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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因为我根本就没抱希望，我知道我不讨她喜欢，要她爱我那是痴心妄想。我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要她对我热情一些，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离开巴黎之前我不能再见到她了），我要把这个印象完整地带到海滩去，使它永远留在我的心田，而不是带走一个充满了忧虑和悲伤的回忆。
德·马桑特夫人同罗贝说话时，经常停下来同我搭话，她说，罗贝常同她谈起我，他多么爱我等等。她对我可谓热情之极，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她这种热情是受一种害怕心理支配的，她怕为了我的缘故，她会同儿子闹翻。她今天一直没有见到儿子，迫不及待地想同他单独在一起，她认为她对他的威力难以同我对他的影响相比，应该慎重一些。在这之前，德·马桑特夫人曾听到我向布洛克打听他叔叔纳四姆·贝尔纳的情况，于是她问我，这个贝尔纳是不是在尼斯①住过。
①尼斯是法国地名。
“这么说，他在德·马桑特先生同我结婚前就在那里认识他了，”她说，“我丈夫常常同我谈起他，说他善良，心地正直，为人慷慨。”
“想不到他也有不撒谎的时候，真令人难以相信，”布洛克听了可能会这样想。
我一直想对德·马桑特夫人说，罗贝对她的感情比对我的要深得多，即使她对我不友好，我也不会企图唆使她的儿子疏远她，反对她的。但是，自从德·盖尔芒特夫人走后，我有更多的闲暇观察罗贝了，而仅仅在这时我才发现，愤怒似乎又一次从他的胸腔往外涌，呈现在他冷峻而阴沉的面孔上。我怕他想起下午的争吵，想起他面对情妇的冷酷无情却没有针锋相对，而是忍气吞声的情景，会在我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突然，他从他母亲搂着他脖子的一只胳膊中挣脱出来，走到我身边，把我拉到坐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那张摆满花的小柜台后面，示意我跟他到小客厅去。我急冲冲朝小客厅走去，不料德·夏吕斯先生大概以为我要走了，突然丢下正在和他谈话的德·法芬海姆先生，倏地转过身来，跟我面对面。我惶惑地发现他手里拿着那顶帽里上有字母G和公爵冠冕的帽子。在小客厅的门洞里，他目不正视地对我说：
“既然我看到您现在已经踏进了社交界，那我希望您能来看我。不过这相当复杂，”他心不在焉地又说，好象在心里合计着一件乐事似的，害怕一旦错过同我一起谋划实施办法的机会，就再也不可能办成了。“我很少呆在家里，您得先给我写信。哦，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和您详细谈一谈。我马上就走。您愿意和我一起走一走吗？只占您一点儿时间。”
“您最好还是细心一点，先生，”我对他说，“您拿了一位客人的帽子了。”
“您想不让我拿自己的帽子吗？”
我推测，有人把他的帽子抢走了，他不愿意光着脑袋回家，就随便拿了一顶，要是我戳穿他，他会无地自容的。前不久，我就干过这种傻事。因此，我不再坚持了。我对他说，我先要和圣卢说几句话。
“他正在同那个白痴盖尔芒特公爵说话呢，”我又说。“您这句话够有意思的，我一定向我兄弟转告。”“啊！您相信这能使德·夏吕斯先生感兴趣吗？”（我想，如果他有兄弟，那这个兄弟也应该姓夏吕斯。这个问题，在巴尔贝克海滩时，圣卢曾给我解释过，但我一时忘了。）“谁跟您讲是德·夏吕斯先生？”男爵傲慢地对我说。“到罗贝那里去吧。我知道，今天他同那个使他名誉扫地的女人大吃大喝时，您也在场。您应该好好利用您对他的影响，教他明白他玷辱了我们家族的声誉，给他可怜的母亲和我们大家带来了忧虑。”
我真想对他说，在那顿辱没门庭的午饭上，我们谈的全是爱默生①、易卜生和托尔斯泰，那位姑娘规劝罗贝，要他只喝水，不喝酒。我相信罗贝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尽量抚慰他，我努力谅解他的情妇。可我哪里知道，他此刻虽然还在生她的气，但他责备的却是他自己。即使是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吵架，正义完全在好男人一边，也总会有一件小事，使得坏女人在某一个问题上看起来似乎没有错。因为她对其他问题满不在乎，只要那个好男人还需要她，只要他一想到同她分手就意气消沉，他就会因情绪低落而谨小慎微，会念念不忘她对他的荒唐指责，寻思她的指责可能有道理。
“我想我在项链问题上对不住她，”罗贝对我说，“当然，我并没有恶意，但我知道别人的看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她小时候受过不少苦。在她看来，我毕竟是一个相信金钱万能的富翁，无论是对布施龙施加影响还是打一场官司，穷人都不是富人的对手。当然，她对我也太薄情了，我从来只希望她幸福。不过，我知道，她认为我想让她感到，我可以用金钱把她拴住，可这不符合事实。她多么爱我，不知道她会怎样想我呢！可怜的姑娘！你知道，她多么温存，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她为我做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事。现在她一定痛苦极了！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愿意她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要到布施龙那里去买那串项链。谁知道呢？说不定看到我这样做，她会承认错误呢。你看见了吧，我不能忍受的就是想到她现在很痛苦。别人的痛苦，我们知道，是不关我们痛痒的。可是她不一样。想到她有痛苦，可又想象不出她痛苦的样子，我真快要发疯了。我宁可永远不再见她，也不愿意让她痛苦。但愿她能幸福，如果需要，我可以离开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听着，你知道，对我说来，凡是同她有关的事都是天大的大事。我得赶紧到首饰店去一趟，然后去请求她宽恕。在我去她家之前，她会怎样看我呢？要是她能知道我要去找她就好了！你可以去她家碰碰运气。谁知道呢，说不定会万事大吉的。也许，”他微微一笑，仿佛这是一个美梦，他不敢相信似的，“我们三个人可以一同去乡下吃晚饭。不过现在还很难说。我知道我对她很不了解。可怜的宝贝，也许我又会伤她的心。再说，她也许已下了决心，不会再改变了。”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在著作中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道德修养，要求进行缓和的社会改革。
罗贝突然拽着我向他母亲走去。
“再见，”他对她说，“我有事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一个月内可能不会有假了。我一有消息就写信告诉您。”
当然，罗贝绝对不属于这样一类儿子：当他们和母亲一起出席社交活动时，他们认为对母亲态度不好，可以补偿他们对外人的微笑和致礼，他们似乎相信，对家里人粗暴自然可以使他们的礼服锦上添花。在社交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这种令人憎恶的报复了！不管可怜的母亲说什么，儿子便立刻用一种讥讽、露骨和残忍的相反论点来驳斥母亲战战兢兢地发表的意见，就好象他是被母亲逼到这里来的，要让母亲付出昂贵的代价；可是，母亲却随口附和这个至高无上的儿子发表的看法，但这仍然不能使他软下心来，儿子不在场时，她继续逢人就吹嘘她儿子如何高尚，可儿子却不买母亲的帐，照样对她冷嘲热讽。圣卢不是这号人，但是，由于拉谢尔不在他身边，他感到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尽管原委不同，但他对母亲的冷酷无情比起那些儿子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刚讲完，我看见德·马桑特夫人象鸟儿鼓翼似地颤动了一下，立即站起来，就和她刚才看见儿子进入客厅时的反应一样；不过，现在是一副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双凝望着儿子的忧郁的眼睛。
“怎么，罗贝，你要走了？是开玩笑吧？亲爱的孩子，你在我身边就这么一天呀！”
接着，她又柔声地、用最自然的语调说（仿佛在引用一个合乎情理的论据似的，尽量使声音不露出忧伤，怕唤起儿子的同情，因为这种同情对她儿子说来是痛苦的，或者是无益的，只会使他恼火）：
“你知道你这样多不近情理！”
但是，她在引用这个简单的论据时，为了向儿子表明她不想侵犯他的自由，故意装出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样子，同时也为了使儿子不责备她妨碍他的娱乐，故意显示出无限的温柔，可是圣卢却感到自己就要对母亲怜悯了，可能会放弃和情妇一起消夜的念头，因此勃然大怒：
“是令人遗憾，不过，近不近情理，也就这样了。”
他也许感到这些话应该用来谴责自己的，却用来谴责母亲了；自私自利者在争论中总是以这种方式取胜；他们首先认为自己的决心不可动摇，对方越打动他的心，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无可指责，反而应该谴责对方迫使他们不得不和同情作斗争。因此，他们可以冷酷无情，蛮不讲理。在他们看来，这只会使对方罪上加罪。谁叫他们不识趣，要表现出痛苦，要显得有理，要迫使他们痛苦地和同情作斗争的呢！德·马桑特夫人不再坚持了，因为她清楚，想留也是留不住的。
“我走了，”他对我说，“可是，妈妈，你不要久留他，因为他马上要去看一个人。”
我觉得我的存在不会给德·马桑特夫人带来任何快乐，但我宁愿不和他儿子同行，怕她认为我和罗贝一起寻欢作乐，害得罗贝不能守在她的身边。我本想为她儿子的行为辩解几句，倒不是因为我对她儿子有感情，而是出于对她本人的同情。可是她先说话了：
“可怜的孩子，”她对我说，“我肯定使他不高兴了。你瞧，先生，做母亲的都很自私，他平时娱乐很少，来一趟巴黎不容易。我的上帝，要是他还没有走，我真想去追他，当然不是为了挽留他，而是要告诉他，我不怨恨他，我觉得他做得对。我到楼梯口去看看，您不会感到为难吧？”
于是我们来到了楼梯口：
“罗贝？罗贝！”她喊道。“追不上了，他走了，太晚啦。”
如果是几个小时以前，我也许会由衷地劝说罗贝干脆去和情妇同居，可是现在，我可能会主动当说客，劝他和情妇一刀两断。若是前一种情况，圣卢家的人会骂我是他的酒肉朋友，而后一种情况，圣卢会骂我是叛徒。然而我还是我，前后只相隔几个小时。
我们回到客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圣卢没有回来，和德·诺布瓦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这是疑惑、嘲弄和缺少同情的眼色；当我们指出一个太爱嫉妒而当众丢丑的妻子或太温柔而引人发笑的母亲时就会传递这种眼神，仿佛在说：
“瞧，大概闹翻了。”
罗贝带着那串光辉灿烂的项链到他的情妇家去了，可是按照他们的协议，他是不应该给她的。况且结果仍然一样，因为她不要，甚至后来也一直没有接受。罗贝的朋友认为，她不接受项链貌似无私，却心怀叵测，是为了把他牢牢拴住。然而她不喜欢钱，除非能一掷千金。我曾见她慷慨无度地，简直象失去了理智似地对那些她认为贫苦的人施舍。“此刻，”罗贝的朋友为用谗言抵消拉谢尔的无私行为，对罗贝说，“此刻，她兴许正在牧羊女游乐场寻欢作乐呢。这个拉谢尔是个谜，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