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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将军说。
他们把望远镜递给了他。他把望远镜放到跟前，并不针对什么人的低声地问：“那座房子在什么地方？”
米特罗解释了一下，将军向“那座房子”观看了很久，然后说道：“你们怎么啦？把队长给丢了？今天夜里你们得把他救回来。”
“有几个逃兵，”安东纽克说。
将军不答理他，往楼下走去。他走下两级阶梯，又站住了，转过来问：“他在电话里说些什么？”
“他对我说：‘报告将军，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他很坚持地对我说了这句话，甚至反复说了好几遍。后来电话就中断了。”
将军朝着他那停在附近谷地里的汽车走去。他回到师部后，就问普洛特尼科夫在哪儿。人们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里。将军打电话到政治部。
“鲁缅采夫……”
“我已经知道了。”普洛特尼科夫疲倦地说。
将军放下听筒，想起了薇卡。薇卡是很喜欢鲁缅采夫的。
傍晚，师部的各首长都一起来见师长。他们环桌而坐，等候命令。西苏赫中校最后一个到，他始终站在墙边。
将军发布了明天的命令后，说：“炮兵工作得很好……”
西苏赫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现在才坐下，将军说：“侦察队……也工作得很好。”
安东纽克出席了会议，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将军那儿。大家都很可惜鲁缅采夫。安东纽克总觉得将军是把鲁缅采夫和他分开看待的，虽然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当然，安东纽克也为鲁缅采夫难过。近卫军少校毕竟是个公正的上级，并且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固然，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安东纽克——现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了——向鲁缅采夫学习了很多东西。鲁缅采夫能够了解最复杂的战斗情况，并且能够从不正确的和不重要的材料当中精确地挑选出正确的和重要的东西。
要是鲁缅采夫去了莫斯科的话，那么他今天还是活着的。
奥加涅相躺在床上，可是他违反惯例地没有睡着。从连队调来了一个新的传令兵，年轻的上等兵卡勃鲁科夫正在角落里忙着做事，他不时伤心地瞥一眼近卫军少校的手提箱。
奥加涅相半睁着眼睛注视着走进来的安东纽克。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奥加涅相熟悉的上级们所有的那种冷淡和自傲的神色。
其实，奥加涅相抱怨安东纽克对待他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安东纽克是很钦佩翻译员的知识的，只是偶尔稍微粗鲁地批评他那种“非军人的惰性”。但是奥加涅相现在极其痛恨地望着安东纽克。要不是这种惰性和不愿把他所认为已经足够复杂的生活更复杂化，那么他就会把他心里所想的关于安东纽克的话全盘地对他说出来。
他会说：“别得意吧，亲爱的朋友！队长轮不到你！你一辈子是个助手！你那种故意做作的威严，你那种叫人恶心的老是想往上爬的欲望……都是一目了然的。别得意吧，反正集团军司令部就要另外派人来啦！”
他用阿尔明尼亚语低声地谩骂着，并且哭了。他觉得没有鲁缅采夫是活不下去的。他决心要做个象鲁缅采夫那样的人——真诚、爽直、亲切、整洁而有不倦不怠。
“自然，我会觉得这样做很困难。”他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往后我还要争取入党……”
拂晓，侦察兵们都回来了。粘满泥土的靴子在地上留下了肮脏的印迹，他们在椅子上坐下，米谢尔斯基向安东纽克报告了昨夜的经过情形。
他们很顺利地过去了，爬到了那所房子跟前。他们没有到屋子里面去，因为那儿有许多德国人占据着。在归途中他们受到了拦截，谢尔吉莫科夫受了伤。
“应该报告师长。”安东纽克说。
“他已经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他和普洛特尼科夫上校一起到水塔上来过，在那儿等我们回来。”米谢尔斯基沉默了一会，接着他把说话声压低到耳语般地说：
“当我们爬到一所白色小屋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在入口处的办公室那儿，我们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大叫。照我看来，这是齐比列夫的叫声。”
“那当然是齐比列夫，”伏罗宁说，一边望着窗外。”
“是他，毫无疑问。”米特罗也证实说，以便细心地卷着一支粗大的马合烟卷儿。
米谢尔斯基说：“他喊‘去’还是‘走’，他对什么人喊？他不可能看见我们。”
“威吓德国人，”米特罗推测，“好象是说：滚，去你的……”
“他在向近卫军少校发出警报……”伏罗宁说。
有一个侦察兵低声讲述：“德国人听到这一声叫喊后，都非常惊慌。我们不得不躺了一个半钟头，一直到他们都安静了。信号弹老是闪耀着。他们放着枪。”
电话铃响起来了，安东纽克拿起听筒。是从第二线打来的，他意外的听见了师长女儿的童音。她问有没有找到鲁缅采夫。
他回答说没有找到，又等待着，她是不是还要说什么话。
“我没有话了，”她说，不知不觉地学着将军在电话上讲话的口吻，可是她忍不住了，悲伤地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第二十三章
塔尼亚得知鲁缅采夫到医疗营来过，她的高兴是这么明显，以至连那个报告她这个消息的女护理员也觉得有点儿难为情。
“老相识，”塔尼亚愉快地解释说，“几天前我们偶然碰到过一次。”
凭这些特征：阔肩膀、蓝眼睛，以及照这个女护理员所形容的，一个可爱的少校，不难猜到这个人就是鲁缅采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可是从这个机敏的姑娘不安的脸色和少校很快的离去这一点看来，塔尼亚知道谈话不妙。她凝 瞥了姑娘一眼，就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象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开始安慰自己：这样也好，如果他一下子就相信什么鬼话，这样的人也不值得做朋友了。
塔尼亚仍旧好几次感觉到她在等候什么人。她终于明白了，她希望鲁缅采夫再来。
那时候战斗正在进行中，医疗营里全体人员都精疲力竭了。
尽管如此，在两次手术的空隙中间，当女护理员正在把器械消毒的时候，塔尼亚一边等待着，一边不知怎的，甚至出其不意地用冷淡的口气问她：“为什么少校不等一会？”
这个女护理员装出天真的样子回答说：“我告诉他，您出去了……他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就拍马飞跑……”
塔尼亚一边在亮光下检查一瓶输血用的血浆，一边更冷淡地探问：“我上哪儿去他也不问一声吗？”
女护理员明白了，最使塔尼亚关心的正是这一点，她原本想含含糊糊地回答：让这个性急的家伙去难过。可是她忽然怜悯起她来，于是恳切地说：
“什么也没有问……我没向他说过什么，我向您保证。”
几辆汽车驶进了村子，它们是来运送伤员的。塔尼亚到医疗排去了，她跟玛莎一起检查伤势严重人，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可以运送”。她也走到卡里斯特拉特·叶伏格拉福维奇跟前。
“您也是这次走，”她说。
伤员们检查过后，卫生员们就把他们一个个抬出去了。塔尼亚回到自己的房间中，从她自己的一份配给中拿出一包糖果，塞给“马车夫＇带着在路上吃。他羞怯地谢绝，后来收下了，说： “谢谢，军医上尉同志，我永远忘不了您。＇
由于房门不断地开启，房间里很冷。
塔尼亚说：“您还记得那个跟我们一起坐马车的少校吗？他昨天到这个医疗营来过……”
“马车夫”得意洋洋：一个主要的外科医生坐在他旁边，当着其余的伤员们的面，随便地跟他谈话。他问：“哦，近卫军少校情况怎么样？他是个好人，很诚朴。而且他懂很多东西。德国话说得很好，是吗？他好吗？”
“很好，”塔尼亚说，她也兴奋地谈起鲁缅采夫来了，仿佛她和他见过面，长久地谈过话似的。
“要是他再来，我就告诉他，说您在这里住过……”
“他会来吗？”“马车夫”问，然后自己作了回答，“当然会来……要不然您上他那儿去……这会叫人高兴……”
塔尼亚脸红了，她问“马车夫”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他要一支铅笔，想“在路上练习用左手写字”。她给了他一支铅笔。
他由一个女卫生员扶着，向一辆公共汽车走去。不多一会，汽车开动了，可是塔尼亚依然战着。她黯然伤心，以为鲁缅采夫不会再来了。现在“马车夫”又走了——她觉得她跟鲁缅采夫最后的联系也中断了。
玛莎在伤员们运走后，找到了鲁特科夫斯基，她愤怒地对他说：“您看见柯尔切娃没有？她的脸色那么难看，站也站不稳啦！您哪怕让她休息几小时也好，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鲁特科夫斯基让塔尼亚休息。她已经很疲倦了，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出。
因为“闲着没事”，塔尼亚整个早晨都在村子里遛跶，她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她想起了“马车夫”的劝告。
“真的，为什么不到鲁缅采夫那儿去一趟呢？”她心里想。不，她不会在他面前辩白，她对他的猜疑只字不提。她在什么地方和谁见面，这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她只知道他到医疗营来过，但是没有见到她，所以她决定去回访。
塔尼亚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突然高兴起来，并且觉得自己非常勇敢而且独立不羁。
她穿好衣服，为了壮胆，在腰间挂了一支小手枪。她离开医疗营，穿过树林，望大路上走去。一个运送“一、二、三”的快乐的司机让她搭车，不知为什么他给炮弹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
在师部里她仔细地询问了邻近几个师的驻扎地。作战科长高兴地给他解释了情况。
“我们就在这儿进攻，”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示着，“这儿是谢列达……而这……”
虽然这位中校仔细地给她解释着前线业已形成的态势，可是她却不再用心听了。她暗暗记住了谢列达将军的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子，打算要走了。可是通讯科长把她留住了，他向她诉说自己的一支伤腿很痛。跟着别的病人也出现了，因此塔尼亚一直忙到中午。
她终于离开了村子。在这儿她搭上了一辆属于谢列达将军师里的汽车。很星云，汽车是开往司令部去的。塔尼亚在一条村街中间跳下来。在一所宅子旁边停着一辆“爱姆卡”。
塔尼亚走到一个在修理引擎的司机跟前：“请问，”她说，“你们的侦察兵驻扎在哪儿？”
司机问：“您是从哪儿来的？”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可是这当儿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戴着高加索皮帽、蓄着一撮黑胡髭的身材高大的将军。谢列达看见一个披着长长的德国防水披肩的年轻女子，微微吃了一惊。
“您找我吗？”
她回答道：“我找您的侦察科，”她大胆地正眼望了望他，又说，“我要找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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