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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唯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谈，在心碎以后……”
四十不坏
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题目为《四十不惑》，内容是吹嘘自己到了四十岁时很牛，文武全才，昆乱不挡，耳聪目明，头重脚轻，跟天天服用了“脑白痴”似的。
后来听说，两千多年前，这个题目就被一个叫孔仲尼的民办教师给写过了。
于是我想，不跟那位没文凭的本家一般见识，咱改个题目吧，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叫《四十而惑》，内容是检讨自己到了四十岁时很衰，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双兔傍地，莫辨雄雌，好像《笑傲江湖》中“桃谷六仙”的亲爹似的。
后来一翻书，发现这个题目已经被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给写过了。他比我提前十年进入四十岁，申请专利在先，又是我的老师兼领导，公然剽窃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干嫉妒，谁让咱生得晚呢？再苦不能怨政府，再累不能怨社会，咱再想辙就是了。
于是穷则思变，就憋出了这个题目，叫《四十不坏》。
为啥叫“四十不坏”呢？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柳金蝉女士研究，涵义有三。我替她解说如下。
第一层意思是，四十岁以前俺很坏，从今往后，俺改邪归正，再也不坏啦。四十岁以前，我孝敬父母不周，对待妻子粗俗，给老师起外号，跟学生没大小，半夜里禁止邻居唱歌，大街上强迫警察道歉，对领导求全责备，对政府视若奴仆，接待纠缠的狗仔队态度凶恶，面对外国的汉学家非说汉语，勤劳无以致富，坐怀偏要不乱，遭受百般迫害排挤嘲弄诬陷仍不知低眉顺眼假充响当当一颗铜钮扣，实在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凶神恶煞、穷凶极恶——四大恶人都占全了。所以人过四十天过午，趁着黄土埋了半截的大好契机，今后一定要翻然悔悟，痛改前非，行年四十而知三十九年之发昏，争取将功补过，不再犯坏，做一个和谐社会的七荤八素五好公民。
第二层意思是，四十岁这个岁数“很不坏”嘛，人到四十很有意思、很不赖嘛，很让人沾沾自喜如坐春风嘛。据我太太黄道婆教授考证：男人四十是一枝花，女人四十是豆腐渣。如果男人四十岁上跟太太离婚，必须赔偿太太“青春损失费”——每年四十吨豆腐渣的价钱。可见，四十岁绝对是男人的钻石年龄，青春期刚过，更年期尚远，食有鱼（虾皮也算），出有车（自行车也算），智勇双全，人财两丰，年富力强，前列尚康，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不论被挖到什么单位都是领导的随身膏药——哪儿疼往哪儿贴。鲁迅四十岁，发表了《阿Q正传》；毛泽东四十岁，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李二狗四十岁，身穿水泥袋，在北京的工地上盖大楼——整个世界都是四十岁的男人在抗着呢，多么光荣的花季啊。四十岁，不坏啊。
第三层意思是，四十岁以后，就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想坏都坏不了啦。鲁迅有句话：“魂灵被风沙击打得粗暴”，那说的是小年青儿，自虐和他虐的程度太浅。四十岁的中国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咱啥罪没遭过啊？啥险没冒过啊？啥事儿没摊上过啊？啥理儿没掰扯过啊？正像经历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大扫荡之后的中国爷们儿，个儿顶个儿都成了“烈火金刚”。电影《地道战》里说得好：“敌人的招数用完了，轮到我们动手啦。”四十岁，恰好是一个转折点。金庸笔下的那个独孤求败，四十岁以后用的是什么剑来着？俺当年读博士时，十分向往庄子说的“呆若木鸡”的浑然境界，师兄高远东启发我说：“呆若木鸡还不够，要呆若木！”我理解他说的就是一种“不坏法身”的境界，可是因为自己生理发育太晚，青春期太长——三十八岁还长青春痘，美其名曰“战痘的青春”——所以一直未能身体力行。如今终于四十岁啦，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同跳出老君炉的孙悟空，再也不怕烧坏碰坏摔坏砸坏啦。
“五四”时期，激进学者钱玄同挥斥方遒地主张：人到四十岁就该枪毙！因为四十岁以后就思想僵化、情趣腐朽，只会螳臂当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五四”先驱“青春至上”的先进理念中属于无可救药的反动派。可是若干年后，钱玄同自己到了四十岁时，他就不提这茬了。幸好鲁迅替他记得，写诗调侃他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大概那时钱玄同体会到“四十不坏”的滋味了。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些道理，年龄不够，读多少美国书，开多少研讨会，也参详不透。20世纪末的一天，我问作家阿城，快到五十岁了，心理沮丧否？阿城攥着烟斗说：“我着急呀，我就盼着快点到这五十岁啊，很多话你不到五十岁没法说啊！”我敬佩阿城老兄的风采，心中也暗暗想着自己到五十岁时该说什么话。不过那还早，还有三千多天呢。现在刚四十，艳阳当空，麦浪翻滚，人欢马叫，番石榴飘香，我禁不住要像电视里的农民大叔那样抒情一句：“党的富民政策暖人心哪！”
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四十岁这一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有毒蛇在手勇士断臂的决绝，有三人成虎四面楚歌的凄凉，有落井下石绝地反击的悲壮。当然也有充实紧张的工作和春风般的友谊、牧歌般的笑傲。我感谢相信我支持我的老师、朋友和领导、同事，感谢那些在我困兽盘旋之时伸出的手臂。特别是2005年元旦，我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第一名，在燕园学子的欢呼声浪中敲响新年大钟时，我心中涌起一个声音：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北大同学，我亲爱的八方读者。
四十岁了，我更加理解了苏东坡的处世姿态：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份调查，有观众希望我来策划央视春节晚会。那我推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五万名青春靓丽的小尼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五万名狰狞威猛的大花脸，站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齐声高唱：“春有春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十万人刚柔相济，歌声曼妙遒劲，直唱得云生五彩，凤鸣九霄，好一派泱泱大国的盛世祥光。
唉，四十岁了，还有这等幼稚的狂想。人若有一百岁的境界，八十岁的胸怀，六十岁的智慧，四十岁的意志，二十岁的激情，再加上两三岁的童心，不坏，真的不坏。
孤行影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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