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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矢菊秀整发型了，一下子便感到小矢的年轻。她周身散溢着青春的气息，像朝阳下灿烂的花圃：潮湿的芬芳蒸发上来，浓郁醉人。她的头发少有的油黑滋润，披在肩上波浪起伏，不用加工就是美发。她的皮肤润泽光洁。眼角、耳轮、额头、脖颈正面，这一切最易衰老的部位都经得住细看和抚摸。她的手指玉脂般闪闪发光，这样的手指向你戳点，能使你迷得发颤；戳点一下黑夜，黑夜会融化；戳点一下多刺的仙人掌，仙人掌会开花；摘一片绿叶，绿叶会晶莹闪亮。从她领口可以看见乳罩上方一抹羊脂般的胸脯，使你禁不住想用手轻轻摸一下。如果自己是男人，真会动情呢。她又注意到了她的耳朵，晶莹的，娇嫩的，在灯光下半透明的，含着生命的汁液和光泽。她止不住又扭头看了看罗莎的耳朵，真丑陋。没有比年轻的耳朵更表现年轻的，也没有比年老的耳朵更表现年老的。耳朵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独叶。
她的目光不由自主转向林虹。来，林虹，我看看你的耳朵。她索性走上去。我不干什么，我善于看耳相，算命。林虹的耳朵恰如她二十八岁的年龄，而且还恰如她的体型、外貌——耳朵还缩影着外貌，这又是自己的一个发现——白皙，冷静，美丽，但没有小矢那鲜嫩了。它有点苍白，有点平淡，还有点严肃——一个奇怪的感觉。
自己的耳朵呢？自己以后可以研究研究各种人的耳相……
矢菊秀端坐在镜前端详着自己，既高兴又不好意思。她冲自己眨眨眼，打量着自己有些调皮的样子，便愈加调皮地挤眼。她对着镜子暗自羞赧，便愈加羞赧。她垂下眼不看自己，凝视着眼前。化妆师正很舒服地梳理着她的头发。她感到镜中的自己也在垂着眼微笑。她微微摇了摇头，严肃地抬起脸，便迎面看到了一个严肃的自己。她凝视着自己。她发现不能同时注视自己的两只眼睛。她只能使目光矇眬散射，才能整个地凝视自己。她知道自己漂亮，为此，她幸福，她骄傲，她也不好意思——好像在人群中穿着太出众一样。
楼道里闹嚷什么呢？叫好声，鼓掌声。
“好，菊秀，该去摄影棚了。林虹，你也去看我们拍戏吧？应该增加点经验。”罗莎哗哗啦啦，拉椅子，拍打衣裳，双手按脸，站了起来。
胡芳芳接连跳了几个舞，已经面红气喘了。“行了吗，张导演？”她擦着汗问。
“算了吧，别耍人家了。”几个女性声音不高地说着。“不行，再让她跳一个，来个窝腰的。”一个小伙子大声嚷道。
“对，你再跳一个最好的。”“张导演”端着架子神情严厉地说道，“刚才那几个还不能最后确定你的水平。你要加点柔软的形体动作，对，比如窝腰，要往后窝到地，啊？”
“我歇会儿再跳，行吗？”
“不行，这点苦都吃不了哪成？”
“让我先喝点水吧？”
“跳完再喝。”
“我窝腰……”
“咋这么啰唆？”
她接着跳。有人叫好，起哄；有人眼睛发红，身子发热；姑娘们有些不安地窃窃低语着。她仰起脸，一点点往后窝腰，两手向后探着地。她没有舞蹈演员身体的弹性，她身子绵软，没筋骨似的，一点点软下去。手撑着地了。“张导演”命令她继续下腰。她的裙子花一样张开，花蕊般露出她的大腿，她的短短的上衣翘起来，滑下去，露出一抹白净的肚皮。发红的目光也开始有些尴尬闪烁了。
她眼里的世界颠倒了。人们头朝下，脚朝上，各种各样的眼睛，密麻麻的，闪闪发亮，像水族馆里隔着玻璃看到的鱼群，都是小鱼。鱼群倏溜溜地游动着，变成无数短短的横线，天旋地转。她头碰地，扑通，瘫倒了。
人们纷纷嚷着：算了，算了，别耍人家了。摔坏没有？头碰破了，出血了，快上点药。
我不要紧。张导演，我行吗？
你这还不行，回去再锻炼锻炼，以后再争取。
呼呼啦啦，鱼群都游散了，一楼门厅里没几秒钟就变得清静。你们别走啊，我到底行不行？……面前只剩下四个人，都是女人。
“你回家吧。”林虹关心地对她说。
“不，我要演电影。”
“……他们骗你呢。”
“你们才骗我。”
“她神经病，别理她了。”罗莎在一旁不耐烦了。
“你才神经病呢。”
让我回家？我不回家。我要找导演。电影厂里我熟悉。我自己就能找着。
直筒筒的楼道，她呆呆地、迟疑地往里走。上边，一个细长的长方形；下边，也是一个细长的长方形；左边墙是长方形；右边墙也是长方形。一洞洞门紧闭着。四条长方形延伸到尽头，对面，远远的是一个正方形。她一步步朝那正方形走过去，每次走到那儿就算到了头。然后再上二层楼，三层楼。上下左右的长方形在变短，前面的正方形在变大。一个可怕的东西（不过是个大衣架）立在门口，它狰狞地晃动着，像条大章鱼——银幕上，一条巨大的章鱼遮天盖地迎面扑来，一条条蛇形腕足向她盘旋伸来。她恐惧了。她要转身。她不能转，她要当演员。
林虹被刚进楼的钟小鲁叫住，他给她送煤油炉来了。不想吃食堂就自己做，楼里的厨房只有两个煤气灶，很难挤上用——他笑着说。我先领你在厂里各处转转，熟悉熟悉。摄影棚待会儿再去。去了也一时开拍不了呢，还要准备一阵。那个精神病——林虹担心地看着那个叫胡芳芳的小姑娘怯疑疑的背影——不用管她。对精神病的过分关心只会给他们造成痛苦。他们有他们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按他们的追求行动就是给他们幸福。就像让咱们按咱们的方式自由行动一样。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不要互相干涉。要是精神病患者硬性干涉你，你受得了吗？你干涉她也一样，她也受不了。
“你这算什么哲学？不干涉可以，可不该捉弄人家啊。”林虹说。刚才那一幕实在太丑恶了。
“我这是自由哲学。”钟小鲁搭讪地笑笑，把煤油炉放在桌子上。
这是二层楼上林虹和卞洁琼合住的房间，两床，两桌，两椅。
“钟小鲁。”走廊里有人喊。
“好，来了。”钟小鲁应声出去，一会儿便呼噜噜领进一帮子扛着相机、闪光灯的人。“他们都是摄影记者。这位是《大众电影》的，这位是《中外银幕》的，这位是《电影晚报》的，这位是咱们厂的。我把他们联系来的，给你照相。”钟小鲁介绍完，又解释地一笑，“我们总要为我们的明星宣扬一下。”
林虹并不窘促，但稍感猝然。
被这么雪亮的灯光照着，被这么多镜头注视着，这就是她现在也是今后的地位。她既感到兴奋，又隐隐的厌恶。她生性不喜欢被人窥视，而现在，众目睽睽，她的一切都将被公开展览，这和在古陵农村的清寂生活反差太强烈了。
耀眼的镁光灯还在视网膜上残留着暗红的印象，刚刚拉上房门，楼道里的大声喧闹又把钟小鲁引了过去。三个四川作者，一个年长，两个年轻，合作改编一个电影剧本，因为一个细节上的争论闹得面红耳赤。年轻的，三十来岁的一个叫智彬，二十多岁的一个叫肖建，两人一条战线，指着年长的：“你这纯粹是小家子气。女人气。”年长的，五十来岁，叫曲哲夫，胖胖的戴个眼镜。平时绵善温和，敦厚长者，现在也涨红了脖筋：“让我执笔，我就是这样写。你们根本就不懂电影。”
钟小鲁最善于劝架，他温乎乎地说道：“又开内战了，有意见不会从容点谈？这么热的天，也不怕中暑？”又敦厚地笑笑，“老曲还没吃饭吧？行了，智彬，肖建，你们先到外面凉快凉快，让老曲吃饭吧。饭早打回来了吧？”
“劝散是劝架的最好办法，散了也便不吵了，不散再劝也没用。”钟小鲁对跟着他一块儿下楼的林虹解说着。
“钟小鲁。”随着后面很急很重的脚步声，又有人在追着叫。
钟小鲁停住，转身招呼：“洪军，今天就走？”他愿意更多的人喊他，找他——在他陪伴林虹时。
追上来的是位个子不高的军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满身负重，前背后扛，一脸愤怒。
我今天不走怎么着？你们厂通知我，再不走，明天开始收住宿费，一天十块。赶我走，给新来的作者腾房间。电影厂真不是东西，诓人来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又是信邀，又是电催，最后是人请。我放下小说来改剧本。改了第一稿，不行，又改第二稿，还不行，还要我改。我想了想，已经耗三个月了，不要前功尽弃，又改第三稿。导演还是通不过。我为它花了四个月时间了，总不能丢掉吧，行，咬咬牙再改。可改来改去，导演也不来了，找都找不见了。他又去外地抓别的本子了。一个导演手里同时抓四五个本子。我们这些小作者任他们扒拉，任他们涮。我出来六个月，什么也没搞成，回去怎么交待？连老婆都没脸见。她左一封信祝我成功，右一封信相信我成功，见了面我说什么？我本想另写一个本子，无论如何搞成一个再回部队。可这儿撵开我了，真他妈无情无义。
（让他马上走，厂里通知的？看着招待所的小服务员，他愣了。你总不能老住在我们这儿啊，我们这里是专为改剧本的作者留的房间。他难道不是被请来改剧本的吗？谁让你们通知的？这你就不用问了，你自己不自觉，厂领导又不好当面和你说，只好我们说了。他立在那儿，嘴唇都气麻了。一辈子没受过这种侮辱。……）
“你别在意这些。电影厂乱哄哄的，处理事情难免不周到。”钟小鲁息事宁人地笑笑，“你现在去哪儿，机场？厂里派车了吗？让你在办公楼门口等？我送你过去，来，我帮你提两件。林虹，咱们先送送洪军。”
一出招待所，大门外两株大梧桐树，树下几条长椅，聚着一群乘凉的人。两条相对的长椅，一条上坐的全是男的，十几双拖鞋排在地上，十几双赤脚抱膝抱腿地踏在椅上，唾沫星子满天飞，争说着北京城里一件车祸。另一条椅子上全是女的，大睁着眼惊惊乍乍地听着男人们讲述，时而还叽喳两句。还一条长椅，斜着伸向一边，坐的有男有女，正听一位头发银白的长者讲述明清宫廷史。一个一脸络腮胡的俊伟男子正在一旁嗨嗨呵呵地练着拳，旁边戳着两个小伙子，搭着肩膀指点评说。
“这是招待所的露天沙龙，每天晚上都一群人。你要和大家合群，晚上没事也在这儿坐坐。”钟小鲁对林虹介绍道。
林虹只感到经过人群时受到的打量。又是各种颜色的目光，像节日夜空的无数道探照灯，密集交叉，千变万化地出现着数不清的三角形。人类世界中的空间，大概都要被交叉的目光所占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