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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说：“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过头，看见了他的冷静的、闪烁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车站旁，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不祥的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岁时的过失如同咒语一样附在他的身上，这咒语只有到死时才能解除，他怎么能不绝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热情赞美的群众运动对他如此无情追杀，感到无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着他濒临没顶之灾却无力拉住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我的心为个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后，我读到他给林铭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谈话的第二天，是他应林的要求在回学校的当天写的。他告诉林，回校后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静。他谈到自己深深的无奈心情：“说来好笑，几天来，存在主义的无能思想总在脑子里转，自己改造思想的积极的能动性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是跟在事情后面跑，去追寻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试图正确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亲骂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名，他让林劝林母不要这样看，强调群众整他只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小缺点”，“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过，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众，也要坚持真理，不能接受违背事实的罪名，因为不坚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众。看来，他觉得自己已想明白要采取的态度，就是决不抵制，也决不违心认罪。抵制会使他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不愿意的，实际上那伙人也必定会更凶狠地整他。违心认罪同样会给那伙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胆怯心理占了上风，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权利，而那又只是因为胆怯，就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分析中，他忽略了一点：只要他不认罪，在那伙人看来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为他的真正处境是，认罪不认罪都逃不脱追杀，他已被逼入死角，无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来找郭时，我刚巧也在农大，看见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后来也确实去了。他对我说，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我问起他们去公安部活动的详情，他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最后只是说：“现在不想谈。这次我又上当了，但也有所戒备。”不管具体经过怎样，这件事显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过去，而他正在为这个过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农大那伙人在发出通令之后，突然没有了下文，意外的平静保持了四个月。后来我知道，原因是他们到公安部索查关于x的档案，遭到了拒绝，公安部明确告诉他们，郭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处理的，不许他们插手。世英暂时躲过了这个恶浪，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到1968年4月几乎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了。那些天里，除了讨论文革思潮，他还热中于两件事，一是摄影，二是围棋。在1968年4月1日给我的信中，他天真地自夸：“我发现一个极好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人的面部线条、纹路如此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根根的头发，一丝丝的眉睫，一个个的毛孔，甚至是鸡皮疙瘩，毕露无遗。好极了，头像摄影的高峰已经到来。”他的围棋是向我这个刚学了几天的臭棋手学的，很快就与我旗鼓相当了，但仍以一二子输给我。在同一封信中，他和我争论：“姓周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从哪儿搞来的不三不四的围棋胜负规则？我无意中翻书，才知道受了你的骗！你必须在无私的围棋法面前承认你是输给我了。”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争端的，总之，后来他仍然没有赢过。最后一局结束，他异常激动，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告诉你，我还要和你下！”然而，我们岂会想到，再也没有下一局了，几天后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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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焚稿和哀歌 周国平
1968年3月，北大两派的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最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是我从中学开始到那时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如果武斗爆发，这些东西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肯定能找出编排罪名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哪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藏匿这满满一纸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询问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帮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但不久也被退了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北京的单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学生和存放北大学生的东西。无奈之下，我狠了狠心，决定精简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毁掉。一开始我用焚烧的办法，但那样太引人注意，后来就蹲在厕所里，把文件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到下水道去。这项工作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
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新北大公社要来占领我们的38楼了，井冈山的同学纷纷逃离。当时，在偌大的北大，只有两栋相邻的学生宿舍楼是井冈山的势力范围，即34楼和36楼。我随手挑了几本书，与未毁掉的少许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楼里。返回我的寝室，想再拣些东西，却突然感到心灰意懒，躺在床上听楼道里忙乱的响声，觉得这一切离我无限遥远。待响声平静下来后，我站起身，空着手走出了已经寂无一人的楼道。
我住进了34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在此之前，在对立派弹弓的袭击下，这个房间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碎。34楼原是女生宿舍，现在被井冈山占领，房间里也是一派逃难后的景象，散落着女生的小物件。我一个人住这个房间，睡在女生的被窝里，床上有女生的内裤，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井冈山的战斗檄文和对聂元梓的谩骂，震耳欲聋。当时两派的广播都是这个德性。也许正因为太吵，没有人愿住这个房间，而我为了能够独处却宁愿忍受。利用独处的机会，我着手整理带过来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为挑不出大毛病的诗抄到一个本子上，又从最近的日记中摘录了与世英有关的几页日记。然后，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本子，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大学一年级时，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记中和纸片上记了许多东西。我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的观察、欣赏和担忧。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内容。在他出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上海的家里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这些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大约有二百页之多。我决定留下这个本子，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毁掉。
然而，不多天后，世英死了。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这一页真正翻过去了，世上已经没有郭世英，我已经没有郭世英，这个记载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怀着一种殉葬的悲愤之情，我点燃了这个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痛悔当年的这个举动。这个无比生动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中与他密切相处，不会有人如此详细地记录他那时的情形，我本是应该为世界保存好这一份证据的。记忆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许多生动的细节已经与我的这个本子一起永远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