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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屋子很小，靠墙铺着棉毯，一共坐着六个犯人。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坐，并好奇地向我发问。“大学生！”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惊叫起来，指着一个青年人向我介绍：“他也是大学生，你一定和他是一样的事，他进来三天了。”那个大学生朝我点点头。一会儿，一个警察送来一叠纸和一支钢笔，让我写材料。我以膝盖为垫，开始写了起来。犯人们注视着我写，啧啧赞叹：“到底是大学生，写得真快！”有一个矮个子犯人一直在哭泣，逐渐升级为号哭，使劲捶门喊着要回家，别的犯人凄声劝他。
送饭来了，每人两个窝窝头，一碗看不见菜叶的青菜汤。我毫无食欲。犯人们七嘴八舌地劝慰我：“吃吧，我们刚进来也这样，慢慢就好了。”“不是一天两天，不吃饭咋成？”“下午三点前不叫你出去，你就别想出去了，至少得蹲几天。”我拿起了一个窝窝头，至于另一个窝窝头和那碗菜汤，我表示无论如何不要了。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可惊的场面，那些犯人一边继续说着劝慰的话，一边向窝窝头和菜汤靠近，突然一齐伸出手，抢夺起来。
午饭后不久，我写完了材料，共写了十几页纸。今天的传讯使我明白，被保卫人员叫走后杳无音信的世英，现在一定是在牢房里。我最担心的是组织上只看到他表面上的反动，看不到他本质上的善良，而他的脆弱的神经会受不了，可能作出极端的反应。因此，在材料的开头部分，我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郭世英的善良，反复申说他是一个好人，情绪激动地请求组织上千万不要伤害他。在正文部分，我基本上如实交代了我所知道的x的情况，主要是我看过的那些作品的内容。我没有想要隐瞒，而隐瞒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被搜去的日记本里记载着这些事。
交卷以后，在犯人们羡慕的眼光中，我走出了拘留所，先到被搜身的那个房间领回物品，再到起先受讯的房间里。气氛明显好转了。中年人把日记本还给我，让我在椅子上而不是那只窄条凳上坐下，和气地教训了几句，无非是用功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之类，就让我回学校去。
回到寝室后，我发现世英的皮箱打开着，说明已被搜查过。我刚坐定，陈老师笑容满面地来找我了。他拉我去他的屋里，兴致勃勃地打听我进局后的经历，又问我是否看了传讯证上的落款单位。看见我摇头，他叫起来：“哎呀，你应该看一看。你知道是谁在处理这件事吗？你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当时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知道，这个案子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具体经办单位是公安部。最后的判决是，张、孙各劳动教养二年，对郭最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黄泛区一个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不过，实际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为发生文革，张、孙被关了整整十五年，而郭世英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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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幼稚的复杂 周国平
我写过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跟在一个灰色的人影背后走人生的路，这个人影就是郭世英。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我对世英的感情称得上是一种痴情。我绝非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种对一个同性朋友的痴情只发生过一次，并且只有在那个年龄才可能发生。凭借这一经验，我觉得我能理解古希腊那些少年学子对他们的哲学家老师的爱。从进北大开始，世英就是我的引路人，不管走的这条路算正路还是歧路。现在没有了他，我的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我得不到他的一点儿消息，每日每夜遏止不住地想他。许多天里，我除了写思念他的诗之外，做不了别的事。
我开始自己上海淀的小饭店喝酒。有一回，我喝多了，跌跌撞撞回到寝室。赵鸿志看见我难受的样子，搀我到校园里散步，从宿舍区一直走到未名湖边。刚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不知身在何处。耳边响起赵鸿志的声音，问我好受一些没有，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石凳上睡着了。他告诉我，我睡了一个小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这位比我年长十岁的同学一直耐心地守在我身边，我心中十分感动。在回寝室的路上，他好心地、辞不达意地规劝我：“你很爱动脑子，但你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如果你和大家想一样的问题，你的进步就更大了……”
平心而论，班上多数同学对我是友好的，这和我年龄小有关，大家把我当做一个幼稚的小弟弟予以宽容。那个小个子东北人经常伸开两臂试图把我抱起来，说要掂一掂我的重量，我不客气地规避了他的亲热举动。那个年长的浙江人把正睡午觉的我推醒，关切地叮嘱我小心着凉，我嘲笑他为何不直接替我盖上被子。有时候我恃才负气，出语伤人，对象常是那个我觉得迂腐的北京人，他也从不和我计较。然而，我在感激的同时仍然感到孤独，原因也许正是赵鸿志所说的我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有一回，陈老师兴冲冲地约我去冯定家里，给这位写了一本流传甚广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著名红色教授祝寿，我躲掉了，而另几个同学却争相前往，引以为荣。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事实上，那时候哲学系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的确是政府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有少数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他们应该算是最接近于这个要求的人了。
早就听世英说，一班有几个不错的人，他最欣赏的是方小早。一年级期末，我和小早的接触多了起来。我们都受x案的牵连，有点同病相怜。原先他与曹秋池的关系之密切，不亚于我与世英。现在，我没有了郭，而他也和曹疏远了。疏远的原因是，他发现曹经常对他撒谎。即使在疏远之后，谎言仍在继续。有一次课后，我们走出教室，他看着曹的背影戏谑地说：“我们一无所有，不像他，还接触过异性的芳唇。”吃饭时，他举着汤匙学曹的口吻：“她的苗条的身材就像这把匙子。”当时曹在追求东语系一个女生，曾向他吹嘘如何与她跳舞，互写情书，互赠《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此等等。不久后真相大白，事实是那个女生没有理睬曹的追求，最后曹威胁要杀她，她向校方求救，曹受到了校方的警告。
那些天小早最担心的事是，他听说系总支正在查他的旷课情况。他告诉我，一个学年旷课二十五节要开除，而他至少超过了一倍。好在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他后来因为肺病休学一年，比我低了一级，但我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班上一个同学曾对我说：“在我们年级，你和小早最聪明，而你比他用功。”我知道这不是事实，小早比我聪明，也比我用功。不过，他的用功完全没有功利的动机，所以显得不像是在用功。无论中外书籍，他读得都比我多，并且读后多有轻松机智的议论。他身上有一种陶渊明的气质，读书只是享受，散淡至极，对于虚名浮利几乎有一种生理上的抵触。这种性格保持了一生，使得他终于成了这个喧闹时代的一名隐士。我惋惜他的才华，有时不免劝他进取，而他始终安之若素。我的超脱是自我训导的产物，他的超脱是骨子里的，在他面前，我会觉得自己到底是一个俗人。
小早只比我大一岁，当时我们都非常幼稚，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学年结束前，校方让一年级每个学生写一份自传，放进各人的档案里。我们俩为一个相似的问题发愁，我发愁的是要不要写郭世英，他发愁的是要不要写曹秋池。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写，都觉得如果不写对自己发生了这么大影响的人，自传就不真实了。我的自传写得十分抒情，抒情的重点有二，一是郭世英对我的影响，二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的意义。这原是符合事实的，在我近十八年的生涯中，找不出比这二者更值得写的内容了。后来我大致知道了人事档案的性质和功能，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多傻。
也是在期末，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个所谓小凳子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只小凳子，班长的小凳子丢了，他就占用了别人的一只，并写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几个同学抓住这件事开始大做文章，旨在颠覆班级权力。他们干得很有步骤，第一步是分头找人谈话，争取所谓中间派。我从来不关心班里的是非，竟也被列为争取的对象。为首的一个江苏人亲自找我谈话，很有技巧地展开攻心。他开头就指出：“人家说你思想复杂，我看你是幼稚的复杂，虽然书读得多，政治上却很幼稚。”这句话说得到位，我欣然赞同。接着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在整郭世英？”他给我的谜底是陈老师和这些班、团干部。这就离谱了，他大约不知道，我是了解一点儿内情的。谈话最后落脚在小凳子事件，动员我站出来作斗争。可笑的是，他们还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没有放过小早这样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舆论之后，他们便逼迫陈老师召集班会，敦促系总支派人参加，对班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长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检讨。不过，罢免班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夺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了这一出争夺班级权力的丑剧，只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惊诧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哪怕世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追求真理，与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后来我发现，在权力本位的体制下，凡人群聚集之处，都有这类争权夺利的渺小斗争，而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我喜欢那位江苏籍同学给我的评语——幼稚的复杂，愿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领域里复杂，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不妨永远幼稚，或者说，永不世故。
大学第一学年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十七年加起来还多。我脑中的印象是鲜明而纷乱的，暂时还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对于未来，我也仍感到迷惘。但是，当我启程回上海度暑假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年前走出上海的那个我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某一口泉眼已被凿开，它的水流若隐若显，但即使在被时代的大河淹没之时，仍有着自己的存在。一个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觉醒，他就不会甘心完全随波逐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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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典型小资 周国平
大学第二学年是我的诗歌年，我沉湎于写诗的快乐。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写了许多爱情诗。我偷偷写，不让人知道。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无意中看见了一首，我马上告诉他，这是抄的海涅的诗，他信以为真，我为此暗自得意了一阵。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读他的诗，心中有了他的旋律，当我的歌从心中流出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他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