母亲坐在一所黑色的木房子里，她满脸打皱，眼边的皱纹是仁慈的，而嘴畔的皱纹却是严厉的。她包着头巾，在頦下打了一个结。父亲穿着柔软的毛皮靴子，在院子里静悄悄地踱步。他在林场附近顶采林区当工作队长。他是个老游击队员和猎人。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儿子谢廖沙——鲁缅采夫家最小的一个孩子到大森林里去。他们一老一小，一个是白发苍苍，一个是金发灿烂，一同在没有人迹的小径上徘徊，他们布置捕 的陷阱和打野鸡。
鲁缅采夫家有人在远东做伐木工、猎人、淘金工人和木筏工；后来，在革命后，又有人做黑龙江舰队的船长、边防军人、机匠、还有个人做了人民委员。他的父亲，老鲁缅采夫为了保卫苏维埃远东而在这里和日本人打过仗。鲁缅采夫一家人散居在这个大边区的各个城市和乡村里，其中一个是在莫斯科做人民委员——这一切使鲁缅采夫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成为周围世界主人翁的感觉。
他非常关心学校里、林场里、区里和世界上任何无秩序的现象，就好象是他个人的事情一样。任何人的不忠实行为、被秋雨打湿的未及时收割的庄稼、在德国的法西斯的暴行、在美国的对黑人的私刑，都在他心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同时他热烈地希望尽可能快地把这些事情立刻纠正过来，惩罚罪首，并恢复正义。
……夜过得非常慢。头脑发昏，耳朵里响着一个纠缠不清休的拖长的叫喊声。不消说，“将军一定认为他的侦察兵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的事，塔拉斯·彼得罗维奇。难道杀死他鲁缅采夫是这样容易的吗？”
鲁缅采夫想到这些念头，不禁无力地笑了笑。米谢尔斯基在电话里有没有听见最后几句关于必须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的话呢？他是不是了解这几句话的重要性呢？
今天的情景、侦察兵们、受伤的士兵们和阵亡的通讯兵们的脸，最后是齐比列夫的脸——他所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的脸，又一次在鲁缅采夫的意识里慢慢地浮过。与其说是想起他的脸，还不如说是想起他的叫喊声。正是这个叫喊声，象一张不断重复着同一调子的损坏了的唱片，老是在耳朵里鸣响着。
信号弹的闪光不时用微弱的光照亮了房间。有人在马路上走过，有人在抽泣，有人直着喉咙用德国话叫喊……
早晨，我们的大跑怒吼起来的时候，鲁缅采夫忘记了疼痛和口渴。炮弹在主要建筑物旁和在谢米那尔大街上炸开，那儿有一座房子哗啦一声倒塌了，碎石乱飞，火舍腾窜。
德国兵沿着对面的交通壕奔跑起来，时时在石墙的裂口处露出身子来，有一道堑壕在它下面通过。
在堑壕里出现了一个军官，他很慌张，每逢炮弹爆炸的时候，士兵们都停下，伏倒在地上。
接着是片刻的寂静，鲁缅采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一刹那的寂静，很快就变成了新的炮声：一声刺耳的轰响，一颗炮弹的呼啸，接着是一阵遥远的爆炸声。这是德国人在开炮。随后响起了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