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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工作多年，亲身遭际使我对许多基层官员的素质感到悲观。那时候的问题还不是腐败，依我看主要是昏庸，得过且过，大小事都不肯担负责任。无论一件什么小事，如果需要领导签字，那就惨了，官儿们必定互相推委，你在官儿们的森林里迷了路，找不到肯给你签字的人。我在资源是外地干部，婚前和配偶调来前有法定的探亲假，可是，每次请假的经历都只能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或探亲都必须持组织部门开的介绍信。情形几乎必然是，组织部干事说要请示副部长，副部长说要请示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说要请示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又让我去找组织部干事。一圈转下来，就快到春节了，而过了春节就根本不可能再给假。一次我找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竟说：“每年你都要回上海一趟，群众意见很大。”我不禁愤怒了：“奇怪，我家在上海，探亲不回上海去哪里？”有时候，实在得不到签字，我也负气上路，结果是不让报旅费并且扣工资。这显然是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可是，无处说理，只得自己忍下来。我无法理解这些官儿的心理，本来是明文规定的事情，他们中无论谁作主批一个字，绝对不会犯错误，为何偏要让属下的一个普通干部这般不好过。我只能用基本素质来解释了，关于这个素质，有一个小小的例证。组织部那位永远不肯对我的法定探亲假说一声同意的副部长后来死于癌症，死前念念不忘的事情是给内弟调一个好工作，咽气前拉了拉老婆的衣服和裤子，伸出三根手指，意思是要给他做三套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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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人间温暖 周国平
我的神经一直太敏感也太脆弱，在资源生活的八年半，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正是青年盛期，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我看不得悲惨的场面，有好几次因为看见临终的病人而昏眩。一次在中峰卫生院，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年轻女人做人工呼吸，她双目紧闭，袒露的胸脯呈铁青色，鼻孔和嘴向外喷血，她的婆婆在一边哭喊。我在门口看到这个情景，顿时感到胸闷、恶心、眼花，赶紧到那个医生的宿舍里躺下，再回去，病人已死。她死于钩断螺旋体病，这是资源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发作就不可挽救。还有一次，我去县医院看望与我们同年分来资源的一个学生，他在打篮球时摔了一交，伤了脊髓，恶化至于瘫痪，已是弥留之际。他原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现在面目全非，浮肿的脸却仍然对我微笑着。看着这古怪的笑容，我眼前冒起了金星。最严重的一次，情形比较奇怪。我在路上遇到外贸局一个干部，他患白血病已久，一直在自采草药治疗。他一路对我说着治疗的情况，十分乐观，我却头昏眼花起来了。和他分手后，我赶紧摸到路边一个熟人家里，刚进门就不省人事了。事后回忆，我当时在做梦，感觉很轻松，但不记得梦中景象了，似乎梦了很久，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那个熟人告诉我，他看见我进屋就坐到一张椅子上，呼吸急促，很快停止了，同时脉搏也停止了，脸色死白，大约持续了四秒钟，他以为我会死，又突然有了呼吸。至今我也不清楚，这纯粹由心理因素所致，还是因为心脏有某种隐蔽的疾患。好在离开资源以后，几十年里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形。
我的敏感也使我对寂寞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在深山小县生活，最难忍受的正是寂寞。一个人倘若长期既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没有能够在相同水平上交流的人，便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寂寞。对于我来说，只要在资源一天，这种寂寞就不可能消除。不过，除此之外，人还需要普通的人间温暖。在那样一个生活极其单调的环境里，我格外渴望这种温暖，也特别感谢曾经给过我这种温暖的人。
一批大学生同时落到异乡，处境和心情相似，其中性情相近的人就自然会经常来往。我来往得多的是在中学当老师的几个人，其中，和毕业于中山大学的王维大最谈得来，他虽是理科学生，但内心感受相当丰富。我对死亡问题想得很多，有一回忍不住对他谈起了这个话题。他听罢沉吟良久，最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广东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想到这些，我只有——打扑克！”常和我来往的还有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潘力律和郑福坤。潘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聪明而务实，比我晚一年考上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命运算得上诡谲，与县里一个打字员结了婚，生有二子，而就在他准备赴美的时候，妻子携二子回临近一个县探亲，途中汽车翻下山谷，妻子当即身亡，二子伤残。郑也是上海人，却是一个老实而淡泊的人，见面时总是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说些乡村或学校的事情，态度认真但又口气平淡。他对在哪里生活毫不在乎，只因为妻子是桂林人，才于多年后一起调到了桂林。我自己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心，但对有超脱胸怀的人都感到亲近。还有一位华侨学生黄升益，接人待物很有教养，显然见过世面，却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以一种哲人的风度安于小县城的平淡日子，也安于在当地娶的志趣迥异的妻子。日后，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纷纷走出资源，他始终无动于衷，至今仍在那里当着中学教师。
我在资源的最亲密朋友却在大学生圈之外，是一个女子，叫申小渝。刚到资源不久，我几次看见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男孩到县府大院里来，拜访她的一个熟人，心中便好奇，因为她容貌美丽，气质上也完全不像当地人。后来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父亲在解放前夕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从上海直飞台湾，从此与留在桂林的妻女离散，职衔升至台北警备司令部中将。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小渝不可能上大学，在桂林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来资源，在烟酒公司当会计。她性格开朗，待人豪爽，做事干练，在县城里人缘很好。自相识后，我常去她那里玩。她做了好菜，也必定叫我这个书生去享用。我喜欢听她聊天，至今仍记得她说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之一是，她和妹妹经常下漓江游泳，每次她的外婆必定提一桶热水倒入河中，让姐妹俩在倒了热水的地方游。当时她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倒了热水，为什么水仍是冷的？我的一些心事，包括婚事上的风波和矛盾，我也都愿意向她吐露。我结婚后，她又常常成了我和敏子之间纠纷的调解人。我们的亲密交往给我带来过一些麻烦。她的一个邻居是县中学的政治课教员，因为我的讲课在县里出了名，他对我十分嫉恨，见了我永远板着脸。他制造出风流谣言，并向我的上司报告，说我和申小渝经常锁上门熄了灯在房间里。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告诫我行为要检点，还强调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与有重大海外关系的人来往必须慎重。但是，我心中无愧，也不想为所谓政治前途舍弃一个好朋友，何况我对自己在资源的这种前途早已不抱希望，因此仍我行我素。改革开放后，小渝在桂林一家工厂当厂长，后来又自办企业，皆有成就，展现了她的能力。
事实上，我去小渝那里，多半时间是和她的孩子玩。我一向喜欢和孩子玩，也很有孩子缘，原因也许是我能够平等地对待孩子。敏子有一次在旅途中向人谈论自己的丈夫，并拿出照片给人看。一个少女看了立即说，某日某时她随父亲在郑州转车，在车站看见过我，我正用和大人谈话的口气同一个小孩说话。她还描述了我的身材和衣着。我很佩服这个少女的观察力，那个时间我的确也在郑州转车，那个情节却记不起来了，不过很像我的所作所为。在资源初期，我的亲密伙伴是一个五岁男孩，我常常用糖果贿赂他，把他骗到我的房间，享受和他谈话的快乐。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我说能。他陷入了沉思，然后问我，变成苍蝇后还能不能变回来，我说不能，他决定不让我变了。认识小渝后，她的三岁儿子便成了我的主要玩伴。我结婚那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我又在与小云川的逗玩中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调到党校后，我搬离县城，去小渝家少了，当时一岁半的云川可真想念我，常常自己走到楼梯口，一遍遍喊周叔叔，期望我在楼梯上出现。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云川的许多可爱表现。一次，她爸爸妈妈吵嘴，客人问她站在爸爸一边还是妈妈一边，她答：“我也不站在爸爸一边，也不站在妈妈一边，我站在床上。”当时她的确站在床上。另一次，看电影，是火山爆发的镜头，她用手遮住脸说：“妹妹好怕！”妹妹是她的小名。妈妈说：“你懂什么，狗屁不通！”她立刻反驳：“妹妹狗屁通，狗屁通！”我离开广西那年，云川五岁，用歪斜的字体写保证书：“我保证去北京给周叔叔做女儿。”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小纸片呢。和孩子在一起，真是不断有惊喜。我自己是很晚才做父亲的，到头来我发现，所谓父爱就是那种平等地欣赏和理解孩子的能力，它其实是由童心转化来的。
到资源的第三年，有一次，我给县直机关干部上辅导课。下课后，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留在课堂上不走，等着要对我说一句话：“想不到资源有这样的人才，草里藏珠啊，可惜被埋没了。”他告诉我，他叫赖兆恩，刚调来资源，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