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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伦伯格（1877—1968），法国作家，擅长心理分析。
②阿弗内尔（1823—1902），法国文学家，著有《政治之歌》，叙述帝国时代的主要事件。
③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著有《冰岛渔夫》。
④罗斯当（1868—1918），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名著有《西哈诺》。
⑤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界人物。
大家都围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看她画画。
“这些花的颜色真象天空玫瑰色，”勒格朗丹说。“我是说玫瑰色的天空。因为既然有天空蓝色，也就有天空的玫瑰色。不过，”他压低嗓门，想只让侯爵夫人听见，“我相信我更喜欢您这画上的肉红色，丝一般的光亮，就象真的一样。啊！皮萨内罗①和扬·范·赫伊絮姆②画的花卉虽然精致，但是缺乏生气，比起你的画来真是望尘莫及。”
①皮萨内罗（1395—1455），意大利画家。
②扬·范·赫伊絮姆（1659—1716），荷兰画家，擅长画风景和花卉。
不管多么谦逊的艺术家，都愿意人家说喜欢他甚于他的同行，不过他也会随便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您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他们画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花卉，我们并不熟悉。不过，他们的艺术造诣还是很高的。”
“啊！那个时代的花卉！妙极了！”勒格朗丹惊叹道。
“您是在画美丽的樱花吧……要不就是五月的玫瑰，”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对于花卉他不大内行，但声音听上去却很自信，因为他已经忘记帽子的插曲了。
“不，这是苹果花，”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姑妈说。
“啊！我看你倒是个真正的乡下人，和我一样，善于识别各种花卉。”
“啊！太对了！可我还以为苹果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呢，”
投石党历史学家为替自己辩解，信口说道。
“不，恰恰相反，现在苹果树还没有开花，半个月内都开不了，也许还得过三个星期呢，”档案保管员说。他有时也兼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田产，所以对乡下的事比较了解。
“对，就连开花季节比较早的巴黎郊区苹果树也还没有开花呢。而在西北部的诺曼底，比如说在他父亲的庄园里，”她指着夏特勒罗公爵说，“要到五月二十日后才真正开花。他父亲在海边有一片美丽的苹果园，就和画在日本屏风上的景致一样美。”
“我永远也不想看苹果园，”年轻的公爵说，“因为一看到，我就会得枯草热，怪极了。”
“枯草热？我从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说。
“这是流行病，”档案保管员说。
“这要看情况，如果这年苹果树结果，那么您就可能不会得这种病。您懂诺曼底方言吧，苹果树结果的一年，就是……”德·阿让古尔先生说，他不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却想装出巴黎人的神气。
“你讲对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她侄女说。“这是南方的苹果树。一个卖花女给我送来的，她要我收下。法尔内尔先生，一个卖花女给我送苹果枝，这让您觉得意外了，是不是？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我还认识一些普通人，还有几个朋友，”她笑眯眯地补充说。一般人会以为她老实才这样讲的，但依我看，却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中不但有名人雅士，还有一个卖花女郎，这很新鲜，可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
布洛克起身，也走过来欣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
“这不要紧的，侯爵夫人，”历史学家回到座位上后说，“哪怕再爆发一场曾多次血染法国历史那样的革命——我的上帝，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他审慎地环视一下周围，仿佛要看看大厅里有没有“不怀好意的人”，尽管他相信没有，——“象您这样才华盖世、通晓五种语言的人，是肯定能摆脱困境的。”
投石党历史学家在体会休息的滋味，因为他忘记自己有失眠症了。可他蓦地想起已有六天未曾合眼，一种发自大脑的难以忍受的疲劳感使他双腿疲软，肩膀收缩，脑袋下垂，面色憔悴，他的脸变成了一个老头脸。
布洛克想做一个手势，以表示他对画的赞美，不料胳膊肘碰翻了插着苹果枝的花瓶，水流到地毯上了。
“您真是心灵手巧，”历史学家夸奖侯爵夫人说。此刻他背朝我，没有看见布洛克干的蠢事。
可是，布洛克以为历史学家的话是冲他来的，他故意装出傲慢的样子，好掩饰刚才的笨拙带给他的羞愧：
“这没什么，”他说，“我的衣服没有湿。”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摇摇铃，就有一个仆人来擦干地毯，捡走花瓶的碎片。她邀请两个年轻人参加她的日场演出会，也邀请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并吩咐她说：
“记住，让希塞尔和贝特，就是奥贝雄公爵夫人和博特凡公爵夫人，让她们两点前来帮忙。”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在命令临时膳食总管提前来做果酱似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我，同历史学家、戈达尔大夫和布洛克说话时，彬彬有礼，和颜悦色，但同她的侄儿们，同德·诺布瓦先生说话时，就不这样和蔼了。在她看来，他们的用处就是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精神食品。因为她知道，她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出众的女人，而是他们父亲或舅舅的敏感而又得罪不起的姐妹，她认为没有必要同他们讲礼节。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她炫耀什么，地位高也好，低也好，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比谁都了解她的历史，比谁都尊重她的显赫家族。但是，他们对于她更象是一根枯树枝，不会再开花结果，不会把他们的新朋友介绍给她，使她分享他们的快乐。她只能争取到他们来参加她下午五点的招待会，或在招待会上谈起他们，就象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这种招待会可以说是她的回忆录的预演，她在向一个小圈子第一次朗读她的著作。所有这些贵族亲戚，仅仅是她的御用工具，用以吸引象戈达尔、布洛克和有名望的剧作家、形形色色的投石党历史学家一类人，使他们兴高采烈，目炫神迷，乐而忘返。而对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说，这一伙人——因为优雅之士不光临她的沙龙——就是运动，就是新鲜事物和娱乐，就是生活。恰恰是这些人为她提供了社交生活（他们完全值得她把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介绍给他们，尽管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同公爵夫人来往）：同一些有名望的并有作品使她倾倒的人物共进晚餐，请剧作家到她家里组织一场滑稽剧演出或精心排练一幕哑剧，去剧院看奇妙的节目等等。布洛克起身准备告辞。刚才他大声地说打翻花瓶不要紧，可他低声咕哝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心里想的就更不一样了：“既然家里的仆人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不知道把花瓶摆到合适的地方，那就干脆不用这些奢侈品，免得弄湿甚至碰伤客人。”他是一种气量窄、容易“神经过敏”的人，做了什么笨拙的蠢事就会感到有失面子（而且他不承认自己做了蠢事），认为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天就别想过得愉快。他恼羞成怒，感到种种阴郁的念头涌入心中，再也不想回社交界来了。碰上这种情况，就应该设法使他分心。幸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立即出来挽留他。也许因为她知道她朋友们的观点，知道反犹太主义浪潮正在掀起，也可能一时疏忽，刚才没有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客人。可他对社交习俗了解甚微，觉得离开时应该同大家随便打个招呼，认为这是社交礼节的需要。他接连点了几次头，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埋进衬衣的活领子中，透过夹鼻眼镜，用冷淡而不满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挨个儿扫了一遍。但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让他走。她还要同他商量将在她家演出的短剧。再说，她还没有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她不愿意让他带着这个遗憾离开她家（她心中纳闷，为什么德·诺布瓦先生迟迟不来），尽管这种介绍是多余的，因为布洛克已答应说服他谈起过的那两个演员到侯爵夫人的招待会上演歌剧，不收报酬，而是为了他们的荣誉，因为欧洲的杰出人物经常参加她的招待会。此外，他甚至还给她推荐了一个“长着碧蓝的眼睛、和天后赫拉一样美丽”的悲剧演员，说她朗诵抒情散文有一种艺术造型美。可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听名字就回绝了，因为这个演员是圣卢的情妇。
“我有好消息，”她悄悄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已经陷入困境，很快就会分手的。尽管有一个军官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她又加了一句。（因为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理发师的恳求下，批准罗贝到布鲁日去度假，罗贝家里人恨他恨得要死，指责他怂恿一种可耻的暧昧关系。）“这个人太坏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用盖尔芒特——甚至是最堕落的盖尔芒特——的一本正经的声调对我说。“太…太…太…坏了，”她又重复一遍，把“太”拉长了三个音。我感到，她毫不怀疑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罗贝同他情妇的放荡生活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因为和蔼待人是侯爵夫人的一贯原则，尽管她在提到鲍罗季诺亲王的名字时，语气夸张而揶揄，仿佛法兰西帝国在她眼里一文不值，但到最后，她对这个可憎的上尉表露出来的蹙额皱眉的严肃表情，却化作对我的温柔微笑，朝我机械地眨眨眼睛，好象我也模模糊糊成了她的同伙似的。
“我挺喜欢德·圣卢——昂——布雷，”布洛克说，“尽管是一条恶狗，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有教养。我非常喜欢很有教养的人，现在这种人可是凤毛麟角呵，”他只管往下说，丝毫没有察觉到在座的人对他的话很反感，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教养的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感到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次，我遇见他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他正要上马车。马车的轮辋漂亮极了。他亲手把光灿灿的缰绳套到两匹马上，马吃饱了燕麦和大麦，不用闪光的鞭子抽打，也会跑得飞决。他给我和那个小伙子作了介绍，但我没有听清小伙子的名字。因为常常是这样，当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人时，你是听不清楚名字的，”他笑着又补充了一句，因为这是他父亲说过的一句玩笑话。“德·圣卢—昂—布雷还是一如既往在小伙子面前一点也不拘谨。然而，过了几天后，我无意中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原来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公子！”
故事的结尾不象开头那样有刺激性，因为人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确，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对布洛克和他父亲而言，几乎是一个国王般的人物，圣卢在他面前应该发抖。可是，对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说来，他不过是一个发迹的、得到上流社会宽容的外国人，他们绝对不会为有他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绝对不会！
“我是从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代理人那里知道的，”布洛克说，“那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个不寻常的人。啊！一个绝对不可思议的人，”他补充说，语气肯定而有力，声调热情洋溢，只有确信一个人的成长不靠自己的人才会用这种语气和声调说话。“喂，告诉我，”布洛克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