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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如此强大，个人如此弱小，仅仅是一个记忆的天籁世界远不能够拯救他的灵魂，于是，顾城执拗而痴迷地一遍又一遍描画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心造的幻象世界，
在“朦胧诗”诗人中，顾城是一个独异的存在，他执意“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①（P299）对幻想中的童话世界和痴迷使他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也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他从童年时开始独唱，中间也曾加入时代大合唱但最终又回到了独唱。
顾城独唱的开始，最早可追溯到他8岁的时候，诗中“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飘虫和蚂蚁的私语……”②（P1），这个世界里，没有人和凶猛动物的参入，只有顾城和那些美丽而弱小的动植物，构成一个自足的童话世界，然而也因其美丽而脆弱异常。“文革”开始时，顾城刚刚10岁，当他亲眼目睹武斗的残酷场面时，因为恐惧而脸色苍白。同样的事件，在敏感如顾城这里，其影响要放大若干倍，于是，“他越来越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②（P1）这当是顾城避世的开始。父亲的下放劳动恰恰为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个小村庄里，在渤海荒滩上，顾城与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和许多的昆虫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在大自然中得到了在由人构成社会空间中无法实现的自由和愉悦。“我对自己说，对鸟说，对沉寂的秋天的天地说”，③（P33）顾城越是沉迷于这个“天籁的世界”，他就越失去与人相处的兴趣和能力，而且世俗的现实社会也在排斥着他，在世人眼里，他是流放者的儿子，自然要投以鄙夷的目光。孤独和自卑使他宁愿选择从人群中逃离，在现实世界里，顾城是失语的。
这一时期顾城的诗作有两个集子，《无名的小花》和《白日梦》。因为在人前的自卑，他自比作“无名的小花”“它没有秋菊／卷曲的金发，／也没有牡丹／娇艳的容颜”。“它只有微小的花，／和瘦弱的叶片”，④（P10）人在边缘的自卑中揉和进了自怜的成分。但是，此时的顾城，毕竟还只是一位少年，他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别人的灾难，即使他再敏感，再感同身受，也毕竟隔了一层，更何况，还有那个“天籁的世界”做他的避风港。所以，顾城对于现实世界还怀着希望和憧憬，他以“无名的小花”的身份，要“把淡淡的芬芳，溶进美好的春天。”④（P10）显然，这“春天”，在现世人间而不在天国。以少年的天真，“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④（P14），可见，在顾城的心目中，世界还是美好的，他乐于把自己最心爱的自然和诗献给世界。甚至顾城还有改变现实世界的勇气和信心，“小花用金色的微笑／来回报石块的冷遇”，因为，“它们相信／最后，石块也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④（P13）。与此同时，顾城已表现出对梦想世界的迷恋，“我热爱我的梦／它像春流般／温暖我的心”④（P20），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厌倦，他说：“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④（P18）。在这首他14岁写下的诗里，已经有了他童话世界的雏形，“把我的幻想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④（P16），只有沉浸于这个梦幻世界里，顾城才能获得温暖纯净的抚慰，解放自己倍受现实生存原则压抑的心灵，使梦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尽情释放。
“文革”结束后，“朦胧诗”诗人的创作从“地下”转入地上，他们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感伤和反思。但他们又不同于老一辈“归来者”诗人，老一辈诗人在文革开始时已形成了乐观的理想主义人生观，所以在“文革”中虽历经磨难，“归来”后仍能继续慷慨激昂乐观向上的歌唱，在他们那里，灾难的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又是阳光普照，春光明媚。而青年一代诗人不同，在“文革”开始时，他们只有十几岁，正是该做梦的年纪。但严酷的现实不是能产生梦的土壤，一次次本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成为疯狂时代的日常事件，粗暴地折断了他们梦的翅膀“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⑤（P270），所以，他们不那么容易忘记过去，不那么容易轻信时代的乐观，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我们不妨把他们的诗歌称作大合唱中的小合唱。
回顾“文革”，他们用冷峻的笔调控诉着，“到处都是残垣断壁”⑤（P171），“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身影”⑤（P159），“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⑤（P176），他们比前辈诗人更为清醒，因而，他们在诗歌中经常表达着一种怀疑、否定和叛逆的情绪。北岛大声地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⑤（P160）舒婷也以《神女峰》和《致橡树》表达对传统观念的质疑。
这一时期，顾城作为“朦胧诗”诗人之一，也加入了这一合唱的主题，《歌乐山诗组》借史讽今，诗人借杨虎城将军被暗杀这一为众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发出“民族，看看你的背后”⑥（P95）的理性思考，这一声悲愤的断喝振聋发聩，令人警醒；“文革”中“天变了颜色／变成可怖的铁色”“一切都在骚乱／都将绝望、抛弃、争夺！”因而也苦苦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沉，这样沉重”他呼唤着当黎明到来时，“真正像野鸽子／自由的，自由的／让早晨的空气／充满羽毛，充满欢乐”④（P75）；他那“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④（P26）唱出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声，“黑色”的“文革”记忆使诗人更执着于对光明的渴望和追寻了。
但是，顾城更执迷的，并不是这些，他很快就从合唱中退出来，去继续他的独唱了。但顾城这次的重返独唱，已经不同于少年时代，他将永不回头。
回城使顾城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天籁的世界”——他生命的支点，那个“天籁的世界”再不是现实的存在但却被顾城更深地藏在了灵魂之中，成为他永远的精神家园。回城后，顾城面临了种种生存的压力，这一时期，人们的物质生存还是相当困窘的，工作、房子等等世俗人生必须应对的，他也必须去应对，他从梦想中的天国回到了嘈杂拥挤的人间，于是为了生存，“他去街道服务所里干活，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刷油漆、爬到楼顶上去刮顶棚铁锈，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②（P3）仅仅是劳动的艰苦不会使顾城痛苦，使顾城痛苦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国人一向重视人际关系，也总是竭心尽智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他不属于那种擅长在这个网中穿梭往来的人，他只感到被束缚的痛苦，和难以应付的尴尬。所以，他说：“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④（P84），返城后的顾城是想超脱而不得的，他痛苦于“我被粗大的生活／束缚在岩石上／忍受着梦寐的干渴／忍受着估价商估价的／声音，在身上爬动／我将被世界决定”“我将被世界决定／却从不曾决定世界”④（P157）。“布满齿轮的城市”是人无法逃脱的巨大异化时空，或者异化为一只没有个性的齿轮，跟着机械化的世俗社会一起运转，或者肉体生存虽无力摆脱现实生存的挤压，精神追求却背对时代，到时代之外去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地，顾城的选择，必然是后者。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感到无力，就越是急于寻找安慰，他一遍遍在记忆中回到少年时代的“天籁的世界”，这里依然快乐、自在，“青蛙正指挥着一家／练习合唱”“秋风吮干了云朵／大胆的蚂蚁／正爬在干荷叶的／帐篷上，眺望”④（P155）。
但是，现实如此强大，个人如此弱小，仅仅是一个记忆的天籁世界远不能够拯救他的灵魂，于是，顾城执拗而痴迷地一遍又一遍描画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心造的幻象世界，“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④（P131），“我想用间银白的屋子／来贮藏阳光／想让窗台／铺满太阳花……”④（P101），但是，所有热烈的“我希望”“我想”在碰到粗糙冷酷的现实时都注定要破灭，“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④（P134）。顾城“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 ④（P398），这既是他作为诗人的独特之处，也成为束缚他走出幻象世界内在因素。因而在幻灭的痛苦后不是清醒，调整自身，而是更固执地退回内心，去做白日梦，“我醒着，就梦见了一切”去做梦想中的王子，“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哎！王国哎！我的王国”，④（P192）。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②（P5），梦是顾城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欲望呈现，只有在梦中，顾城被现实人生扭曲压抑的本性才得以自由的舒展，因此，顾城的诗中有些直接以梦为题，《梦想》、《梦痕》、《风的梦》、《梦园》……而在诗行中，梦的出现频率就更高了，这个与现实人生相对应的梦是纯净而透明的，“自由的水泡／从梦海深处升起”④（P71）；“梦见自己的愿望／象星星一样／在燧石中闪烁”④（P71）。被现实苦苦困扰的顾城，甚至会以自身的异化来寻求解脱“我脱去草帽／脱去习惯的外鞘／变成一个／淡绿色的知了／是的，我要叫了”④（P127）；“我是鱼，也是鸟／长满了纯银的鳞片和羽毛，黄昏临近时／把琴弦送给河岸把蜜送给花的恋人”④（P29）。
顾城后期的作品，则是纯粹的呓语。如《布林》是一个“无结构”的白日梦，已不再是中前期的明朗温暖的情调，而是更多了些梦幻神秘的色彩。
至此，我们发现，顾城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恋倾向的诗人，他拒绝了人世，拒绝了长大，世界在他眼里越来越充满敌意，他丧失了安全感，只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他只能逃进并沉迷于自己的幻象世界，寻求虚幻的安慰，而这安慰的虚幻性质又使他的世界越来越阴冷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