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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改装电灯敲敲打打忙活了好几天，他却丝毫没有发觉。只有干千万万个字母像黑色的纤毛虫通过宛若两个圆孔的眼镜，通过那两片闪烁着吮吸着的镜片，涌入他的大脑；其余的一切则不过是空洞缥缈的喧嚣，像流水似的从耳边漂过。三十多个年头——换句话说，凡是他醒着的时候，都是坐在这张方桌旁：一边读，一边比较，一边计算；只有黑夜把这种真正的、无止境的梦打断几个小时。
因此，当我看见门德尔宣喻箴言的大理石桌像墓板一样闲置在那里时，便有某种惊诧之感。只有在现在年纪稍长时，我才懂得，每当逝去这样一个人，会随之失去多少东西啊！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不可挽回地日趋单调化的世界上，所有独特无双的事物是一天天更加宝贵了。其次，尽管我当年年轻和阅世不深，却出自内心深处的直觉非常喜欢门德尔。通过他，我首次接近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生活中所有独一无二的和强大的东西，都只能产生于一个不顾一切的内心的专注、高尚的偏执和神圣的狂热劲儿。他使我看到，在我们今天，而且还是在电灯照耀下的、旁边又有电话室的咖啡馆里，也可能有毫无瑕疵的精神生活，以及像印度的瑜伽论者和中世纪的僧侣那样热烈而又忘我地服务于一种思想的精神。我在这位不出名的、小小的旧书商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服务精神的榜样，它比在我们当代的诗人们那里所看到的榜样要光辉得多。尽管如此，我竟能把他忘了。不错，那是战争年代，我和他一样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可是现在，在这张空无一物的桌子前面，我感到有愧于他，同时又觉得好奇。
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呢？我把堂馆叫来询问。不，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这位门德尔先生。咖啡馆的常客中没有这位先生。不过，也许堂馆头知道吧？堂信头挺着他的大肚皮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想了一会儿——不，他也想不起一个门德尔先生来。但是，也许我说的是弗洛里昂尼胡同杂货店的老板曼得尔先生？一丝苦味涌上心头，我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无常：既然我们生活的一切痕迹，立刻就被吹得无影无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就在这儿的盈尺之地，一个人曾在这儿呼吸、工作、思考、说话，三十年，也许有四十年之久，然而只需过上那么三四年时间，一位新法老登台后，就没有人能记得约瑟夫了——在格鲁克咖啡馆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了。我几乎是恼怒地问那堂位头，是否可以见一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过去的老人员之中还有谁在这里。什么？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咖啡馆卖了，而且已经死了。至于老堂信头，他现在住在克雷姆斯附近他的庄园里。是啊，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了……
不过，也许，嗅，还有！那个女清洁工斯波希尔太太还在这里。不过，她未必能记得个别的顾客。然而，我立即又想到雅可布·门德尔是人们忘不了的，于是就请他把这个女人叫来。
斯波希尔太太从后屋走了出来，一头蓬乱的白发，沉重地迈着浮肿的两腿，一边走，一边匆忙地用布擦着两只发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过脏屋子，或是擦过窗户。我立即觉察到，她有些局促木安，突然把她叫到咖啡馆明亮堂皇的前面来，她觉得很不自在，而且，维也纳的黎民百姓向来就怕警察局派来调查的密探。一开始，她怀着不信任和戒备的心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下：叫她来有何贵子呢？但是，我一问起雅可布·门德尔，她就震了一下，双目圆睁，兴奋地盯着我。“我的上帝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还有人想起他？嗅，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啊！”她大为感动，差点儿哭了出来，就像上了年岁的人在话题涉及到他们的青春时代，涉及到久已忘却了的陈年！回事那样。我问她门德尔是否还活着，她说：“啊，天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六年，不，已经七年啦。这样一个善心的好人，只要想一想，我认识他多少年啦，——二十五年还要多哪！要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就让他那样死去——简直是一种耻辱！”她愈加激动，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要知道，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他，没有人打听过他的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让她相信这一点，并且请她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但是这位好心的人却显得胆怯、有所顾忌，老是擦着她那双湿流浪的手。我明白了：她，一个女清洁工，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结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间，她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不放心地看着四周——堂信中说不定会有人在偷听。于是，我就请她到弹子房，到门德尔曾经呆过的老地方去，在那里告诉我有关门德尔的全部情况。她感动地点了点头，感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就迈着老年人蹒跚的脚步，在前面带路，我跟着她走去，两个堂馆惊讶地目送着我们。他们感到其中似乎有什么名堂，而且，在顾客中也有人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一对儿颇为惊奇。在那里，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些细节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她给我讲了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下场。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后，门德尔每天照常七点半来，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他仍旧从早到晚像往常一样读他的书，咖啡馆里的人都感到，而且常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打仗的事。
是这样，因为他从不读报，和别人不交谈；当街头报贩大声叫卖号外，大家都拥上去的时候，他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他压根儿没听。他也没有发现堂值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哥里兹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俘了；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抱怨面包越来越坏，他喝的牛奶被换成了用无花果做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奇怪为什么大学生们来得少了——仅此而已。我的上帝，那可怜的人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事，他就知道喜欢书。
但是，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大天白日，来了一个宪兵，同来的还有秘密警察。他露出胸前的徽章，问常来的是否有一个雅可市·门德尔。他们马上就走到门德尔的桌子跟前，他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想卖书，或是想问什么问题。但他们马上要他跟他们走，就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对咖啡馆来说，简直太丢脸了——大家站着围在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身边，他夹在那两个人中间，把眼镜扶到额头上，一个个地看着大家，搞不明白他们究竟要他干什么。斯波希尔则立即对宪兵说，想必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碰的。那个秘密警察立她大声呵斥，叫她不要干涉公事，接着就把他带走了。有很长时间——整整两年他没有来。直到今天斯波希尔太太还是不明白，他们当时要他干什么。“可是我敢发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担保他是好人，是他们搞错了。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清白无辜的人，简直是犯罪！”
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斯波希尔太太是对的。我们的朋友雅可布·门德尔的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后来我才了解到全部的细节），他仅仅做了一件昏头昏脑的、值得同情的、即使在那个荒唐古怪的时代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傻事，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他完全不问世事，他的奇异表现离世俗十万八千里。事情是这样的：负责检查和国外通讯的军事检查机关一天发现了一张由一个署名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所写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按规定贴足了邮票，但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明信片却是寄往敌国的，收信人是巴黎市格勒内尔沿岸大街上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拉布尔泰，这个叫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抱怨他没有收到最近的几期《法兰西图书通报》月刊，尽管他已经预付了一年的订费。这位下级检查官员原本是个体操教师，个人爱好则是寻章摘句、研究语言，后来才穿上了一身民军蓝制服。当这封信到他手里时，他惊讶地想到，胡开玩笑！每周经他手查究有无可疑词句和间谍情报的信件不下两千封，但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荒唐的事：一个人竟放心大胆地由奥地利往法国写信，也就是说，顺手把一张寄往故国的明信片竟那么直截了当地扔到邮筒里，仿佛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国境线上没有围上铁丝网，仿佛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不是在每天厮杀，相互使对方的男子数以平计地丧生似的。因此，起初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可笑的东西放进了办公桌抽屉里，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蠢事。但是，过了几星期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寄往伦敦霍尔博伦广场约翰·阿尔德里奇书店，询问能否得到最近几期《古董商》杂志。上面的署名又是那个古怪人物雅可布·门德尔，他非常老实地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这位身穿军装的体操教师这时不禁暗吃一惊，在这种粗鲁的玩笑背后到头来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密码隐语？他站起来，一个立正，就把两张明信片放到少校的办公桌上。少校耸了耸肩：真是件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吩咐查明是否真有这样一个雅可布·门德尔，而在一小时之后推可布·门德年就被逮住了。他还没有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怎么回事，就被带到少校面前。少校将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拿给他看，问他是否承认是他写的。这种严厉的审讯口气，特别是正当他阅读一本重要的图书目录时打扰他，使门德尔十分恼火。因此，他带几分粗鲁地嚷道：这些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应当认为，一个人总还有权要求得到他付过计费的杂志吧。少校向坐在旁边一张桌子跟前的中尉转过身去，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真是个蠢材！然后，少校开始考虑：把这个糊涂虫骂一顿赶走好呢，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呢？在这种犹豫未决的当儿，几乎每个部门都会决定先做个记录再说。有记录总归是好的。即便说毫无用处，但也坏不了事。充其量不过是在堆积如山的公文堆里再加那么一张写满了字的废纸罢了。
然而，这却给这个还蒙在鼓里的可怜的人带来了祸害，因为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时，情况就大为不妙。先问了他的名字：雅可布，更准确地说，是叫亚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的证件上是这样写的，他没有做书商的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就招来了大祸：出生地。
雅可布·门德尔说出彼特里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竖起了眉毛；彼特里科夫？这难道不是俄属波兰，靠国境线的地方吗？可疑！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