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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条街，就可以看到孩子们熙熙攘攘，手里拿着各色火柴商标，边走边喊：“换吗？换吗？”交换时必须小心，因为有些人用别种商标冒充火柴商标，我就上过当。街上还有一些摊贩，其中数一个老头出售的品种最多，生意也最火，我常在他的摊旁留连。普通的商标很便宜，一分钱能买一沓，精美的或罕见的要几分钱一张，这在当时的我看来算很贵了。这个老头允许用别的东西交换，我家里有几副象牙麻将，都被我陆续换光了。当时我搜集了一百多种商标，有从火柴盒上揭下的，但大多是崭新的，并且在日常用的火柴盒上见不到，可能直接来自各地大小火柴厂，也可能是专为搜集而印制的。
在更小的年龄，我搜集的是糖果包装纸，除自己吃后留下的外，大量的也是崭新的未使用过的。小时候我还集过邮，但成绩平平，半途而废。儿时的搜集只是一种游戏，与成人的收藏是两回事，后者混合着恋物癖、占有欲和虚荣心。我这么说并无贬低之意，收藏恰恰是这些欲望的最天真无邪的满足方式。也许我的这些欲望不够强烈，也许它们有了别的满足途径，总之在成年以后，我没有养成任何一种收藏的雅好。
在我小时候，除了万竹街，另一个使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是城隍庙。城隍庙是上海老城的中心，离我家很近，走几分钟就能到达。那里非常热闹，摆着五花八门的售货摊子，有卖蟋蟀、金鱼、乌龟、鸟等小生物的，也有卖各种小玩具和零食的，是孩子们的乐园。过年时尤其热闹，像赶庙会一样，平时看不到的商品都摆出来了，人声、鞭炮声、吹气球的哨声、扯铃的声音响成一片。逛城隍庙是我们每年的必有节目，不逛一下，就觉得不像过年。
饲养和搜集是孩子们的两种普遍爱好，它们也许分别代表了人的自然天性和历史天性。对于我来说，万竹街是搜集的圣地，城隍庙是饲养的天堂。我小时养过金鱼、蝌蚪、蟋蟀，最喜欢养的是蚕。当时许多孩子都喜欢养蚕，我们亲昵地把蚕叫做蚕宝宝。每年春季，在城隍庙可以买到刚孵化出来的幼蚕，我一定会买一些回来，养在纸盒里。桑叶也是要买的，一分钱可以买一小把，隔一两天换一次新鲜的。伺弄蚕宝宝，每天都有需要关心的事，每天都有惊喜。看它们辛勤地蚕食，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这个过程真是其乐无穷。茧子由薄变厚，开始时像纱帐，仍能看见蚕在里面忙碌，渐渐就看不见了。美好的时光到此结束，因为此后必须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茧上出现了一小缺口，逐渐扩大，蛾破茧而出。接下来就更没有意思了，蛾们的必然命运是交配，产卵，死去。虽然我总是把卵保存到第二年春季，但它们从来没有孵化成蚕宝宝。
在城隍庙还能买到一种米粒大小的甲虫，名叫养虫。其实我只知其发音，我揣摩是营养的养字，因为据说这种小虫是大补，而它们也专吃莲子、红枣等滋补食品。吃这种小虫的方法很特别，抓一把活活放进嘴里，让它们自己顺着咽喉和食道爬到腹中。我们班上真有同学这样吃过，我可不敢。我只是养着玩，上课时把小纸盒搁在课桌里，不时偷偷打开盖子看它们一眼。它们有惊人的繁殖力，弄几只放在那种装针剂的小纸盒里，几天后就是满满一盒了。养这种小虫的最大乐趣就在这里，看它们的数量像变魔术似地日新月异。
解放初，城隍庙口上有一家剧团，专门演大头小头戏。毛家叔叔认识守门人，带我进去观看过一回。场地很小，没有舞台，也没有座位，观众都站着看。所谓演员，其实是三个畸形人。一个侏儒女人，头极大，相当于正常人的两倍。两个男人是兄弟，头极小，相当于正常人的一半。他们都穿着花衣服，脸上抹浓彩，在锣鼓声中咿咿呀呀乱唱一气。不多久，这个剧团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动物园，展出双头蛇之类怪物。后来我多次见到那一对小头兄弟，发现他们也住在侯家路，据说已经安排了正当的工作。
城隍庙现在仍是上海的一个热闹场所，那里有九曲桥和苏州式园林豫园，有许多传统小吃店和特色小商场。但是，庙早已拆除，如同今天许多地名一样，城隍庙已经名不副实。在我小时候，庙是完好无损的，而且长年燃着香烛，烟雾缭绕。庙分二层，有好几进，供着来历不同的众多神像。一楼是阳间，儒佛兼收并蓄，有玉皇也有观音，当然有城隍老爷，还有刘备、诸葛亮、关公之类。二楼是阴司，光线特别暗，展示下油锅之类阴森的地狱景象，角落里藏着拖长舌的白无常和黑无常。我经常进庙里玩，心情恐惧而兴奋，一旦踏进去又后悔，目不敢旁视，硬着头皮穿过一个个烛光昏暗的殿堂，魂飞魄散地从另一个门口逃出来。直到搬离侯家路后，长达二十年之久，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庙里迷路，被无数神像包围，殿堂一间连着一间，仿佛没有尽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最后在惊恐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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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街头的娱乐 周国平
身为比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我与高雅的娱乐基本无缘。我的娱乐场所在街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多半会看到一点好玩的东西。
最常见的是木偶戏。一个衣着破烂的外乡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背着一套简陋的道具在街上走，孩子们便陆续聚集起来，尾随在他身后。尾随的孩子多了，他就停下来，准备开演。一个木架，下面遮着布帘，上面如一只敞开的木箱，那就是舞台了，卖艺人躲在布帘后操纵木偶。他口含哨子，吹着单一的调子配合木偶的动作。戏的内容千篇一律，不外是武松打虎或老虎追乌龟之类。然而，我遇见了必看，百看不厌。演出结束后，卖艺人照例要向小观众们收钱，也照例所得甚少或一无所获。还经常有坏孩子欺负他，在演出时朝舞台里扔石子，几乎必定要落到他头上。这时他会撩开帘子，钻出脑袋，气恼地左右察看，企图找出凶手。当然找不出，他便没有目标地胡乱骂几句，接着再演。坏孩子又扔，最后他只得背起家当走路。
耍猴戏也是经常遇见的，耍猴人让猴子表演爬杆、取物、作揖等动作，然后让它托着铜锣向观众讨钱。我听说在训练时猴子常遭痛打，因而虽然情不自禁要看，但心里恨耍猴人，对猴子则满怀同情。有时还遇见卖唱的，往往是一个小姑娘唱，一个成年男人拉二胡伴奏。在观看时，我脑中会编织一个相同的故事，想象那个男人是坏人，我变成一个勇士，把眼前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可怜的小姑娘救出火坑。
那时候，上海街头到处有走街穿巷的小贩，并且许多是以孩子为对象的。他们肩挑不同的家什，各操一门手艺。有一种是用烧融的糖水飞快浇出一个图案，比如花卉、人或动物，凝固了像一张糖制的剪纸，下面粘一支小竹棒，以便让孩子举在手里。这种小贩一般都携带一个赌博用的小型轮盘，一分钱转一次，赢了才能得到一幅糖图，输了只能得到一个小糖块。此外还有炒白果的，烤鱿鱼的，捏面人的，打弹子的，套圈的，等等。我一般是看热闹，但有时也忍不住要花掉零用钱。大人们想象不到，这些小贩用随身携带的炉火炒出的白果有多么嫩，烤出的鱿鱼有多么香。
熟识的孩子聚在一起，就会在路边或院子里玩小小的赌博。比如打弹子，就是现在跳棋上用的那种小玻璃球，用拇指和食指贴近地面弹出，如果击中了对方的那一颗，便可赢到手。我不善弹，所以不爱玩这种游戏。我常玩的是刮香烟牌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香烟牌子，其实那是印着彩色连环画的硬纸片，一张张剪开来，我们便用来玩耍。办法是刮（刮风的刮），甲的一张放在地上，乙把自己的一张用力拍向它近旁，依靠扇起的风使它翻一个面，或者贴近地面轻轻滑向它，插入它的下面，这样都算赢，就可以赢得一张。为了使香烟牌子变得平整，不易被刮翻或插入，我们就用油将它们浸渍。浸渍得好的香烟牌子往往屡战不败，就专门被用来作战，滚打得乌黑发亮。在孩子们眼里，这肮脏的模样是战绩和威力的象征，对之几乎要生出敬畏之心。
虽然我常在街上玩耍，但我毕竟是小学生，每天要上课，课余多数时间也还呆在家里，这把我和那些“野孩子”区别开来了。父亲是不准我们和“野孩子”玩的。可是，有一阵，我迷上了一个“野孩子”。那是一个大男孩，一到入夜时分，他便举着一大把商标纸，吆喊着在街上边跑边撒，招引一群小屁孩跟在他后面抢捡。我加入了这支小屁孩的队伍。他显然很喜欢我，自从我出现后，他停止了奔撒，把商标纸直接送给了我。后来他经常带我去他家里，他家开着一爿五金厂，他自己也是厂里的徒工，每次他都送给我一些五金配件玩。父亲发现我与他的来往后，竭力阻止，说他是街头小流氓。我向父亲保证他是一个好人，父亲便让我带他来家里，想亲自考察一下。这个大男孩忸怩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跟我上楼。父亲靠在床上，问了他一些问题，又作了一番劝诫，无非是要他求上进，好好读书，别在街头胡耍。几星期后，我遇见他，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进了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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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最快活的日子在乡下 周国平
一个人的童年，最好是在乡村度过。一切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人，归根到底来自土地，生于土地，最后又归于土地。上帝对亚当说：“你是用尘土造的，你还要归于尘土。”在乡村，那刚来自土地的生命仍能贴近土地，从土地汲取营养。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的生命的环境。农村孩子的生命不孤单，它有许多同伴，它与树、草、野兔、家畜、昆虫进行着无声的谈话，它本能地感到自己属于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的生命就十分孤单，远离了土地和土地上丰富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断了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城里孩子是没有童年的。
当我现在记述着我的种种童年琐事的时候，我深感惭愧。事实上，我是在自曝我的童年生活的贫乏和可怜。所幸的是，当时我的祖辈中还有人住在乡下，父母时常带我去玩，使得我的童年不致与乡村完全隔绝。尽管那乡下不过是上海郊区而已，但是，每年在那里暂住的几天已足以成为我一年中最快活的日子了。
那是一个叫周沈巷的村子，离徐家汇不远，随着都市的迅速扩展，现在它早已不复存在。当时那里住着我的外婆、祖母和一个姑妈，她们的家挨得很近，沿着同一条小河走几分钟，就可以从这一家到达那一家。
孩子到了乡村，所注意的往往不是庄稼和风景，而是大人不放在眼里的各种小生物。春天的水洼里有蝌蚪，每年我都要捕捞一些，养在瓶子里，看它们摇着细尾巴活泼地游动，心里的喜悦要满溢出来。夏天的田野则是昆虫的天下。一定是很小的时候，也许还没有上学，有一次在乡下，姐姐神秘地告诉我，田里有“得蜢”。她其实说的是蚱蜢，因为发音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