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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宜帝之怒耳！且宽饶何罪？正以犯许、史罪得祸，今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安道之疏乃云‘实天下之奇才’，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仆曰：“然则尔时救东坡者，宜为何说？”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是陛下开端，后世子孙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注］
此条正堪与李纲荐张所于黄潜善语参看。
【译文】
《元城先生语录》说：
东坡（苏轼4）被御史弹劾下狱后，辞官家居南京的张安道想上书为东坡求情，本想就近在南京呈递奏本，可是官府不敢受理，于是张安道就命儿子张恕到登鼓院（悬鼓于公堂外，凡百姓有谏言或冤情，可击鼓陈情）递奏本。但张恕在登鼓院门口徘徊许久后，仍不敢投递。过了一段日子，东坡出狱，当他见到当年张安道为他求情的奏章副本时，不禁吐着舌头，为自己捏了把冷汗，但没有说明原因。
直到子由（苏辙）也看了副本才说：“难怪哥哥要吐舌头了。他能平安出狱，实在要感谢张恕的胆子小。”
子由的仆人问他原因，子由说：“你难道没听说郑昌为营救盖宽饶（字次公，为人刚正，但喜讽刺，终获罪）的事吗？郑昌在上书汉宣帝的奏本上说：‘盖宽饶在朝没有许姓、史姓（许指许伯，宣帝皇后之父；史指史高，宣帝外戚）的皇戚，在野没有金、张（金指金日磾、张指张安世，二人因结交许、史而自恃骄宠）等有力权贵。’这正是激怒宣帝的原因，盖宽饶有什么罪？他的罪就是冒犯许、史等人，郑昌再讥讽许、史等人恃贵而骄，不是更火上加油吗？今天东坡获罪下狱就是因为名气太大，甚至胜过神宗皇帝，而张安道却说：‘东坡实在是天下奇才！’怎不再激怒皇上呢？”
仆人说：“那么当时如果要救东坡先生该怎么说呢？”
子由说：“只能说大宋立朝以来，从没有妄杀士大夫，今天陛下要杀东坡是开恶例，日后子孙万代必援此例，神宗好美名，一定怕后人议论，或许就会改变心意。”
［注译］
子由的这段故事可与前篇李纲说服黄潜善任用张所的说辞相互对照起来看。
761、施仁望
【原文】
南唐周邺为左衙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禁帅刘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婿。］升元中，金陵告灾，邺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于主者，主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邺家语之。邺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留之，洎火息，复命，至便殿门，会刘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邺，又惧与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主，曰：“不为灾，邺诚如圣旨。”主曰：“戮之乎？”仁望曰：“邺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主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邺乃全恕。
【译文】
南唐周邺官左卫史（禁军长官），是信州刺史周本（五代吴人，谥恭烈）的儿子，与禁军元帅刘素（长公主夫婿）有仇怨。升元年间，金陵大火，周邺那晚因饮酒过量，在家大醉不起。
皇帝听说周业疏忽职守，就对亲信施仁望说：“率十名卫士前往火灾现场，如果周业在现场指挥救火就罢，如果他真醉倒在床，就当场杀了他。”施仁望一面赶往灾区，一面立即派人到周业家，周业一听大为惊恐，顾不得身上穿的是妇人衣服，就去见施仁望。施仁望留下周邺，等大火扑灭后，要周邺一同到偏殿。
这时刘素已经到了殿门，正要向皇帝禀报灾情。施仁望心想刘素一定会公报私仇，但又怕自己为周邺说情不成，反倒受连累，情急中突然一把推开刘素，抢在刘素前说：“火势已被扑灭，周业诚如皇帝所说。”
皇帝说：“你杀了他吗？”
施仁望答：“当时周业的父亲正准备领兵攻敌，臣不敢在他临行前执行圣旨。”
皇帝手拍桌子高兴的说：“朕几乎误了大事。”
日后，施仁望因这件事大获皇帝赏识因而重用，而周业酒醉怠忽职守一事也没有再追究。
762、李晟
【原文】
李怀光密与朱泚通谋，事迹颇露。李晟累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寝不下。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觖望，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心？”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
嘿然。
【译文】
唐朝时李怀光（靺鞨人，本姓茹，后赐姓李）暗中勾结朱泚（曾围德宗于奉天，李晟收复京师，朱泚为部将所杀）想造反，但事为李晟（字良器，曾收复京师，解德宗奉天之围，卒谥忠武）得知。李晟为防变乱发生，一面上奏请求准许增加东渭桥的兵力，一面也希望李怀光能弃暗投明，仍为朝廷效力。而李怀光也因无法完全掌握军心，而有意延缓谋反的日期，为了煽动军士情绪，上奏德宗说：“军士所领军饷不及神策军（唐禁军名），差别对待，恐怕很难安抚军士。”由于朝廷国库空虚，如果都比照神策军的军饷实在支付困难，但若不答应加饷又怕李怀光不高兴，部众情绪难平，于是德宗命陆贽同李晟到营地宣慰李怀光及军士们。
李怀光见两人来到营地，想要李晟先开口要求自己不要增加军饷，好激怒军士，使陆、李二人无法达成宣慰军士的使命，于是说：“我的军士们和神策军一样尽力报效朝廷，但所领的军饷却不一样，这种做法，怎能让人心服而同心协力、报效朝廷呢？”
陆贽频频看着李晟不说话，李晟说：“李公是元帅，施发号令谁敢不听；我只是一名部将，只能听命行事，至于是否增加军饷，请李公定夺。”李怀光哑口无言。
763、梁适 孙沔
【原文】
契丹遣使与中国书，所称“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辅臣多言：“不从将生隙。”梁庄肃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北朝国号，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宋”如故。
皇祐末，契丹请观太庙乐人，帝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云：‘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国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译文】
契丹派使者到中国，谈到两国往来的文书，以“大宋”、“大契丹”，相互称呼，看起来不像是兄弟之国，应该改为“南朝”、“北朝”。皇帝下诏书交由书密院审议，大臣们都认为如果不答应契丹的建议，恐怕又会给予契丹生事的借口。梁适说：“这太容易处理了，只要说‘宋’是本朝当初承受天命，获得天下的建国之号。‘契丹’也一样是北朝开创以来的国号，随便更改国号不是好的征兆。”结果这年契丹派使者来中国恭贺新年，仍如以往一样称“大宋”。
宋仁宗皇祐末年，契丹请求观赏太庙乐工奏乐。仁宗询问宰相看法，宰相说：“恐怕契丹人不是诚心享祀，不能轻易答应。”孙沔（字元规，论事刚直）则说：“只要对契丹人说，按礼法，太庙乐曲是祭祀时为歌诵祖宗功德而演奏的，并不适用他国；如果契丹人愿意担任太庙祭祀的助祭人，大宋非常欢迎。”仁宗照孙沔的话答复契丹使者，使者不敢再提此事。
764、韩亿
【原文】
亿奉使契丹，时副使者为章献外姻，妄传太后旨于契丹，谕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约，非欲达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是时副使方失词，而亿反用以为德，时推其善对。
【译文】
宋朝时韩亿（字宗魏，仁宗时官尚书右丞，以太子少傅辞官）奉命出使契丹，副使者是太后外戚，大意之下对契丹主误传了太后旨意：“愿意与契丹结为亲家，以示欢好。”
契丹主对韩亿说：“皇太后既有结亲家的旨意，大使怎不早说呢？”
韩亿这才知道，原来是副使在契丹主面前胡言乱语，当场回答说：“本朝每次派遣使者前来契丹，临行时太后总不忘提醒使者，对待契丹人要如皇室亲家般恭敬，并非太后有旨要与契丹主结亲。”
契丹主很高兴的说：“若真能结亲，是两国朝野的福气。”
这时副使才知道自己大意失言，而韩亿得体的回答，却使得契丹主深感恩宠。当时的人都说韩亿善于应对。
765、冯京
【原文】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尖甚，恶甚！］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译文】
宋朝人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先生）是冯当世（即冯京，谥文简）的好友，但王安石不喜欢他。
一天，冯京在神宗面前极力推荐王巩，一旁的王安石说：“王巩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罢了。”冯京生气的说：“王巩是戊子年生，怎能说是乳臭未干的小子呢？”原来王巩和神宗是同年生，王安石惊觉自己失言，只有退立一旁。
766、邵雍
【原文】
司马公一日见康节曰：“明日僧颙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唯唯。明日康节往见富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谓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僧开堂，公即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某未之思也！”［时富公请告。］
【译文】
宋朝时，有一天司马光对邵康节（即邵雍）说：“明天僧人颙修开堂讲佛法。富公（富弼）、吕晦叔都会去听讲。晦叔沉迷佛法，是劝不动他的；但如果富公真的前去听讲，在情理上或许会引人议论。我是晚辈不敢劝阻，先生何不劝阻富公呢？”邵康节点头答应。
第二天邵康节见了富弼，说：“听说皇上将任命裴晋公新职，请富公观礼。”富弼笑着说：“我有病在身，怎能去观礼呢？”邵康节说：“富公有病当然不能去，但如果富公有意听颙修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