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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守卫着俘虏，”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但是只有十五个卫兵，没有放哨。”
他探问地向他周围的人扫了一眼，继续说：“他们的通信联络——只有一根线……割断了——就完了。”
一片沉默。突然有一个穿皮衣领的农民羊皮外套的人走到前面来了。这个人直到现在老是默默地走路，眼睛尽望着地上，什么事也不过问。
“不必参加这种冒失的行动，”他慢吞吞地令人信服地说，“这是我们不能胜任的任务。您说，他们是十五个人，而我们有五十个人。对的。可是他们是正规的军队啊……德国人！”
中尉皱起眉头说：“这儿不是在开工会会议，而是军队，虽然他是凑合起来的。”
穿羊皮外套的人从齿缝里含糊地说：“别用军队纪律教训我，我比您懂得多哩？”
“那就更好啦，”鲁缅采夫温和地反驳道。“我是指挥员，我的命令必须执行。”
“是谁委任您的？”穿羊皮外套的人冒火了。“您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上尉。”
鲁缅采夫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您是什么上尉？”他说，“您是羊皮外套，不是上尉！”
穿羊皮外套的人用颓丧的声音，可是仍然挑衅地问：“大概是您把我降职的吧？”
“干么？”鲁缅采夫回答道，他已经转身向其余的人，并补上了一句：“您自己把自己降职了。”
俘虏们很容易地被解放了出来，连鲁缅采夫也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措手不及地被擒住的守卫们一点儿也没有抵抗。德国人太自信了。枪械整齐地架在村苏维埃的门廊上，鲁缅采夫把缴获的步枪都分给了被解放的受伤的战士们。
塔尼亚用绷到包裹的绷带和向每个人收集来的手帕（因为绷带包不多）替伤员们包扎起来。这些手帕是和平生活中剩留下来的最后的东西了。
队伍以急行军出发，因为鲁缅采夫担心追击。他们都精神勃勃地行走着，仿佛行军是刚才开始似的。他们都快乐地低声交谈着。谁也不想睡觉了，甚至最爱无病呻吟的人也不喊脚痛了。每个人都夸张着自己的胜利，并且都因有这个中尉而高兴。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夜才是他们真正的争斗生活的开始。
第二天夜里，塔尼亚初次看见了德国人。
大雨如注。队伍到达了大陆附近。有几辆载重汽车在大陆上行驶。起先塔尼亚一点儿没有注意到它们，她漫不经意地向前走，可是这当儿中尉的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
“卧倒，”他轻轻地说，“德国人！”
她惊惶四顾：哪儿有德国人？当她已经伏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这才明白，这些汽车——车头灯明亮地照耀着的普通的卡车——它们正是“德国人”。几辆画着黑十字的小型坦克出现了。带喉音的谈话声传到了塔尼亚的耳朵里。
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陌生、这样的怪诞和充满敌意，使塔尼亚觉得又惊愕、又憎恨、又恐怖。她感到孤单和颓丧，仿佛这些陌生得叫人憎恶的影子把她和过去的一切生活、一切希望和一切幻想都隔绝了。她握住了鲁缅采夫的手，久久不放，一直握到队伍继续前进的时候。德军汽车的车头灯的闪光微弱地照亮了中尉的脸。雨点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现在这个青年人的脸是难以形容的严肃和阴郁。
早晨他们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儿。在往集合处去的路上，鲁缅采夫走到塔尼亚跟前，请求把她的莫斯科住址告诉他：
“或许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的，我上您那儿来喝茶。”
使她对这个请求觉得惊奇的，就是他对歪理和对往后有约会、地点和茶叙的和平生活的那种信心。
地址？塔尼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住在莫斯科的姑妈家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她说：“我已经出嫁了。”
不用说，这个回答不是挺聪明的——他毕竟不是向她求婚。
“当然，我会把地址告诉您，”她急忙补上一句。
可是塔尼亚在匆忙中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到了集合处，军官们把她围住了，其中有许多医生。他们请她喝甜茶，请她吃罐头肉。当她自己身上暖和起来并满怀着跟母亲与丈夫会面的希望的时候，她不知怎的立刻忘记了在她的生命史上最困难的六天里，这位无畏的、快乐而亲切的中尉，对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尉在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就悄悄地走了。后来她打听明白：原来他是被派到某个部队去工作，坐车走了。路上她难过地想念他，并且懊悔没有在临别的时候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就是这个中尉，过了三年多，又跟她并排坐在一辆顺着潮湿的柏油路奔驰着的马车里，他现在已经是近卫军少校了。
第二章
这是令人惊奇的重逢，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兴奋。
“您还是这样爱说爱笑，”她说，“什么都满不在乎。”
“您还是带些儿忧郁，”他答道，“可是大人气更重啦。”
“老啦。”她笑起来了。
她的笑容是这么亲切、充满热情和温柔，仿佛她在对自己笑似的。同时她那对大眼睛差不多消失了，变成了两条闪闪发光的裂缝，鼻子皱了起来，这赋予她的脸以一种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的非常亲切的表情。
这时候，从上面的驭者台上发出了“马车夫”响亮而兴奋的声音：“军官同志们！人们都在胡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
鲁缅采夫连忙朝上面望，接着他打开图囊，把地图取了出来，摊在膝上，吁了口气道：“不错，我们到德国啦。”
中尉拔出手枪，打开车门，朝天放起枪来，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都放完了。“马车夫”用步枪朝天放了一枪。马儿受了惊，都跑得更快了。大家都挨近窗口。草地、森林边缘、和灌木从都从旁边闪过。这一切东西是那么平凡，使大伙儿都感到惊奇。
“瞧，菩提树！”
“山楂！”
“苹果树！”
中尉打开自己的手提皮箱，在里面翻寻了一会儿，悲伤地大声叫道：“伏特加没有啦！”
马车的“主人”丘霍夫上尉一声不响，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水壶伏特加。坐在马车里的一个士兵一边尴尬地微笑，以便抚摸着红胡髭，说道：“军官同志们，我们有的是这一种……酒精……如果你们不嫌弃……味道不好，但是很凶……兹维尔鲍伊……”
（兹维尔鲍伊是一种烈性的伏特加）
马车离开了大道，在小山丘上颠簸了一阵，不久就在一座小树林里停了下来。“马车夫”把那条很长的鞭子插入了驭者台车的支柱里，加入到其余的人们里面去了。大家都在大吵大闹，独有塔尼亚不知怎的却一声不响。她攀登到高高的马车夫座位上，把身子缩成一团坐在那里，瘦小得象一个小姑娘，她抑郁寡欢，眺望着散步在四周的疏落的小林，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拒绝喝酒。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她说，推开了酒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或许我们应该痛哭一场来追悼那些在路上阵亡的人们吧。”
大家都明白她是对的。虽然他们，不用说，仍旧喝酒，可是他们已经不再吵闹了，仿佛都在严肃地沉思似的。
他们首先为斯大林干杯，随后为胜利，并为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干杯。哪个红胡髭的士兵提议，也“为我们的家属战线，为妻子和儿女们干杯。”
“当然，也为丈夫，”他补充说，偷偷地看了塔尼亚一眼，“如果她们有丈夫的话，如果没有，那就为未婚夫干杯。”
塔尼亚说：“只不过要想一想！那边就是德国村庄啊。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奇怪：这儿居住着德国人，就是那些在世界上干了那么多坏事的人。怎么办呢？把这个村子烧掉吗？杀尽那儿所有的人吗？”
大家都不说话。接着听到丘霍夫上尉的声音：“你们以为怎么样？走吧，咱们就这样干。”
这些用冷静的声调说出来的话，不由得使大伙儿都向丘霍夫瞥了一眼。他们都看到了一张圆圆的年轻的脸庞，一个小而直的鼻子，一对坚毅的灰色眼睛。这两只眼睛里面含着 睨一切的人所有的那种大胆自负的表情。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注意地望着啊，只把手挥了挥。这个简短而带点儿轻视的动作，或许比说话更有说服力。大家都明白了，谁也不会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会焚毁什么，谁也不会杀人——至少有近卫军少校在场的时候。
丘霍夫也明白这一点。他敌对地向鲁缅采夫瞥了一眼，紧闭着嘴唇。他不再说一句话。
“德军还在拼命作战。”鲁缅采夫冷冷地说，“你们都有机会在战斗中表现你们的勇敢。”
塔尼亚调和地说：“咱们走吧！”
大家都坐进了车里，一会儿后，马车辘辘地滚动着车轮，驶进了一个村子。他们在这儿的镇公所的胁从屋上面看见了几个斗大的字：
Ｓｉｇｅ ｏｄ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ｅｎ！（胜利或者西伯利亚！）
鲁缅采夫把这个难懂的标语译给了别的人听，显然，这是戈培尔最近的发明。
“弗里兹拿咱们的西伯利亚来吓唬弗里兹，”这个红胡髭的士兵甚至有点儿生气地说，“但愿我活到胜利，我要回到我的西伯利亚和我的瓦西里莎·卡尔波夫娜和孩子们那儿去呢。”
“马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房子前面。那是一座漂亮的小砖房，有高高的台阶，里面寂静而幽暗，有一股腐烂的气息。当“马车夫”正在卸除马具的时候，别的人已经吵闹地在那些寒冷的房间里找铺位了，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朝黑暗的角落里张望。
“马车夫”突然在门口出现了，不知为什么他很着急，对鲁缅采夫说：“近卫军少校同志，在那边棚屋里出乱子啦……”
他们都走出去了。在黑暗的院子里有猪叫声。棚屋里堆满了木柴。而在黑黝黝的大堆劈柴后面，鲁缅采夫的手电筒照亮了五个悬吊着的人的身形。
“啊，该死！”鲁缅采夫骂了一句，“把他们放下来！”他命令说，一边开始用小刀割断绳子。
悬吊着的人都沉重地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中尉和丘霍夫走进棚屋里去了。中尉开始忙碌地帮助鲁缅采夫。丘霍夫站在一边。他的烟卷儿在黑暗的棚屋里闪闪发光。
两个人还有活气，这是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她们被抬到了屋子里。塔尼亚开始急救她们。一会儿后，这个小姑娘已经跟塔尼亚并排坐在沙发上了，一只手擦着颈项，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这个不相识的女人的手。老婆子对她周围的那些默不作声的俄国人不看一眼，在房间里沉重地拖着脚走来走去，并把那些散在地板上的东西都拾了起来。
鲁缅采夫微微懂得一点德语，虽然他所有的词汇差不多纯然限于军语词典里的一些词儿，但是他还是能够把老婆子细细地问了一番。
原来她的儿子是当地国社党的活动分子，他来不及退走，在极度恐慌中，他决定悬梁自缢，并把全家的人都吊死。昨天夜里驶过了许多俄国坦克，苏联军队从早晨走起，走了整整一天，这一家的主人知道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