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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效劳。如果您求我做的就是这么点小事，那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她对您的印象如何，这同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您对别人对您的印象是不在乎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完全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讲，或者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讲也不迟呀，我是怕您这样站着太吃力，太不舒服，而我们有的是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殊不知正是这个不舒服才给了我同罗贝谈这件事的勇气。有别人在场，我就有了借口，措词就可以简短，不连贯；当我对我朋友说我忘记了他同公爵夫人的亲戚关系时，我可以用这种简短和不连贯的话来掩饰我的谎言，同时也为了不让他有时间盘问我为什么想让德·盖尔芒特夫人知道我同他的联系，为什么一味强调他是聪明人，等等。如果他盘问我这些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此会使我陷入困境。
“罗贝，您那么聪明，竟不明白对朋友的请求只应该从命，而不应该提出疑问，这实在太叫我吃惊了。要是我，不管您要我做什么（我甚至希望您叫我帮您做些什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要您作任何解释。其实我也是言过其实。我并不想结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但为了考验您，我原想对您说我要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共进晚餐，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的。”
“不仅会，而且一定照办。”
“什么时候？”
“等我回到巴黎再说，可能还得过三个星期。”
“到时候看吧。再说，她也不一定愿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
“不用。这没什么。”
“不要这样说，这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已看到您确实够朋友。我求您做的事，不管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令人愉快，不管我真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为了考验您，这都无关紧要，您说您一定照办，这就证明您是一个聪明人，一个重感情的人。只有蠢人才会提出疑问。”
刚才他恰恰向我提出了疑问。不过，我这是为了将他一军，但我也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我看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唯一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愿不愿意为我唯一看重的东西——我的爱情尽心效劳。接着，也许是由于表里不一，或者是由于感激，由于同情或是看到血缘关系使罗贝的面孔同他舅妈十分相象，我的柔情激发起来了，我又对他说：
“啊，该回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刚才只求您做了两件事中的一件，不重要的一件。另一件对我更重要，但我怕您会拒绝：我们相互以‘你’相称，您会感到不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呢！这太好了！快乐！快乐得哭泣！从未有过的快乐！”
“太感谢您……你了。当您开始用‘你’称呼我时，我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件事您都可以不做，只要您称呼我‘你’，我就满足了。”
“两件事都做。”
“啊！罗贝！听我说，”在餐桌上我又一次对圣卢说，“啊！刚才那场前言不接后语的谈话太富有喜剧性了，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您知道我刚才同您讲的那个夫人是谁吗？”
“知道。”
“您真知道我想说谁吗？”
“您怎么啦？！您把我当成瓦莱①的呆子啦，当成傻头傻脑的人啦！”
①现瑞士的一个州；历史上曾属于法国。
“您不会乐意把她的照片给我吧？”
我本打算向他借用几天，可开口时，我犹豫了，感到我的要求不得体。为了不让他看出来，我索性把我的要求说得更加唐突，更不得体，似乎这样一来它就非常自然了。
“不行，我先得征得她的同意，”他回答说。
圣卢的脸刷地红了。我明白他有什么想法不好出口，他认为我有隐蔽的动机，只能为我的爱情效一半劳，他要保留某些道德原则。我真有点恨他了。
然而，我和圣卢一回到他的朋友中间，就见他在他们面前对我格外亲切，这使我深受感动，要是我认为他这种亲热是装出来的，我也就不会动情了，然而，我感到他并不是在装模作样，他只是说了些我不在场时他可能在别人面前说我的，而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没说的话罢了。当然，我们两人促膝谈心时，我猜得到他是很乐意和我交谈的，但他从没有明确地表露出来。我说的话，平时他只仔细品味，但不露声色，而现在他用眼角察看他的朋友，注意我的言谈在他们身上会不会产生预期的符合他向他们预言的效果。一个母亲对初登舞台的女儿在舞台上的对答和观众的反应也比不上圣卢对我讲话的关注。我有哪个词说得不清楚，假如没有人在场，他只是莞尔而笑，但有人在场，他怕别人没听明白，便对我说：“什么，什么？”好让我重复一遍，也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继而把眼睛转向大家，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当上了训练他们发笑的教练，这样，他也就第一次向我表露了他对我的看法——他在他的朋友面前经常谈起的看法。我也就突然看到了我的外表，就象人们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或在镜子中照见自己的面孔一样。
有天晚上，我想给他们讲布朗代夫人的一个故事，挺逗人发笑的。但我开了头就没往下讲，因为我突然想起圣卢已经听过，我记得到这里的第二天就想给他讲的，可他却打断我说：“在巴尔贝克您给我讲过了。”不料这一天晚上他却鼓励我往下讲，说他确实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且说他肯定会感兴趣的，这使我颇感诧异，就对他说：“您一时忘了，但您很快就会想起来的。”“不，你记错了，我向你保证。你从没有给我讲过。快讲吧。”在我讲的过程中，他始终很激动，喜悦的眼睛时而盯着我看，时而盯着他的朋友。我直到讲完后，在大家的欢笑中，才明白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使他的朋友对我的才智有充分的了解。就是为了这点，他才装出没有听过的样子。这就是友谊。
第三天晚上，他的一个朋友同我交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前两次他没有机会同我谈话。我听见他悄声对圣卢说，他感到和我交谈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我们谈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面前放着索泰尔纳酒①，但我们光讲话，不喝酒，男人之间的好感象一层灿烂的帷幕遮掩着我们，把我们同其他人隔开。这种好感，虽然没有肉体吸引力作为基础，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感情。圣卢在巴尔贝克海滩对我产生的好感，在我看来也是这样神秘莫测，当然它同我们谈话的趣味不能混为一谈，它脱离了任何物质的联系，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圣卢心中却充分感觉到它的存在，就象感觉到一种燃素，一种煤气的存在一样，因此，他可以微笑着谈论这种感情。也许，在这里，在一个晚上就产生的这种好感中，还蕴含着一种更加惊人的东西，就象一朵花，在这间温暖的小餐厅内，几分钟就完全开放了。当罗贝同我讲巴尔贝克时，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他真的下了决心，要娶德·昂布勒萨克小姐。他向我声明，他不但没有下这个决心，而且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从没有见过这位小姐，也不知道她是谁。如果这时我能看见几个传播过这桩婚事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们也许会告诉我，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要同一个并非圣卢的男人结婚，而圣卢也要同一个并非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女人结婚。假如我提醒他们不久前他们说过相反的话，他们会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为了使这种玩笑能够继续下去，并且围绕一个名字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假消息，上帝给了爱开这种玩笑的人一对轻信的耳朵和一个健忘的脑袋。
①法国索泰尔纳地方产的白葡萄酒。
圣卢给我谈起过他的另一个同事，他也来这里了，他们的关系尤其融洽，因为在这群人中，就他们两个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①
①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血统的军官，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却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无罪。
“噢，他呀！他跟圣卢不一样，狂热得不得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他甚至不够老实。开始他说：‘等着吧。有个人我很熟悉，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非常精明，非常善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观点。’但当他知道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声明德雷福斯有罪时，就把他看得一钱不值，说是教权主义和参谋部的偏见妨碍他作出真诚的判断，尽管没有人——至少在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比我们这位朋友更崇拜教权主义了。于是，他对我们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因为这个案件就要由索西埃受理了，说这个人是拥护共和政体的老兵（我们这位朋友出生于一个极端拥护君主政体的家庭），有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信念。可是当索西埃声明埃斯代阿西①无罪时，他又为这一判决找到了新的解释，不过不是对德雷福斯不利，而是对索西埃不利。他说是军国主义思想蒙住了索西埃的眼睛（请注意，他本人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至少是军国主义者，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看他了）。他家里人看到他思想这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①埃斯代阿西是匈牙利籍的法国军官，在法军参谋部任职，在德雷福斯案中被指控为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军，后又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
“你瞧，”我说，把脸转过一半朝看圣卢，为了照顾到两面，又把另一半对着他的同事，好让他参与谈话，“因为人们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可是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人都有一个思想观点。但思想观点比人少得多。因此，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但思想观点并不是具体的，因此，在一个有抽象观点的人周围生活着的具体的人，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人的观点。”
这时，圣卢的呵责声打断了我的话头，因为刚才有一个年轻的军人笑嘻嘻地指着我对他说：“迪洛克，和迪洛克完全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那张怯生生的脸上表情十分亲切①。在圣卢看来，当我讲话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称赞是多此一举，他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就象一个乐队指挥，当听到有人弄出了声音，就敲敲琴弓，让他的乐师停止演奏，圣卢也是一样，他呵斥捣乱分子：“希贝格，”他说，“别人说话时不要插嘴。要说等大家说完再说。好了，您继续往下讲，”他对我说。
①圣卢并不满足于这一比较。他兴奋极了，而想让我在他朋友们面前露一手的欲念又使他的兴致倍增。他一面抚摸着我，就象抚摸一匹第一个跑到终点的马，一面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接着又改口说：“还有埃尔斯蒂尔。你不会不高兴吧？你明白，这叫留有余地。打个比方：我这样对你说，就好比有人对巴尔扎克说：您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斯丹达尔。你明白，多留些余地，实际上是无限的赞美。你不同意？不同意加上斯丹达尔？”他又说道，对我的判断力表示出天真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