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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二：使自己迷人。
陈小露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然后毕业工作，这中间，她不断学习、丰富、发展自己的迷人技能，但同时，她也发现，如果说使自己漂亮很有难度的话，那么使自己迷人则是难上加难。
漂亮有点像花，人们看后就离去了，但陈小露希望别人告诉她，他们喜欢她，并且不想离开她，而想与她在一起。也就是说，漂亮可以把别人吸引过来，但过来之后呢，就得靠迷人了。
如何迷人呢？陈小露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她发现，她可以迷倒那些只为漂亮而来的人，但这些人只是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那么，如何对付剩下那一部分人呢？惟一的出路只能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的意思是，别人喜欢的东西都得存在于她陈小露身上，到了这时，陈小露才发现情况不妙，而且相当严重，因为别人喜欢的东西中，有些实在让她力所不能及，比如说吧，较高的社会地位、财产，还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才能，比如管理啦、幽默啦、舞蹈啦、文化啦，说也说不完，这下可要了她的命了！因为这些东西除了依靠天生，还要后天不断努力方可得到，陈小露自己虽能读会写，床上功夫也会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她终于发现，迷人是很难的。
于是，两个条件陈小露都不能满足，希望距她甚是遥远。
当然，在她为着理想不懈奋斗的路上，有两个东西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那就是时间和空间。
陈小露隐约发现这两点，她把时间理解为青春永驻，把空间理解为北京。
事情说到这里，往下就不必再谈了。
从陈小露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东西，即，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背道而驰这四个字来形容——让我以陈小露为例来谈谈我的看法。
在陈小露幼年时期，她的理想几乎实现，长到少年，她的理想马马虎虎，因为周围的人们仍然喜爱她，但开始对她有了一点要求，而且，随着活动范围增大，一丝似乎是不祥的苗头开始出现了（陈小露说上小学时有个女孩竟评价她爱表现，乍乍乎乎叫人十分讨厌）。
到了青年期，陈小露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她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对她不感兴趣，那就是同性别的人，另一半人对她感兴趣的也不多，而且往往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
陈小露认识我时，青年期快要结束，迎接她的将是中年期，我可以轻易推断，叫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中年女人似乎十分艰难。
当然，陈小露也会进入老年期，我不无遗憾地指出，陈小露与她理想的关系将会无可避免地变坏，以至坏到这种程度，要么她放弃自己的理想，要么她被自己的理想抛弃。
于是，我不无根据地认为，人类为其理想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与陈小露相差无几。
我是指：人类要么放弃理想，要么被自己的理想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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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一算，我和陈小露每见面两次就会吵上一架，吵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找工作问题。第二个是避孕套。
先讲找工作。
因为我要与陈小露天长地久，那么，她最好不要与台湾人来往，不然，就成了我与陈小露、台湾人三个人天长地久了，这是我的想法，其实这一想法颇具局限性，现在看来，我把三个人天长地久这一想法放弃了，实际上是放弃了我与陈小露两人天长地久的一个可能性，而且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这也是我与陈小露关系短命的一个原因。
让我们回到前面话题。
为了使陈小露摆脱台湾人，当然，我这么说也是出于她当时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事后左思右想，发觉并不确切，在这上面犯了太主观的错误，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我回想到她表达愿望时是说她不爱台湾人，但她没说她爱不爱台湾人给她提供的东西，从她的行为上看，她是爱的。而她说过爱我，但她没说过爱我的一贫如洗，从她的行为看，她是不爱的。于是，我与台湾人在陈小露那里被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她当时的愿望其实是这样的，她爱的是我的一部分与台湾人的另一部分，可以模糊地说，她的爱不太完整，但我却需要一个完整的爱，于是，我主观地认为，她应当摆脱台湾人，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当然，一点想法上的错误不会造成什么悲剧，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一错再错——我就是这么干的，我每次见她，必得催她上进，催她上进的方法便是催她去工作，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便可有独立的人格，有了独立人格之后，便可与我对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要显出我与台湾人的不同，我认为，台湾人给她一切，而我却能帮助她自己获得一切。可以说，我的推理貌似合理，但仔细想来，每一步骤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即使克服了所有困难，我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陈小露似乎会变成另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我会如何呢？我不知道。目的之二呢，那就是我只为我自己考虑，我的钱不多，因此使用起来就要有效率，我只能去帮助那些很快就不再需要我帮助的人，而无法去帮助那些会因此依赖我的人。
很显然，陈小露对我的悲剧了解得十分清楚，但她不想与我争论，于是，便采用拖延战术，每每我催她立刻动手，她必说要等一等，等她上学，等她学到足够有用的知识，再去找一个高起点的工作，至于这个起点要高到什么程度，陈小露只字未提。于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不着边际的前途时，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
如果说，怀孕破坏感情的话，那么我要说，避孕也能做到，避孕套问题看来不很重要，其实不然，如果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力撑开它，特别是用力撑开一个彩色的，并把它置于头顶，你会发现，它足可以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
我要说，我不喜欢操避孕套，我非常不喜欢，我喜欢使用别的避孕方法，我这样想是出于一种迷信，我相信，在亲热时，两人之间不该有任何东西存在，两人应当好得如同一人，因此，我喜欢口服药法，但出于另一种不同的迷信，陈小露根本不考虑使用药物，她认为药物使人发胖，不仅如此，她对别的避孕法也不信任，她就相信避孕套！
这就使我们之间在最不该争吵的时候进行争吵，比如，两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讨论的不是如何进行肉体享受，而是我拿着一粒避孕药对她说吃吧吃吧，她拿着一个避孕套对我说戴吧戴吧，在我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在气愤之下，我自己吃下避孕药，扔掉避孕套，倒头睡去。当然，这种情况极少，更多的是，我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如何争论？自然涉及到我对她是否关心，还涉及到她的性史与我的性史，以及我们对彼此性史的看法等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两种迷信之间的交锋，话题虽多，论证虽有力，但实在缺乏理智。
就以上两点，我本可以写出五本小说，也许很多读者更希望看到那五本小说而不是区区上千字，但我认为，这种场面描写虽有趣，却十分繁琐，我把要讲的讲完了，再罗唆下去实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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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争吵，我们也有一些有趣的时光。
讲色情话和恐怖故事当属此列。
我与陈小露时常相互打电话，有一阵每晚必打，陈小露是电话高手，通过电话，她可以办成很多事，就连让我在电话线那一头射精都能做到，她的拿手好戏是扮成六七个姑娘，逐一与我上床，直到我顶不住为止。
我呢，我会讲恐怖故事给她听，因为陈小露最怕听恐怖故事，但又对恐怖故事最好奇，发现这一点很偶然，一天夜里，我正在写东西，陈小露打来电话，与我聊起了文学，聊着聊着便聊到莫泊桑，于是我讲道：
莫泊桑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年轻时是个帅哥，成名后身边大蜜如云，但他有点像多年后的垮掉一代，除了操小妞，还爱磕药，什么药都磕，他身边专有一个小蜜为他提供各种迷幻药，常常吃得他头重脚轻，飞得一塌糊涂的事也是经常发生，我虽然对他那本臭了街的《羊脂球》不屑一顾，但他有些嗑药后写成的恐怖故事却让我有些印象，比如：在他心绪阴郁时期写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他有一夜去一个公园散步，路过一片树林，偶然间，他发现树上吊死着一个人，于是不怕费事地通知有关部门，搬去尸首，但第二夜他又发现尸首吊死在同一地点，于是再次通知有关人员搬走，可惜的是，第三夜，他又看到同样情况，第四夜也是如此，第五夜依然如故，第六夜，情况毫无二致，第七夜，什么也没有改变，无论如何想办法，比如阻止有人进入树林，比如派人守于树下，比如锯断那棵树木——总之，毫无办法，那些想寻死的巴黎人个个总能有办法溜进树林，吊死在某棵树下，而且，只要莫泊桑深夜走进树林，他总能最先发现，待人们急忙冲去解救时，此人早已断气，尸骨冰凉。终于有一天夜里，对于人生一直感到虚幻的莫泊桑正伏案写作，灵感忽断，于是站起，在屋里来回踱步，无聊至极，而且，那夜也没有小妞儿送上门儿来，于是，无限寂寞的莫泊桑踱出他的小屋，再次向小公园方向走去，他进入树林，理所当然，他又发现一具尸体吊挂于树上，随着夜风左右飘荡，于是他指给守在那里的人看，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的工人们于是熟练地从树上卸下尸体，装上马车，准备运向墓地，出于好奇以及作家观察生活的天性，莫泊桑靠近马车，尸体向下，趴于车上，于是莫泊桑伸出手臂，把尸体翻转，对着公园里暗暗的路灯，仔细观瞧，这一瞧，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吊死者正是他自己。莫泊桑这才弄明白，自己早已死去多时，在世上写作的那位叫莫泊桑的作家原来是个鬼。
听到这里，陈小露哎唷一声，我问她怎么，她说，你接着讲，她还想知道莫泊桑一些事情，于是我接着讲——
老莫还写过一个故事，说他得知自己是鬼之后，对世界有了新认识，这一认识不要紧，他发现身边的朋友当中也有些是鬼，比如有个评论家，夜里经常拜访他，老莫觉得此人有些问题，因为每当他这位仁兄进入他的书房，补充一句，老莫的书房很宽大，里面有不少藏书，也有写字台水杯之类，不同的是，他书房里还有不少现下被称为毒品的东西，那些东西被装在各种玻璃瓶里，以便他随时配制，或自己或与道友随时飞上一会儿。此外，那么大的房间，夜里当然要点很多蜡烛，莫泊桑视力不佳，因此点的蜡烛更是多于常人，简直是数不胜数，那些有小臂粗细、半米来高的蜡烛排成一溜，绕房一周，十分气派，老莫如何觉得那个评论家有问题呢，是因为他发现，每当那人进入他的房内，靠门数的第二支蜡烛总是应声而灭——
故事才讲到这里，陈小露对我说，等一等，我上趟洗手间。我挂下电话，继续写作，五分钟后，陈小露再次打来电话，说她浑身舒畅，但困劲儿上来了，想睡了，可是，在临睡前，还想再听我讲个故事，我问她讲什么，她说讲个以前遇到的事儿，我说我没到过什么有劲的事儿，她说随便讲讲，越无聊越好，她现在打开免提，关上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