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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仪被这略显伤感的苍凉歌声所吸引，怔怔的，他似乎听得有些发呆。
沉默了一会儿后，虹玉轻声问：“还是单身？”
子仪点点头。“你呢？”
“我说过的，我早就嫁给钱了。”虹玉苦笑。
临别时虹玉问子仪：“明天有安排吗？要是没事，就一起吃个饭？”
“对不起，我明天实在不行，改天吧。”子仪抱歉地说。
两人一同走出休闲广场，走出饭店。春意几许。也许是节日的缘故，老教堂在射灯和满街霓虹的映照下，愈发熠熠生辉。这回没有奔驰来接乔虹玉。丘子仪的凯迪拉克轻轻驶来，静静停下，子仪提议送虹玉回去。虹玉说她今晚住安吉的那个酒店，与子仪是两个方向，反正也没多远，她想透透气，自己走过去。
明天是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子仪坐进汽车时想。好几个女孩都和虹玉一样，约他一起吃饭或出去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已经让刘晓订好了一个大花篮。他明天要去墓地看灿灿，一早就去，和她单独待上一整天，给她念他新写的诗。
每年的这一天都是如此，情人节他只和灿灿一个人过。
后记：一个时代在结束
在本小说即将付梓之际，股改的攻坚战正如火如荼。股权分置问题，这个中国股市最大的顽疾，处于彻底解决之中。一家又一家上市公司在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尽管尚称不上对以往所受制度性伤害一次补足补够，但流通股东终究是争回了一部分自己的利益，并且拥有了用手中股份对大股东说不、进而与上市公司讨价还价的权利。尤为可喜的是，监管当局的监管对象由原来的针对交易者开始更多地转向了针对上市公司，以往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陆续得到清算。信息披露越来越规范，市场的基础不断夯实。人们的投资意识也逐渐趋于理性，正一点点地从纯粹的投机向价值投资转变；好公司受到追捧，垃圾股弃之如敝屣。随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一步步落实，外资也正积极地进入这个市场，中国的股市越来越向国际估值标准靠拢。虽然速度还不够快，但是毕竟看见了曙光。牛市的格局似乎已经初步确立。
但是这一切都是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
连绵五年的大熊市，多少庄家倒下，多少投资者输掉了自己辛苦一辈子积攒的血汗钱。2001年，曾有一位重量级学者提出过著名的赌场论，指责中国的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这一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和口诛笔伐，但是五年的熊市证明，这位学者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恰恰说出了一句大家都心知肚明却谁也不敢说出口的大实话。然而这位善良学者所没说的是，中国股市沦落到连赌场都不如的境地，究竟原因何在？仅仅因为市盈率过高和市场参与者投机过度？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它的市盈率究竟是怎么高上去的，市场参与者又为何会普遍偏好投机呢？这些问题非常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本人也是一名中国股市普通的个人投资者，上百万地挣过钱，也上百万地赔过钱。股海的沉浮，瞬间的贫富，早已成为过眼烟云。我与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不同的是，我还曾经是一名企业高管，在国内和国外都经过商，见识过无数形形色色的商海与股市中人。由于这段特殊经历，我深深体会到，中国股市的症结并不在于投资者是崇尚投资还是投机；而是在于上市公司本身，因为它们才是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的制度建设一天不完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行为一天不规范，中国的股市就一天搞不好。幸好，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想把我感知到的东西告诉每一个关心中国金融市场、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朋友，于是，创作冲动产生了。
我并不满足于简单记录下自己的所闻所见，我企盼更高的标准。我最喜欢的外国金融小说是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的《钱商》，因为它不仅情节曲折、扣人心弦，而且在通俗小说中，它还具有相当的文学品位；我最欣赏的中国当代小说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因为它大气磅礴，人物有血有肉，充分展现时代风貌。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暗中以这两部名著作为楷模的。我希望自己能学到大师们的一点皮毛，把自己的小说写成中国版的《钱商》，都市版的《白鹿原》。结稿之后，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作家的艰辛，体会到力不从心时的绞尽脑汁。我知道自己的作品难以望《钱商》和《白鹿原》的项背。但是我至少可以说，与它们一样，这部小说中讲述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与它们一样，这部小说的故事——朋友们都说——也是好看的，感人的。
或者换句话说，它有雅俗共赏之功效。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追比上述两部伟大作品的“野心”算是实现了。
本书的成形与出版，我首先应该诚挚感谢长期培养和关照我的群众出版社，尤其是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冯京瑶女士和李红珠女士，没有出版社和她们的努力，这部小说是无法与读者及时见面的。
我也要感谢我的夫人薛雯，她不仅见证了我写作此书含辛茹苦的全过程，而且积极为这部小说提供素材。
我由衷地感谢老朋友段一民先生，他真实生动的回忆丰富了我史实方面的描写细节。
我真心地感谢苏雷、顾晓阳、章德宁、葛笑政、吴继珍等作家和专业文学工作者，他们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予我实质性的指导和帮助，并对我小说的文学品质及写作技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朋友苏雷，从本小说的第一稿起，他就循循善诱地与我讨论细节，对作品的整体风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我特别要感谢著名文学理论家与评论家贺绍俊先生，他深入理解了我的作品，并且热忱地为其作序，给予了它我所知道的最为准确的诠释。
我还要感谢郭五一、丁力、李燕铭、唐霄、杨伟华、戴西维、阎庆华等朋友，他们是我这部小说的第一读者，他们发自内心的鼓励增强了我将小说臻于完美的信心。
最后，我想再简略谈谈本书的书名及其形成过程。
小说有两个主题，一为金融，写上市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规范”与“拍脑瓜子决策”两种理念的激烈碰撞；一为爱情和友情，讲错综复杂的角色之间长达半生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两个主题相互交织，水乳相融。作者本人有感于中国股市的诡谲和黑幕重重，曾在书名上侧重于第一个主题，将本书题名为《苦庄》，谓利益集团和大小庄家恶意操纵股市而泥足深陷，自食苦果，并给所有相关者都带来无穷苦难，在这残酷的股市生态中，就连爱情都带上了苦涩的味道。苦庄苦庄，正因为有了《苦庄》这一书名在先，文学理论家贺绍俊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才接着写出了那段字字珠玑、饱含哲理的精彩评论：“小说以充满神圣性和崇高性的古典审美理想，去抗衡现代经济活动中的邪恶与丑陋，它不会使我们气馁，不会使我们悲观。即使眼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苦庄’，但只要我们内心深藏着爱情的甜蜜，我们就有理由继续朝前走下去。”
但是小说即将发排时，出版社提出，《苦庄》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闷”，建议修改。思忖再三，名字想了好几个，最后还是决定效仿美国作家J。F。库克《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将这部小说的名字定为《最后的玩家》。这是因为，虽然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只要利益空间仍然存在，操纵股市的丑恶行径也就还将永远存在下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免；然而我还是真诚相信，通过这几年大熊市中各个方面的通力治理，中国股市上明目张胆的“无股不庄”现象则一去不复返了。
小说中的股市操纵者，无论是内外勾结的张吉利和钱彪，还是裹挟着大资金趁虚而入的乔虹玉，最后都把自己玩了进去。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对以“玩家”自居的股市操纵者，应该算是一个警醒。
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他脍炙人口的《双城记》开篇处曾以警世口吻冷静地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总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反躬自省，我们这里证券市场上刚刚谢幕不久的拜金主义甚嚣尘上、操纵股价蔚然成风的“庄家时代”，在评价的莫衷一是方面，不也恰恰如此吗？对于这个市场的定位，人们的思维逻辑曾经一度极其混乱，说它好的把它捧上天，说它坏的将它贬得一无是处。有人盛赞它是“国企解困的出路”，有人怒斥它 “连赌场都不如”；有人视它为快速致富的捷径，有人认它作充满泡沫的陷阱。见仁见智，所有的观点都是那么极端。它充满了诱惑，也暗藏着杀机。无怪乎常有人这样调侃：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股市，因为那里是实现一夜暴富梦想的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去股市，因为那里是血本无归的地狱。是啊，股市美丽的光环后面，暗流涌动，沉渣泛起，君不见那大干快上、造假成风的架势，这个市场显然正在迷失自身应有的定位。这一乱哄哄的舞台每天都上演着大喜大悲的闹剧：投机客个个都惦记着一口吃成胖子，从而头脑发热，欲望膨胀，发了财的欢天喜地，赔了本的悲痛欲绝，恨不得跳楼；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挖空心思利用关联交易掏空企业；权贵资本勾结股市大鳄，凭借内幕消息和巨额资金翻江倒海兴风作浪，黑嘴股评推波助澜，而处于弱势地位听消息跟风的中小股民们则浑浑噩噩地博傻，被人卖了还在一旁帮人家数钱，明白过来时早已两手空空，倾家荡产，哭都不知道上哪儿哭去。对于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表演，莫非我们不应该痛定思痛，深刻总结，并从中悟出些什么道理来吗？
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股改接近尾声，一个时代正在结束。但愿世纪之初那些丢盔卸甲的股市操纵者，尽管至今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却也将是最后的“玩家”。
赵苏苏
2006年9月
书评
◆股市庄家的挽歌
文/云中客
当下股市火爆，股指打着滚往上蹿，大有斩获的投资者们个个乐开了花。但是中国的股市是在经历过一段极为惨痛的下跌后才痛定思痛，孕育出如今这一轮大牛市的。股市初建时的过度投机，然后为投机付出沉重代价，乃至崩盘，最后汲取教训，重建有秩序的理性市场。这种轮回每一个证券市场似乎都概莫能免。
小说《最后的玩家》以一家上市公司为切入点，对股市从高度投机到泡沫破裂的全过程做了深刻的全景式描述，试图从利益格局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股市之所以一度群雄逐鹿、混乱不堪的内在原因。
小说主人公海归学子丘子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