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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除了再向你道声谢谢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万分感谢了。”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的话，”他开始变得神情严肃，说道：“你要向我起誓，再别让陌生人到你的房间去——从房间里面锁上门，从现在起。”
她抬起一只胳膊，“我起誓，”她说。
“现在你还可以睡一会儿觉，纳塔尔，我也该去睡了。”
“晚安，米凯尔。”
“晚安，”他这样说着，走过门厅过道，返身关上门。
他侧耳听着那一声门锁响，而后他听到了“嗒”的一声。他马上把嘴凑到门缝处向里面说道：“真是个好姑娘。”
他听见她在里边回答，“但愿我们能再次见面。”
“我们会见面的，”他对她说，语气很肯定。“晚安。”
在房门外，当他打开房门时，意识到自己多么想和她再次见面。她的确令人着迷，可爱而甜美。这样的女孩他还从未遇见过，他太渴望同她再次见面了。也许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但他还是按捺着，这样告诫自己，他来此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决不是寻求罗曼蒂克的。
从现在起，他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去完成使命，决不能分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巴斯克是他生命的源泉。一个自由独立的巴斯克在他心里胜过一切。为此要做的事还多着呢，对不起了，纳塔尔，他这样想。对他来说，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爱，这爱即是他那个从未有过但却将会拥有的祖国。
吉塞尔·杜普雷坐在她那辆豪华雷诺牌轿车方向盘的后面，驾驶着车。车缓缓驶过塔布，开上通往卢尔德的高速公路。她那一头浅黄色的头发，梳成马尾形，整齐地扎在脑后，虽未妆扮自己，但仍显得那样清爽，容光焕发，谢尔盖·季霍诺夫坐在她身边的座位上，显得有些心神不宁。这来自于吉塞尔那习惯性的动作，同他说话时她总是扭过头来，而不是紧盯着车前的路面，这使他内心惴惴不安。
然而他最终意识到，他内心更深处的不安来自昨晚那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他这样想着，不由地打了个寒噤，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昨天晚上，他是在杜普雷家的套房里休息的。大约凌晨四点，他突然被恶梦惊醒，随之出了一身冷汗。当他完全清醒以后，梦中的场景又逼真地在他眼前浮现出来。在梦里，他从秘密警察的手中逃出来，拼命地狂奔，试图找到一个藏身之地。
他从床上坐起来，打开床头灯，那可怕的梦魇也随之淡淡地消散。灯光下，他开始思索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惊恐？柯索夫将军和秘密警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追踪他。事实上，他们还很崇敬他。他是他们心中的明星，并且很快就会成为这个国家一颗耀眼夺目的政治新星。但在恶梦中他却拼命躲开他们——转瞬间，他悟出这场恶梦似乎在昭示什么，他思索着想要破译它。
恶梦中的逃跑一定与他眼下的冒险有一些联系，而且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把被发现的恐惧和忧虑考虑得太简单了。
回想即将来卢尔德时，就把自己完全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了。他时刻留神，关注着对信仰和对痊愈康复的渴求所作的选择及所经历的每一步骤。不过，由于他胆大和坚决的渴求，他没有注意好保护自己的侧翼。他忽视了同在S国的那些随时需求他但又无法找到他的人士保持联系。如果他们真地追踪并到这里找他，他该怎么办？
想到此，季霍诺夫猛地打了个寒颤。
接着，他也意识到，只要能在同他的同僚相见之前仍同他们保持着电话联系，就可以防止他们的一切疑心。
首先，他可以与S国驻巴黎大使馆取得联系。可以想象说是从里斯本——不行，他已经从里斯本给他们联系过了——最好是说，是他在返回法国同某个共产党驻马赛的分支机构的人员秘密会见时，从那里给大使馆去的电话。
做出决定后，他立刻感到如释重负。对于现在，他最好还是集中精力于他面临的问题，即如何用匿名掩护他的卢尔德之行。
他忧心忡忡地瞥了一眼坐在驾驶位上的那位一直喋喋不休的司机。
季霍诺夫此刻根本没有一点儿心思与任何人谈话，更不用说眼前这个乡村姑娘了。他只想尽快恢复身体健康，而且尽可能地坐到克里姆林宫等待着他的那把权力交椅上。他用眼角扫了一眼路牌，得知到卢尔德还有20公里。昨天晚上，乘坐出租车，整个旅途只用了半个小时。可是今天从这个杜普雷姑娘开的车速来看，可能要花去整整一个小时——这给了她更多的时间来闲聊。
吉塞尔好像是已经猜透了他的心思，转过头来说：“不用着急。现在才八点钟，直到上午九点我才有趟差事。今天的天气可真凉爽宜人，不像昨天那么热。”她呼吸一口从开着的车窗进来的新鲜空气。“遇到这样的天气，我真想一辈子都呆在这里。”然后，她又故作神秘地加了一句，“不过，我不会呆在这里的。”她看了他一眼又说：“以前你来过卢尔德吗？塔利先生？”
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她是在问他，他的思绪正四处飘游，因此他没有回答。事实上他已经忘了他叫塔利先生。他猛地一惊，转过神来，才想起这是他的假名，回答时非常警觉了。
“没有，”他说，“没有，我以前从未到过这附近地区。”
12
“那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她又问道。“噢，对了，是在昨天你找房子的那个时候吧。”
“是的，昨天晚些时候。”
“是从巴黎来？”
“是的，我只在巴黎逗留了一会儿。我有朋友在巴黎。”
“昨天晚上你告诉我，你来这里是治病的。你的病没患多久吧？”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才好。他只是说：“时好时坏地已经七年了。”
“是什么使你最终下定了决心到这里来的？是关于圣母重新显灵的新闻吧？”
“我想是这新闻促使我来的。它使我很好奇，我想我可以来试一试。”
“你不会失去什么，”她用轻快的口气说，“可能你将得到一切。”
“但愿如此。”
“这一周你都呆在这儿吗？”
“如果必要的话，我想最迟下星期一之前回家，我的假期快要结束了。”
“家，”她说着，眼睛仍盯着路面。“你的家在美国什么地方，塔利先生？”
他的大脑在飞快地转着。在这以前他没有估计到会有人问这种有关个人私事方面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仔细斟酌过，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在记忆中搜寻他在美国东部地区他曾访问过的一些偏远小镇，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符合塞缪尔·塔利的身份。他终于想起了，有一次周末度假时，他曾到过佛蒙特州一个叫做伍兹塔克的小镇。“我是从佛蒙特来，”他说，“我妻子同我在伍兹塔克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农场。”
“我以前听说过那地方，”她说，“听说那地方很美。”
“是的，是的，”季霍诺夫心里很着急，不知道她从他说英文时的语调中觉察出什么没有。他最好弥补一下，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实际上，我父母是从俄国移民去的美国，那时我母亲才14岁，父亲才18岁。他们是在纽约的一次社交活动见面的，一见钟情，立刻坠入情网，最后结了婚。我父亲在此之前曾务过农，他很快就在佛蒙特挣得一笔财产买下了这个农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接下来，更是信手拈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并且学会了说俄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在家里，除了说英语，还经常说俄语。”
“我很喜欢学语言，”吉塞尔说，“我会说四国语言，但不会说俄语。”
“这没什么，”季霍诺夫说。
“那你在农场干活吗？”吉塞尔又刨根问底。
这姑娘也太爱饶舌了，而且也很精明。看来撒谎是没有用的了。她已经看到了他那双十分柔软细腻的手，断定他不是那种干农活的人。他勉强地笑了笑。“你问我在农场干活吗？不，不干，实际上我是一个教授。”他感到现在一切都很得心应手。“噢，我是一个俄文教授。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书，专修俄文和语言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就成了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教授，在那儿教授俄文。”
“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我的意思是，你住在伍兹塔克，但却在纽约任教。”
漏洞，到处都有漏洞。不过，作为外交家，季霍诺夫过去也常常做些亡羊补牢的事。“这很简单，”他说，“我在曼哈顿有一个小公寓，上课期间使用，而我的家是佛蒙特的伍兹塔克，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来往于它们之问。这几天我妻子大概呆在佛蒙特家中。她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们有一个儿子，是在——是在南加州大学念书。他学的是戏剧艺术专业。”为了让这些他杜撰的故事尽快过去，他话锋一转，谈起了目前的一些情况。“我的妻子是个天主教徒，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不过我不是那么狂热和虔诚，就像我昨天谈到的那样。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激情，要不我就不会来卢尔德了。”
“不过，你是在纽约工作，是吧？”她紧追不舍。
“是的，当然。”
“我喜欢纽约，绝对地爱它。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那儿。”
季霍诺夫又一次担心起来。“你曾经在纽约呆过？”
“我曾在那里住过，”她兴高采烈地说，“我曾在那里度过一段好时光。在纽约要做的事太多。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
季霍诺夫竭力表现对此毫无兴趣。“你在那儿住过？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我在联合国干秘书工作。”
“在联合国？”
“是在为法国代表团做事。我曾在卢尔德遇到过法国驻联合国大使。他雇佣我给他做一名秘书，当他去纽约时便带着我一块去了。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我真想立刻就返回去。在那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许多最要好的朋友是美国人。其中有一个是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做事。事实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就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也许他就是你的一名学生，他叫罗伊·齐姆博格，你有印象吗？你有没有一个名叫罗伊·齐姆博格的学生？”
又是一个大漏洞，而且很可能是个陷阱。“我的学生大多了，要我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实在是太难了。或许他没有学习俄文吧？”
“也许没有，”吉塞尔说。
季霍诺夫看到他们就快要到达卢尔德了，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他想立刻离开这个曾在纽约呆过、并在联合国做过事的乡村姑娘，因为他经常在那儿露面。她的这种刨根问底和没完没了的窥探使他感到很不自在，迟早她会发现他的一两个漏洞或牛头不对马嘴的谈话。因此他必须尽快把她甩掉。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伯纳德特·苏比劳斯大街，正驶进加利亚·伦德里斯旅馆停车场的第26号车位。
“这是什么地方？”季霍诺夫问道。
“这是伊迪丝·穆尔太太和她的丈夫所住的那家旅馆，”吉塞尔一边钻出汽车，一边说，“昨天晚上我告诉过你有关伊迪丝的事。她是一个神奇的女人，是在卢尔德获得了奇迹般的痊愈。你会发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