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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回来啦？”克拉西科夫高兴地说，“您的旅行怎样？”
“很好！”塔尼亚回答。“我在波兰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而在德国回到了它那儿，您知道，我是怎样进入德国的吗？您永远猜不到。坐马车来的！坐了真正的伯爵的马车。”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克拉西科夫问，“或者，您到我这儿来？好吗，我派人来接您……今天您没有什么事。开一会汽车吧……”
她同意了，现在她到餐室里吃午饭去了。
午饭已经开过，医生们都已经散去。女厨子，一个身材矮小、眼睛乌溜溜的乌克兰姑娘，给塔尼亚端来了第二道菜，在她身边站住，两只手交叉地按在胸口。她说：
“那么，战争快要结束了吧。塔尼亚·伏拉基米洛夫娜，您没有到过日密林卡吗？”
她老是用这种奇怪的方式——爱称和父称称呼她，塔尼亚倒也喜欢这样的称呼。
“没有，”她回答，“怎么样？”
“我是日密林卡人。”女厨子羞怯地笑了笑，好象谈什么秘密事情似的。
“你想回家吗？”塔尼亚猜测。
“是呀。”
塔尼亚说：“可是我家乡的城市全给毁了。尤赫诺夫。一座小城市。大概您没听过这个城市吧？”
“怎么没听过？我听过的，在苏联情报局的战报里。”
塔尼亚从餐室里走出来。汽车已经在等着她了。飘着雪花，雪花慢慢地落在光滑的车身上，然后慢慢地融化。司机在潮湿的玻璃查后面打着瞌睡。塔尼亚打开了门，坐在他旁边。他惊醒了，跟她打过招呼后，问道：“您要坐到驾驶盘后面吗？”
“不，您自己驾驶吧。”
塔尼亚望着路旁光秃秃的树木，一边悄然微笑一边想着鲁缅采夫以及和他的两次相遇。可是塔尼亚一想到他们今天分别的情形，她的笑容就消失了。鲁缅采夫不知怎的同通很冷淡地告别了。他看见了他的师里的汽车，就急忙地赶去，仿佛他必须跟这些车子一同走似的。
克拉西科夫居住在军部所驻扎的村子里一所前面装有铁栅的小屋里。一只黄鹦鹉在窗口的一只大笼子里跳来跳去，这是逃跑了的房东留下的。鹦鹉用尖锐的喉音欢迎进来的塔尼亚。
“再见！”
克拉西科夫不在屋子里。一会儿，他打来了电话。克拉西科夫平常说话总是有力而且响亮的，笑声如雷，现在他却低声说：“塔涅奇卡……请原谅，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了，出乎意料之外……”
“好，我等着，”塔尼亚说。
“不，不，”克拉西科夫踌躇起来了。“不必等我，我不会马上有空的……”他更坚决地一本正经地补充，仿佛对一个参谋说话似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战斗任务，必须准备一下。您去转告您师里的人做个准备，再见。”
“再见！”那只大鹦鹉又叫了一声。
老实说，塔尼亚是带着一种模糊的恼怒的心情回去的。她不是对克拉西科夫生气，可是她讨厌他腔调里的某种东西，最可能的是，克拉西科夫对军事委员的那种惧怕使塔尼亚感到不快。
塔尼亚没有猜错。克拉西科夫确实有点儿害怕西斯克雷洛夫。军事委员的严格要求和对缺点的敏锐的注意是众所皆知的。此外，西斯克雷洛夫不容许“行军中的恋爱”。将军每次碰到克拉西科夫，总要问起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情况。
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他是否知道了克拉西科夫正陷入热恋之中？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将军对于军官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熟悉，常常使他们诧异。
西斯克雷洛夫到军部去了片刻。他到坦克部队去是为了执行总司令部的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随他同去的有一个坦克将军——刚开到前线的新坦克兵团的司令员。军长和副军长们都在集团军司令部里，所以军事委员跟克拉西科夫谈了十五分钟。
西斯克雷洛夫对克类西科夫的印象并不坏。他很重视他的坚毅、勇敢和无可置疑的组织能力。固然，将军认为克拉西科夫不善于独立思考。可是他执行得都很正确。
西斯克雷洛夫有时侯对这种机械式的执行很不满。在举行会议或者发布命令的时候，军事委员总希望有人提出异议——有切实理由和异议和根据部下个人经验的修正。在争议的时候，他很兴奋，热烈的辩论，最后考虑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
将军坐在克拉西科夫对面，脸色是严峻和看不透的。他听取了克拉西科夫的报告，向他作了关于改进军部各兵团后勤部队工作的指示，并指出了指挥部进入德国领土后所面临的许多新任务。他说，在这儿，必须给予军纪的破坏者以最严厉的处罚。
“是，”克拉西科夫回答。
西斯克雷洛夫皱着眉头望着他，克拉西科夫不加思索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使西斯克雷洛夫不满。他继续往下说：“自从德国人侵略我国以来，就很不容易约束我们的士兵了。您觉得怎样？”
“对，将军同志，确是如此。”
“然而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对他们作详细而耐心的解释，同时也要采取惩罚和其他的措施，直至送交军事法庭。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后，使德国人民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并集合力量来跟强大的金融寡头作斗争——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是德国的。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必须学会区分他们。”
“是，将军同志。”克拉西科夫说。
“但是，”西斯克雷洛夫把目光转向窗口，不满地说：“必须教育德国人，使他们的子孙都牢记着：跟俄罗斯尚且不可以打仗，跟苏维埃俄罗斯就更不可以打仗。”
“明白了，将军同志。”
“您明白什么？”将军出其不意地问。
克拉西科夫惶惑了。于是西斯克雷洛夫明确地说：“您必须禁止您的军里有破坏纪律的行为，无论我们的士兵的复仇的怒火是多么急切。”静默了一会，将军又问：“家里来信说些什么？您的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都很好。”
将军站了起来。
“要不要我陪您去？”克拉西科夫问。
“不需要。”
克拉西科夫送将军上了汽车，垂下两手笔直地站立着，一直到汽车和跟在后面护送的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在苍茫的夜色中消失不见了才回去。
他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塔尼亚，虽然他很想看见她，但是他不敢再往医疗营打电话。
第十九章
行军后的第二天，医疗营在一个隐藏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的深处的村子里驻下了。早上搭起了帐篷。配药室主任一边叽
哩咕噜抱怨，一边打开药箱。
塔尼亚在晨光中洗了脸，穿上罩衫，走到她的帐篷里去了。鲁特科夫斯基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被几个老头儿和老婆子围住了，他们用德国话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原来他们是在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留在村子里，还是必须迁出去。虽然没有人驱逐过他们。
塔尼亚看见他们，吃了一惊。
这不是因为她很天真，以至没有想到在德国会碰见普通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可是在四年可怕的岁月中，她心里对德国人积下了那么深的仇恨，她简直不能承认他们是也有感情、思想和人的其它品质的。“德国人”这个词儿会使她想起那被烧毁的城市和乡村，在这些城市和乡村里的俄国人只得住在地下，想起了黑色飞机用机枪扫射妇女和儿童们，想起了被炸的救护列车，想起了在俄国一条大河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岗上阵亡的丈夫。
她冷冷地看着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和老婆直。她觉得他们的泪水是无耻的。他们使别人流了那么多眼泪，他们竟然还有脸哭泣！
她觉得奇怪，德国竟然也有象在她的故乡尤赫诺夫一样的菩提树和橡树。她又奇怪，居住在这儿的老头儿和老婆子们都有寻常的皱纹，寻常的眼泪。只是他们那难懂的德国话又增强了她对他们的憎恨。这至少是一种确凿的证据：他们都是德国人。
可是，即使如此，他们毕竟还是人哪。塔尼亚终于怜悯他们了：他们露出的恐惧的样子，一种被克制的焦虑不安，仿佛用雷声震聋的耳朵倾听着他们看来是敌对的可怕的世界。一个高高的、秃顶的老头儿，把帽子抓在手里，用恳求的口吻操着俄语对塔尼亚说：“同志……同志……”
他在哪儿学会这个字？或许他在一九一八年跟俄国革命士兵们交过朋友吗？从一个敌对的瘪嘴的德国人口里听到祖国的语言是使人不快的。这个字里面除了献媚和恐惧以外，是不是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意思呢？
“您想到我们是同志已经迟啦。”塔尼亚心里想。
第一批伤员开始送进来了。从伤口的性质来看就可以断定战斗的性质。这是向敌人预先筑好的非常坚固的防线的进攻。大多数是四肢重伤——触地雷炸伤的。
伤员们看见了塔尼亚，差不多马上都停止呻吟了。一个男子汉在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人面前叫喊呻吟，是怪难为情的。“她不太年轻吗？”那些年纪大些和经验多些的人们心里想。起先他们甚至把她当作女护理员：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即使穿着白罩衫看起来也还不满二十五岁呢。可是，不，这是个医生。女护理员们在她身边恭敬地忙碌着，只要她说几个字或用眼睛一瞟，她们就懂得她的吩咐。她那对灰色的眼睛里充满着镇静的信心，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这种信心。伤员们都信任地望着她，甚至竭力摆出笑容，以博取同情和称赞。
她说：“好样的！这才是一个士兵！这样年轻，可是这么了不起！”
或者说：“年纪这么大，可是这么了不起！”
有时侯她变得话很多：那常常是在施行最困难的手术的时候。
“怎么样，痛吗，亲爱的？”她问，微微地笑着，甚至有些儿挤眉弄眼。“别看自己的伤口，这没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您懂得伤势吗？有些看起来似乎又大又可怕，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伤员们不断地到来。血淋淋的棉花团使她的眼睛发花了。总是爱说爱笑的、活泼的女护理员们现在都在塔尼亚身边聚精会神地忙碌着。
塔尼亚觉得她在调配帐篷里看见的一张伤员的脸，好象是见过的。她回到手术台以后，竭力回响了一阵子，她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个腹部受伤的人被抬进来了，接着是一个面部给火灼伤的炮兵。露出在雪白的纱布面罩上的一对灰色大眼睛平静而安详地瞧着这一群血淋淋的、呻吟着和叹息的人们，而一双戴着橡皮手套的纤细而灵巧地手不停地动着。
医生们和女护理员们不时地走到她跟前来询问、讨教和请求帮助。她慢慢地走到邻近的手术台前，或者只是远远地微微伸着脖子，细心地查看伤处，然后点点头，或者相反，否定地摇摇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一边继续做她的工作。
玛莎有时侯跑到帐篷里来，关切地向塔尼亚望了片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在那儿说：“她将来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当然，要是男人们不冲昏她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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