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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他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了，经常头痛、失眠。他告诉我，他的神经衰弱是装出来的，人有点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用火柴烧手指。还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双臂捆绑起来，说想试一试用多大的力量能够挣脱。当时大学生里基本上没有人吸烟，而他却烟斗不离手。其实他没有什么烟瘾，不过是显示一种叛逆的姿态，他知道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反感，愈是这样，他就愈是当众大模大样地吞云吐雾。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见有几个工人在锅炉房外清扫煤渣，便对我说：“以后我就是干这个的，而胡某某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上级。他妈的，我什么也不要，我是天之骄子！”胡某某是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安徽农家子弟，心胸比较狭隘，最看不惯世英，在大吵过一次后，彼此不再说话。
在平静的时候，世英试图分析自己，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还会颓废，战后颓废还好理解。是因为不自由吗？我有什么不自由的？爱不上课就不上课，老师也拿我没办法。也许是因为才能不够，我的才能离我想达到的差太远了。但我不羡慕别人，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又说：“我的思想够灰的了，但还不算太灰，要不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还是想寻求同情。”
有一天，全校围歼臭虫，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张张双层床四脚朝天。我和世英在一起，我们正向床的缝隙里喷敌敌畏，他对我小声说：“告诉你，有一天我要出国。”我嘲笑他说：“你这个样子，出国能干什么？”他仿佛受了侮辱，用激烈的口气回答：“怎么，你看不起我？我当个资本家回来给你看看！”我说：“得了，没成为乞丐就不错。”他瞥我一眼，说：“走着瞧吧。”可是，一会儿，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想出国，张鹤慈、孙经武他们出去还有事可干，我能干什么呢？”那天午睡时，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边站着张鹤慈，他们想去喝酒，但没有钱了，向我借钱，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张鹤慈手里拿着一套《莫里哀戏剧集》，几天后我在海淀旧书店里看到了这套书，扉页上有张的签名。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在半醉中写作。有一次，都喝得醉醺醺了，孙经武盯郭世英良久，咕噜一声：“死鱼的眼睛！”这句话令他大为欣赏。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他们的行为，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人，岁月，生活》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激烈，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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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出事了 周国平
对于我来说，1963年5月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许多场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五一节前一天，下课后，回到寝室，郭世英对我说：“五一我不回家，看他们怎么样！”他眯缝着眼凝视窗外，眼中闪烁着一丝冷笑。“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家。”他补充说。一会儿，他抓起书包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深深的不安之中。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家庭餐桌上的冷战场面。譬如说，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这明显是对家里特权生活的讽刺，结果会出现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母亲开始重复他早已听腻的训话，姐姐附和，哥哥向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在这种场合，父亲总是沉默无语。妹妹和小弟还小，与他同病相怜的只有大弟民英。我由此知道他和家里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没想到紧张到了这个地步。
5月3日和4日，他没有来上学。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和郭世英关系密切，和我却不曾有单独的来往。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哟，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有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
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世英虽然说过有一天他要出国，但我只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放在心里。现在回想起来，他最近的一些反常行为有了答案。例如用钱紧张，他和张鹤慈老去旧书店卖书，他还把食堂的菜票退了，吃白饭或者和我合吃一个菜。又例如格外热心地锻炼身体，天天早起练双杠和举哑铃。那么，这是在为出国做经费和体力的准备了。
“现在他在哪里？”我问。
“听说在张鹤慈家里。”曹秋池答。
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世英！我不知道张鹤慈的家在哪里，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教授。北大南校门对面有一个蔚秀园，听说住了许多教授，我就去那里寻找。我在那个不大的院子里瞎转了整整半天，遇人就问，见门就敲，一遍遍狂喊着郭世英的名字，当然没有结果，筋疲力尽而返。
那两天里，我心中充满担忧，想世英想得几乎要发疯。在我心目中，全世界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见到世英，亲眼看到他是平安的。不见到他，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8日那一天，张鹤慈自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和蔼地说：“你想见郭世英吗？在我家里——中关园某号。”然后把一张小纸条塞在我手里，匆匆离去了。我展开纸条，上面是那熟悉的笔迹：“因为你聪明，我才给你写这封信。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语气之平静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想不明白他说的改变关系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你劝劝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你说他会听的。”他对我说。
中关园由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平房组成，每户门前有草坪。我们到时，孙经武和叶蓉青坐在张宅门口的台阶上，谈论着花的名称，黄刺梅、紫藤等等。曹秋池跟孙搭讪，说起郭世英：“他是装英雄。”孙懒洋洋地纠正：“他是装英雄玩儿。”等了一会儿，世英回来了，后面跟着张鹤慈。世英像精神失常似地瞪着眼睛，慢慢朝我们走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吓坏了，心砰砰乱跳。不过，我很快发现，他是在瞪孙经武。他对曹秋池极为冷淡，完全不理睬。见到我，他的神情立即放松了，和善地一笑，说：“真倒霉，谁叫你认识我的。”在草坪上坐下，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们差一点儿见不着面了。后来我知道，在这些天里，他曾企图卧轨自杀，被张鹤慈察觉和跟踪，从铁路边拉了回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又去张宅看世英。有一回，我们俩坐在草坪上，张、孙二人在屋里烧毁文稿，他们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张鹤慈从屋里出来，举着那一叠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问郭世英：“你这个烧不烧？”郭答：“不烧，我还要写下去呢。”张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表情。我还听见孙经武说，他也想留下那些读毛选的笔记。我走时，张对我说，以后不要上这儿来，弄脏了洗不干净。
那几天里，学校、家庭、朋友都在努力，目的是让郭世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终于回自己家住了。5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学校，重返学生生活。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平静，只是完全不愿意谈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反正哲学系是不能读了，因为他读哲学必然会背叛家庭。我看出来，他极厌恶曹秋池。有一次，他问我：“你要不要我搞曹秋池一下？”我说：“算了吧，就让他混，反正也混不久。”他说：“你倒还挺善良。”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张鹤慈一起把曹叫出去，曹一脸晦气。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x，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陈老师还说，5月初，郭世英给家里留下绝命书，说他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于立群来找陈，哭了。张鹤慈到北大替郭拿衣服，被扣住，才知道郭在张家，陈陪于到张家见了郭。三十六年后，我见到张鹤慈，从他那里知道了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据他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给公安部写了信，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其后风声甚紧，郭世英和他便筹划从云南方向偷越国境，但事实上并未实施。
世英回校后不几天，5月18日，我们俩正在寝室里下象棋，有几个同学在旁观战，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叫了出去。那两个人是学校保卫组的。他这一走出寝室，就没有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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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拘留所半日 周国平
6月初的一个上午，我在阅览室里写完日记，从那里出来，被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副书记赵鸿志截住了。他告诉我，保卫组找我有事。我跟他走进保卫组办公室，有两个人在等我，一个戴近视镜的瘦长中年人，一个矮壮的小伙子。小伙子拿出一张传讯证，在我眼前一晃，让我签名。然后，他们把我带进停在保卫组门口的一辆小汽车里。那个年头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坐小汽车是高官的特权，而我平生头一回坐小汽车，却是以一个近乎囚徒的身份，心中十分委屈。
汽车驶进一个院子，我注意到门口挂着海淀区公安局的牌子。下了车，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在一张办公桌后坐下，我看见桌前有一把椅子，便朝那儿走去。
“你坐那里！”小伙子指着墙角一只窄条凳喝道。
我真是被当做犯人对待了，心中的委屈又加深了一点。讯问开始，中年人问，小伙子记，内容围绕着郭世英和x。完毕后，小伙子把记录递给我，让我过目。我因为委屈，就故意挑错别字。小伙子一开始顺从地订正，但很快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你别管这些，只看内容是否属实。”我看完后，他让我在记录末尾按上手印。
接着，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搜去了书包和衣兜里的所有东西。中年人发现了日记本，眼睛一亮，说要拿去看一看。办完这些手续，我又被带往一排安着一扇扇铁门的房子，每一扇铁门上都有一个小窗。那是拘留所。在其中一个小窗口，我看见方小早的悲哀的脸，我们默默互望，点一点头。我被送进他隔壁的那一扇铁门里。
屋子很小，靠墙铺着棉毯，一共坐着六个犯人。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坐，并好奇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