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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与信仰，其实是两个范畴，”子仪如是探讨。“你相信科学，但你同时也可以信仰上帝。对神的信仰是溶化在人们祖祖辈辈血液中的传统。细论起来，宗教其实是一种最本质的文化，它甚至高于哲学，是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与死之类终极问题的。正因为西方人信仰上帝，遵守所谓神与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所以他们的社会才非常稳定，人们的道德也比较规范。”
“你的意思是说，当今中国人心不古，赵公元帅（财神爷）当道，是与缺少宗教信仰有关了？”灿灿依照此理推论。
“有一定的关系，在过去，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佛教所说的轮回，提倡行善积德，认为做善事可修来世之福，做坏事就会遭报应，下辈子变猪变狗，所以坏人做起缺德事来总有所顾忌，人人都拥有一份敬畏之心。即使有权有势的大户望族，也基本上能保持谦逊与低调，因为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可好了，一律彻底无神论，谁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想着如何把今生日子过滋润，当然会急功近利，一旦成为暴发户，便更加目空一切，狂妄得不可一世。”
“据我所知，中国除了西藏，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神权政治，所谓佛、道之类的宗教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像西方或穆斯林国家那样，发挥过实质性作用，”灿灿把讨论引向深处。“两千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只修今生，不修来世；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具体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所强调的是功利，是立足于今生的福祉。两千多年都这么过来了，儒家思想一直有效地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信仰缺失的问题现在反而显得如此突出呢？”
“儒家文化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确实曾经长期行之有效，”子仪对灿灿的论断首先表示赞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宗教信仰缺失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儒家文化的落实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和推广者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强有力的执行和推广者就是所谓的士绅阶层。什么是士绅？士是做官或希冀做官的知识分子；绅就是乡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主。你可不要小瞧这地主乡绅哟，他们可是统治阶级的触角，牢牢地把握着底层民众的行为规范呢。他们在思想上是传统的卫道士，在操行上是一方乡土的标杆。过去我们总强调地主乡绅反动和保守的一面，不错，作为旧势力的代表，他们是革命的对立面，绊脚石；但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因子，他们的存在也是当时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既得利益者地主乡绅，最希望社会稳定，最企盼天下太平，而你外公和我父亲那样的泥腿子、革命者，是要把一切都砸烂，推倒重来的。当然了，地主中大有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吸血鬼，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剥削行为是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搞残酷的原始积累。周扒皮们在旧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在制度建设方面未跟上，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立法，没有工会农会之类的组织对雇主的不法行为加以约束。可话说回来，地主乡绅作为一个阶层，总体来说也是一方教化的代表，就这个层面来讲，他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的中央政府，皇帝委派官员只到县一级，而乡镇实行的则是自治，乡镇‘干部’不吃皇粮，但是基层的乡村却秩序相当稳定。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乡绅这一群体的存在，有他们来规范草根民众的道德操守和行为模式。乡绅能够服众，光靠有钱和有一套完整的封建理论是不够的，他自己也得做善事，也得身体力行。农村修桥补路之类造福乡里的事情，大都是由殷实的大户们来出钱承担的。比如所谓的‘大恶霸’刘文彩，就曾捐重金开办一流的学校，并且不要求一文钱回报，就是用当今慈善家的标准来看，这也算得上是了不起的善举。所以老百姓也服这样的地主乡绅。自从这个阶层土崩瓦解后，礼崩乐坏，传统儒家文化也就走上了穷途末路。旧的道德打碎了，新的道德又没迅速建立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一段空白。”
“你是说，缺少宗教信仰和乡绅阶层的消失，是如今人们道德水准江河日下的两个主要因素啰？”灿灿为子仪做出归纳。“那你怎么解释从共和国建立到文革开始之间的那十七年？据说那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习雷锋好榜样，人人都特大公无私。”
“所以才会出现后来的十年动乱，”子仪不无嘲讽地总结。“世界上哪里真会有纯粹意义上的大公无私啊，人有私心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有私心其实并不是坏事，私心就是欲望，欲望就是做事情的原始动力，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和规范之下，这种原始动力是会创造出社会财富的。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承认私心，正视私心，引导私心，像改革开放后这样，把私心私欲化作建设的力量。然而当时可好，一大二公，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其实，建国初期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这虚假文明里面也有中国的传统理念在作怪。你必须明白，儒家学说到了宋明就变了味儿，孔孟提倡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又次之’的民本思想不见了，强调起了‘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宣扬‘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的性善是天生的，普遍的；而性恶则是后染的，个别的；而这个别的性恶，也是可以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手段加以解决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里，不论这社会是旧还是新，人人都被要求克制住自己天性中自然存在的‘私欲’，如果你过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欲望’，就会为社会所不齿。于是，每个人都必须伪装自己，示给别人以无私奉公的假面具，用它来骗取权威者的信任。而这种做法居然很奏效，把假像扮演得逼真的人往往会处处吃香，在官场上还能平步青云。在这方面，历史上做到极致的要算是王莽，所谓‘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这后半句说的就是这种大奸若忠。然而私欲毕竟是人之本性，不管你怎么压着，怎么隐藏，它早晚会暴露出来，比如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是私欲的曲折表现；再如，某个‘公家人’平时很清廉，忽然有一天卷着一大笔公款跑掉了，就属于私欲的一次性总体爆发。而平头百姓们，他们的‘原欲’也一直被压抑着，活得很辛苦，一旦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们本性中的‘原欲’突然得到集中释放，便会像山洪一样，形成破坏性力量，比如当年的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近一些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我并不想评论这些运动正义与否，我只是在说它们所裹挟着的破坏作用。而反观西方现代社会，承认人的‘原罪’，用遏制权力和加强监督来实施平抑，并用宗教救赎等方式进行慢撒气，所以社会变革时，‘性恶’的宣泄远没有我们这么剧烈。”
灿灿思忖了片刻，然后说：“你的解释很有道理，然而我们的社会和西方社会，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物质基础，毕竟都大不相同，照搬西方是不可能的呀。”
“的确是不可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慢慢来，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所幸，我们现在的执政者正在做着加强法制和倡导民主的艰苦工作，看来还是有效的。我所担忧的是，某些具体办事的公务员念歪了经，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只强调发展经济，忽略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人人向钱看，追求短期效应，这愈发加剧了道德方面的总体滑坡。”
“有这么严重？”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就拿股市来说，它本应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现在却乱成了一锅粥。规则形同虚设，上市公司、中介机构、黑心庄家、黑嘴股评，乃至弱小的个人投资者，都想在里面抢钱，抢一把就跑，股市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政府部门对股市的态度都是功利主义的，搞股市的目的竟然是为国企解困。政府有了利益在里面，便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能搞好那才叫怪呢。”他似乎说累了，喝了一口空姐送来的橙汁，然后思绪重重地问：“你知道什么是黑洞吗？”
“嗯……天文学上的一个名词吧，”灿灿想了想，说。“好像是恒星爆炸后形成的一种物质，比重极大，据说任何靠近它的东西都会被它吸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点不错。形象地讲，我们的股市就是这样一个黑洞，有多少财富都会被它吸干净。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安吉传媒也是如此？”
“安吉传媒的情况不仅如此，而且极为典型，上市公司的主要毛病它一个都不少。你看看张吉利和钱彪搞的那些桌子底下的动作，完全是一口吃个胖子的架势。还有你爸爸，老说什么把蛋糕做大，然后呢？放长线钓大鱼，他早晚会让上市公司脱层皮的。”
说到冯建设，灿灿有些无法苟同了。“我老爸可一点都不贪啊。”
“你老爸的确不贪钱，他看重的是仕途。比起张吉利他们来，他要老谋深算得多，这一点更可怕。”
“既然你比谁都清醒，为什么还继续蹚上市公司这池浑水呢？”
丘子仪叹了口气。“上贼船的时候自己不知道，等到知道了也就下不来啦。”
“怎么？”灿灿有些诧异。
“你想啊，托马斯公司的钱已经被扎了进来。虽说做这个局本是张吉利他们的意思，可事情从始至终却是我一手操办的，托马斯先生毕竟是冲着我才最终进的场，于情于理，我怎么着也得替人家把钱看好啊。”停了一会儿，他又自语道：“但愿不像我想的那么糟。”
说话之间，几个小时已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航班飞抵首都机场上空，开始在夜色中缓缓下降。
第十四章 当爱情遭遇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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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传媒股价大起大落，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冯建设有些看不明白。他问张吉利：“你们是不是做了手脚？这股价怎么跟过山车似的？”
张吉利连忙辩白：“二级市场的事都是钱彪在搞，我不太清楚。不过董事长，股价涨涨跌跌本是很正常的，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
冯建设还是不放心。“你们千万得给我留神。一定要注意公司形象，不要自己把自己弄成监管对象。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搞配股，搞增发，把公司做大做强。目光别这么短浅嘛，”他最后说。“告诉小钱，尽可能要保持股价稳定。”
张吉利嘴里一个劲儿地是是是，心里却在说，股价稳定，哼，股价稳定你老婆赚得了那么多钱吗？
最近张吉利比较烦。刘丽丽自从在赌城钻了冯建设被窝，便明显与董事长走得近多了。走得近不要紧，这原本是张吉利希望看到的；他把丽丽当作一枚棋子，指望通过这枚棋子，能及时了解上面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冯建设乃至更高层的决策。然而张吉利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刘丽丽非但没有向他透露多少总公司方面的信息，反而他这里的大事小事，冯建设倒是很快就先全都知道了。用张吉利的话来说，我这儿放个屁，董事长都立马听见响！虽说美国之行后，冯建设对张吉利更为欣赏，也更为信任了，可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