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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恐怕就更不懂了，那是文革前军衔制时期专门给军队高级将领配备的冬季军帽，黄色马裤呢面，金灿灿的獭毛，戴在头上甭提多神气了。大院的孩子当中，只有老爹是将军的才有可能戴上这种帽子。将鞋、獭帽、军大氅，这几样行头是那个年代干部子弟的冬季最高配置，比起现在穿什么皮尔卡丹、华伦天奴西装啦，伦敦雾风衣啦，那可牛多了，不在一个档次，我们那叫贵族！对了，你不妨回头问问你妈去，这些东西当年你家全都有，你姥爷可是五五年授衔的中将啊。尤其是獭帽，说起来，这种帽子四九城可着找也找不到几顶，那年头，脑袋瓜儿上顶着它，就代表着身份，就标志着层次。知道它稀罕到什么程度吗？”
他故意这样卖了个关子，见灿灿一脸茫然，便接着讲：
“我们胡同后面的街上住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一天冬日，老将军身穿便服到街上遛弯儿，身边跟着警卫员。老将军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头上戴了这么一顶在江湖中人眼里异常时髦的獭毛帽子。那时候北京时兴飞帽子，专有阿飞恶少，骑着自行车，见了军帽就眼放绿光，从后面冲将上来，一把掠走，呼啸而去。这天老将军的獭帽恰好被一不良少年盯上，他才不管对方是谁呢，紧蹬几步，飞骑上前，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嗖地一下把獭帽从老将军头上勺走，老将军和警卫员都大吃一惊，反应过来时，这坏小子早已一骑绝尘，还回过头来哈哈狂笑。老爷子爬雪山过草地，枪林弹雨身经百战，却从没见过这阵势，更没如此窝囊过，气得浑身哆嗦。警卫员惊出一身冷汗，一把掏出手枪，左顾右盼，看有没有进一步敌情。见‘敌人’确实没了踪影，方收回手枪，不禁感到后怕。幸亏敌人的目标是首长的帽子，要是首长的脑袋，那娄子可就大了！”
“飞首长帽子的坏小子不会就是你吧？”灿灿笑坏了。
“别栽赃啊，我的獭帽绝对来路正，是我用我老爹的一块二十四钻儿大英格从空军休干所一哥们儿那儿换的。好了，言归正传，我觉得后脖颈子嗖嗖灌凉风，才发觉头上的獭帽没了。我转身寻找是哪王八蛋趁我不留神飞了我帽子，忽然瞅见一小痞子，正高举着砖头冲向大跑刀，嘴里还念念有词：‘小丫头片子，全都他妈你惹的，看我不拍扁了你！’
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想都没想，就一个箭步蹿到大跑刀前面，张开双臂护住她。砰的一响，砖头拍在了我头上，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已在北大医院急诊室里，张吉利和大跑刀守在我身边。张吉利左眼乌眼儿青，衣服也添了好几道口子，像是刚打渣滓洞出来，可他的精神头却无比昂扬饱满，他得意洋洋地说：‘哥们儿安心养伤吧，大鼻涕让咱院的小力巴儿给插了，插在屁股上，流得满裤筒子都是血，够他缓一阵儿的。这事没完，公安部的都说了，见了他就往死里打！’”
“公安部还给你们这些小混混——对了，玩主——撑腰？”灿灿困惑地问。
子仪拍了一下脑门儿。“瞅我这记性，光顾说，都忘记你是新新人类了。我说的公安部可不是政法机关公安部，是公安部大院的干部子弟。那时候他们在城里这一带份儿最大了，尤其是那几个领头的，名字当当响，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哥和他们是一块儿玩的，铁瓷，用当时的话，叫‘没的说’。这几位大哥说灭谁，这人绝对就甭想舒坦。虽说这几位大哥那会儿都已经上山下乡了，可余威犹在，公安部大院的小字辈儿们仍然打着他们的旗号，四下里拍唬人。”
“哇噻，怎么听着像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接着讲！”
“大跑刀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看到她没事，我心里挺踏实的。她说：‘谢谢你啊，大夫让你好好休息，你缝了七针。’”子仪撩起额前的头发。“瞧，现在还有疤呢。”
灿灿伸出热乎乎的小手，摸了摸子仪额头上那淡淡的、仔细看方能看出痕迹的伤疤，调侃道：“哇，冲冠一怒为红颜！怪不得我老妈说你小时候特仗义。”
“是啊，英雄救美什么的，开头是个俗套子。可是我们成了朋友。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乔虹飞，十四岁，她的那个小妹妹叫乔虹玉，刚满十岁。她们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留美博士。乔伯伯人非常好，和我也很投缘，算是忘年交吧。他观念开通，同意我和虹飞来往，用他的话来说，叫做互相帮助。虹飞果然是个好姑娘，我逐渐发现，她的内心比她的外貌更出色，我感谢上苍，让我认识了这么优秀一女孩，我那时甚至觉得，上天就是为了让我认识她才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好意思，听着有些肉麻吧？”子仪停顿了一下。
“不，你讲得很好，很感人。”灿灿诚挚地说。
“后来我分配到了机械制造厂，虹飞上了师专。这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们已经走的走散的散，有去当兵的，有到郊区插队的，也有像我这样分了工作去当工人的。江湖不再，我也收了心，只想和虹飞好好在一起。我爱她，她也爱我。”
“那你们怎么会分手呢？”灿灿有些不解。
“宿命。”子仪叹了一口气，他那轮廓分明、十分骨感的脸庞似乎笼罩在了阴云之中。“台湾作家林清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稍纵即逝的时间过往里，情爱就像是一条河。有时我们自以为将它握实，但是转瞬之间，它却从我们手中滑脱，逝入大海。”
子仪用茶水将烟灰缸中余烟袅袅的烟蒂浇灭，见听得入神的灿灿正凝眸注视自己，便继续讲道：“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人民群众借着这个契机，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到了清明节前，事态发展到高潮，出现了群众同当局对峙的局面，老百姓掀翻了便衣警察的汽车，甚至火烧了工人民兵指挥部的小楼。我和张吉利也是广场上的积极分子，张吉利那时在顺义插队，他索性不回乡下了，整天和我往天安门跑，先是抄悼念周恩来的诗，后来我们自己也写一些，朝花圈上挂，往树上贴。一开始虹飞也和我们一起去，不久广场上开始出现暴力活动，她就不敢去了，再说她师专快毕业了，忙着分配的事，也没工夫再去，她劝我俩也别去了。当然了，我俩不听她的。我那时少不更事，觉得自己特胸怀天下。
后来果然出大事了。四月五号那天，清明节，广场上的对峙状态达到了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爆炸的程度，人们不断跳上纪念碑台阶，慷慨激昂地发表煽情的讲演。与此同时，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命令大家立刻离开天安门广场。下午时分，几万名工人民兵突然出现，从四面八方把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手里挥舞着棒子，逢人便打，广场上顿时乱成一锅粥，怒骂声，哭叫声，混成一片。我眼见着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戴眼镜长者被一名粗壮的工人民兵大汉一棒子揳在脑袋上，他顿时扑倒在地，鲜血顺着眼镜流下，再也没动弹。
我和张吉利是何等人，是玩主！什么阵势没见过？我一瞧不对，立马弯腰揭起便道上松动了的地砖，在马路崖子上一磕四半，我俩一人抄起一块，对着冲我们而来的工人民兵乱比划，嘴里还念叨着：‘谁敢过来？谁过来拍死谁！’他们还真被我俩给唬住了。趁他们犹豫之际，我俩撒腿就跑。
我们一口气跑到南池子口上，我们的自行车放在这儿。我们本以为这下没事了，正要打开车锁，没料想，斜刺里又冒出一队工人民兵。‘他们是从广场上跑出来的！’一名工人民兵高喊。‘手里还拿着石头呢！’他冲上前来，一把抓住我自行车把，义正词严地命令：‘跟我们走一趟！’
‘你丫松开！’我吼道。他非但不松手，还揪住我脖领子，厉声道：‘小痞子，你他妈再挣巴！’
他的大手像铁钳，我挣也挣不脱，眼见着十几个拎棒子的工人民兵围了上来。忽然，我眼前的大汉摇晃了一下，随后便瘫软在地。只见张吉利手握砖块，凶神恶煞般站在那里，他给了这家伙后脑勺一下子。其他工人民兵愣了片刻，然后忽拥而上，我已经没时间开车锁了。‘快上我的车！’张吉利喊道，他已在蹬车飞驰。我紧跑两步，跳上他自行车后座。自行车嗖地拐进南池子，钻进胡同里，脱离了危险区。等到一切都消停了，我们才悄悄溜回家。”
“跟好莱坞惊险大片似的。”灿灿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结局可不像大片。当天夜里我就被警察和工人民兵抄走。原来，他们从我自行车的车牌号上查出了车主资料。经在场的工人民兵辨认，我就是两名‘歹徒’中的一个。张吉利得知我进去了，立刻脚底抹油，逃回京郊插队的村子，到贫下中农堆儿里藏着去了。挨张吉利一砖块的那个工人大哥，严重脑震荡，缝了八针。张吉利的手可真够黑的，比大鼻涕手下的土流氓都黑，大鼻涕手下土流氓的一板儿砖固然厉害，也只让我缝了七针。”
“那……他们怎么处理你了？”灿灿替他着急。
“一顿暴捶自是免不了的，打折了我一根肋杈子。”子仪揉了揉胸肋，仿佛那里仍旧在作痛。
接下去的事情可想而知。他们逼问他那个拿石头拍工人民兵的反革命分子是谁，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一口咬定那人是他刚刚在街上碰见的，不清楚是哪儿的，更不知道叫啥名字。他们还从他家搜出一本天安门诗抄。都是虹飞抄的。他也把这本“反动”诗抄揽在了自己头上，反正横竖是过不了这道坎，没必要再连累其他人。他被判了十年刑，送往茶淀劳动改造。单位也把他除了名。后来粉碎了四人帮，这年的年底他提前获释，整整蹲了八个月的牢。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虹飞。她爸爸说虹飞带着学生学农去了——虹飞已经分配到中学当教师。她爸爸还说，你出来了就好，我们全家都认为真理在你一边。你可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日子，虹飞情绪非常低落。她要是晓得你回来了，指不定多高兴呢！
晚上张吉利来看他，一进屋就哭，说，哥，兄弟操蛋，对不住你，你抽兄弟一顿得了。他说，我不是已经出来了吗？还提那事干啥？翻篇儿翻篇儿！张吉利说，我说的不是你进局子的事，是乔虹飞。乔虹飞怎么了？他问。张吉利脸憋得通红，吭哧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我们俩那个了，地震的时候。
哪个了？哪个了？什么叫那个了？他嘴里说着，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张吉利后来说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见。
既然四人帮已被打倒，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事就不算问题了。不过错误还是有的，关他也不算冤枉——那个工人民兵毕竟受了伤。工厂撤销了对他的除名处分，让他回去上班。他说不去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他爸爸的一个老战友是内蒙驻军的一位政委，答应收他当兵。他想暂时离开北京，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临行前张吉利请他喝酒，给他送行。他俩都喝醉了，都哭了。他对张吉利说，虹飞你就照顾着吧。你要是对她不好，我绝饶不了你！
在部队，虹飞给他写过好几封信，他看都没看，全都给烧了，他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