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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这样的时刻，将军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可是他立刻睁开眼睛，对他的副官急急地说：“别忘记，我们一到，就用我的名义下一道命令，立刻供给卡特林汽油。”
“是，”上校回答。
“现在我们在德国领土上行驶。”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意义……现在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武器的胜利，而且更在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的教育人民的制度和我们历史道路的胜利。这使人想起一九一八年，那时候强大的德意志帝国（顺便说一句，他比希特勒帝国要弱得多）。威胁着年轻的苏维埃。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坚持要同德国缔结和约。正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所称的，不幸的和平……我们的领袖所以赞成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明白：首要的是保存和巩固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种能够保证战胜任何人的制度……现在我们到了德国。”
为了克制自己，将军在这些回忆中和历史性的对比中找出了一种力量。它们——这些回忆，使他想起了他是伟大的党的工作者，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将军痛苦地皱着眉头，“处在我的这种情况，很不容易继续做一个对世上任何不幸都无动于衷的、镇定的、头脑冷静的领导者。将军尚且觉得困难……那么将军的妻子呢？”他想起了妻子。
当安德列在坦克学校毕业的时候，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怯生生地请求丈夫把儿子带在他的身边。
“让他跟着你吧！”她红着脸说。“你总应该有几个副官。”
她是深知丈夫的性格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她这么跟他将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果然不出她所料，他生气了，并且责备地说：“你要知道，纽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而且安德列——这一点你也很明白——决不愿意躲在一个将军背后逃避战争，特别是躲在父亲的背后……”
现在他懊悔这样回答了自己的妻子吗？不！
现在他想到妻子还是觉得可怕，而且对她做母亲的悲伤是难以比解的。
西斯克雷洛夫咬紧了牙关，吃力地睁开了眼睛。天色大亮了。他们经过了那座有着“色当胜利者”纪念碑的偏僻小城，锱重队在道路上伸展着，车辆轻轻地轧轧作响，侦察兵少校的淡黄色头发又使将军想起了儿子。
将军说：“少校，您的师大概将要围攻施奈德穆尔要塞。这是所谓‘东方壁垒’的最巩固的要塞之一，在制订侦察计划的时候，得记住这一点。”他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您能够在夜间很好地辨识方向，这使您不愧为一个侦察兵。”
汽车驶近了师部昨天晚上驻扎过的那个村子。司机减低了行军速度。鲁缅采夫把那张卷着的地图放在他身边，向将军点了点头。司机会意地俯下了头。
“请向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问好，”西斯克雷落夫说，一边握着少校的手。
鲁缅采夫下了汽车，瞥见齐比列夫也同时从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跳下来。鲁缅采夫举手敬礼，等待着汽车驶过去。汽车终于消失不见了。
齐比列夫说：“自动枪手们对我讲起过他，也讲起过他的儿子……哦，对啦……”他以外地简短而轻轻地结束说：“那才是人。”
他们走进了村子，可是师部已经不在这儿了。军部通讯兵们带着电线框，在盖满雪的田野上慢慢地走动着。他们说，师部已经在拂晓前开走了，司令部迁到更靠西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鲁缅采夫决定到侦察兵们昨天驻扎过的那所房子里去看看，说不定有什么人留在那儿。他们走了进去。屋子里是空荡荡、冷清清的。绒毛褥子依然零乱地堆着，壁钟嘎哑地敲着。
这时候，他发现房间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有个人睡在一条绒毛褥子上。
“这儿有个人给遗忘了，”齐比列夫说，一边朝着那个睡在被窝里的人走去。
一张令人发笑的、惊骇的脸出现在给嚇了一跳的侦察兵的眼前。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戴着一副眼睛，没有刮脸，头上包着一块女人的头巾。头斤上戴着一顶揉皱的黑帽。他看见了侦察兵们，就跳了起来，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齐比列夫冷冷一笑。鲁缅采夫从这个德国人的嘟哝里，知道这个德国人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个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就逃到森林里去了。现在平静了，他就回家来了。
德国人说，用手指了指自己，有指了指挂钟。
“钟表匠，”鲁缅采夫给他的传令兵翻译。
“这么说来，他是个工人，”齐比列夫收敛了笑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片面包。
“多谢。”德国人感谢地说。
齐比列夫学着德国人嘟哝道，大概他对自己过分宽大的行为有些不满了。
侦察兵们走了。那个钟表匠却依然站立着，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喃喃地说着难懂的话语。
第十一章
当俄国人走得看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德国人又站了一会儿，一边侧耳静听着，过后他坐回到绒毛褥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那种故意装出来的惊骇和愚蠢的表情现在从他脸上消失了。可是甚至他从前的同事们现在也未必能够认出这个服饰滑稽而肮脏的老头儿，就是军团司令部情报处Ｒ特务科派来的康拉德·温凯尔（第二一七号Ｆ）。
当温凯尔看见贰国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决定说出自己的身份并投降。后来因为他被将要发生的事情嚇坏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冒充了房东。一看见许多壁钟，他不禁起了冒充钟表匠的念头，因为他在三星期的流浪生活当中，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俄国人对待劳动人民是很友善的。
他惊慌失措，垂头丧气。他从前也能够猜想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盯得千真万确：德国被打败了。可是这还不是使他这么绝望的主要原因。所发生的事情比军事挫败还要严重——这一代德国人的希望和期待都成了泡影，温凯尔公正地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康拉德·温凯尔一直居住在但泽。受到希特勒宣传的煽动，赫斯、罗森堡、和鲍莱手下的特务们不断地怂恿、并对竞争者——波兰人——充满着憎恨的这个“自由市”的德国人民，都是极端沙文主义者。不管他父亲——一个聪明的人和怀疑主义者——的耐心规劝，年轻的温凯尔们——康拉德、修果和本哈特——在“希特勒青年营”和冲锋队里狂热地操练步法，高呼“希特勒万岁！”，讨论德国在欧洲的伟大使命。他们从前都是文静而勤学的青年，渐渐地中了野蛮偏见的毒害而变成了希特勒式的狂妄之徒。
这些头发光亮的、贫血的、勤奋的、瘦长的、相当腐化的青年们，自以为是无敌的、可畏的、勇猛的“金发野兽”。对暴力的崇拜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作为国家主义的自大狂，魔法般地影响着从哥尼斯堡到蒂罗尔一带的一般年轻的傻瓜们。
说句老实话，在这种乌烟瘴气里，老大康拉德（一九三八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心灵深处已经发生了一点儿怀疑。许多事情使他感到不满。他听到了党卫队的种种暴行，关于集中营、集体枪杀和驱逐的各种传闻。固然，他竭力不很密切地注意这些事实——这会引起危险。他所固有的对夸张的威望纯市民式的信任，不允许他过分大胆地怀疑。既然德国元首，他的威望甚至在外国也这般高（顺便说一句，用外国来作证，其中便含有对元首真正的威望表示有点儿不信任的意思），既然教授们、作家们、旧德国政府部长们——冯·勃罗姆堡和冯·纽拉特（人们对前辈的人比对新的人更为信任，因为他们的威望较高），既然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们以及号召希特勒执政的兴登堡本人——既然他们都说“这是必要的”，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为了德国的幸福必须消灭许多民族——怎么办呢？该屠杀吗？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欺骗吗？是呀，这些傻瓜天生是给人欺骗的。
就是由于这些和那些思想、诡辨和谬论，康拉德·温凯尔之流窒息了他们的良心的呼声，那种呼声有时侯会悄悄地说出不愉快的事实。
不消说，假如还可以假别人的手去作战，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可是，不，必须亲自作战。
修果、本哈特、和康拉德都相继参军去了。可是本哈特作战不久，就失掉了两条腿。他回到了家里，他对于用战争解决各种问题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康拉德起先是在克拉科夫前波兰总督弗兰克博士的总署里服务。他的波兰语言知识对他很有用处，对于这种语言他本来是很轻视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最后一次总动员的时候，他给调到军团司令部里去做情报工作。他在那儿受了短期的间谍训练，过后就在德军战线后方从事反间谍工作。
德军撤退到维斯杜拉河防线，当然使温凯尔深为焦虑。作为一个情报员的他，当然知道报纸上所宣传的什么俄过人经过这样一来的突进后已经没有进攻力量的话，是与实际情形不符的。但是他相信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是一股强大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三星期前，当德军还驻守在维斯杜拉河上的时候，康拉德·温凯尔想不到这样强固的防御一经俄国人的打击就会粉碎。固然打击是很猛烈的。当俄国人进攻的时候，在前沿或在前沿附近的参谋们已经传出可怕的消息。苏联炮队和空军准确地扫除了它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一月十三日，温凯尔在军团司令部里遇见了他的弟弟修果，不久前，他的铁十字章上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修果是为某项任务而来司令部的。
十四日早晨，他们听见了远远的猛烈炮声。
“开始啦，”康拉德脸色惨白地说。
修果细听了一会，摇摇头说：“即使俄国人在什么地方突破。我们还可以在布朗堡和波兹南的防线上以及在最适于防守的西里西亚挡住他们。”
真的，修果没有一句话提到元首：他的希望只寄托在军事指挥部身上。
“我们的将军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他说，一边匆匆地扣好军服，“他们正在新的地界上建立新防线。再见，我走了。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两小时后，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已经在广阔的战线上突破了。
但是，甚至到现在温凯尔还认为形势没有到完全无法挽救的地步。离德国还远，俄国人是会精疲力竭的。“东方壁垒”——在德国旧边境上建造了很多时候的那道巨墙——无论如何会阻断俄国人向帝国心脏推进的道路。
那时候司令部怀疑地不安起来了，到傍晚的时候慌张得象发了疯一样。任何东西都给装上了汽车。到处都是神经国民、急躁和莫名其妙的拥挤。
这当儿，别姆上校把康拉德叫了去。谈话是在地下室里进行的，因为俄国空军显然已经探知了司令部的位置。差不多不停地轰炸着村子。康拉德奉命改穿便服，并携带一架无线电发报机到霍恩扎尔查——波兰的一座城市去，这座城市从前叫做依诺夫罗茨拉夫。他的任务是用无线电报告俄国军队的推进和兵力。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