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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们要我死，你们不要在这儿，我不要。”
“好，那妈妈出去，你好好休息。”何慕贤看了看早已钉死的窗户，拉上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了。
房间里空无他人了。窗帘把日光也遮暗了，范丹林肯定还在楼下走来走去。一个自天而垂的巨大钟摆形如铁锹，在摆来摆去。她荡秋千一样攀在了钟摆上，手抱“锹把”脚踏“锹头”，一南一北，一北一南，楼群在左右反复倾斜着，马路、立交桥在反复倾斜着，整个北京城在来来回回倾斜着，圆形的地平线来来回回倾斜着，变成无数的椭圆。她头晕了，天地云雾在眼前掠来掠去，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她越摆越高入了云端，要被甩出去了，身子一阵阵发飘，脊背一阵阵冷汗。她紧紧抱住钟摆闭上了眼，风声越响，身子越飘，已分不清南北，钟摆一搂粗，又硬又凉，是铜的？是橡胶的？她用力搂着，云中可能有雷电，钟摆上有麻麻的电感传到身上。她哆嗦着，这一下甩到九霄云外了。她手脱了，抛物线自高空急速坠落，湿漉漉的云雾自下而上急速扫过她的脸。下面是大地了，是高耸的千楼万厦，像林立的剑丛戳向她，飞速地接近，一下摔在上面了，粉身碎骨了，她啊地大叫了一声。
“红红，你怎么了？”母亲闻声进来。
她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粉身碎骨的她变成千万块美丽的血肉向四面飞散着，整个城市都被炸碎了，在宇宙缤纷横飞着。
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摔碎了，你们也死了，这个世界都炸碎了，要等待重新组合了。过一百多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太阳系，再过四十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地球，再再过一百万年，又有新的人类社会。
我没有说胡话。你们才是神经病。你们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你们的脸在假笑，你们的嘴在说假话，你们假装着握手，你们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我过去和你们一样。现在我清醒了，我这样轻松极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骂就骂。
人们都怕她，都哄她，都由着她发脾气，都看她脸色，她不用看别人脸色，（这是多轻松的事情。）不用回答别人问题，（这又能卸掉多沉重的负担。）不用解释自己的任何言行举止，一个人每天为这数不清的解释，有多么劳累紧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皱眉，为什么脸色悒郁，为什么眼里看不见人，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想看电影，为什么这样看他，为什么那样看她，为什么和他一块儿走不和她一块儿走，为什么又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回答了。她这一下如释重负。她要松开捆了多少年的绳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心。
妈妈，干你的事去吧。我刚才有点幻觉，见有个大钟摆在天地间摆。现在清醒了。我神经很正常。只要你们别缠我。你们成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问我，十几年来，把我问烦了。你们以后少管我，我就不会歇斯底里了。我现在比一般人更清醒。我就是怕你们问，在家里问，到班上问，从小问，大了还问，口头问，书面问，问题多得没完没了。你们管我呢，我想怎样就怎样。
可能有人看我可笑，我还看你们可笑。你们人人都在忙碌，都在钻营。有多大意思？就说你吧，妈妈，几十年来你扮演了一个多可笑的角色？你和爸爸每天晚上研究形势，研究人事关系，研究对策，不就为那点地位？哼，你也承认？十几年前，你把范丹林关在门外，今年你又一而再地写信请他来，不是势利眼？你仔细看看自己，像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不可怜、可悲、可笑吗？
好了，是妈妈不好，妈妈糊涂。
所有的人都糊涂。她突然感到什么，急忙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范丹林走完最后一个来回，手插在裤兜里站住，似乎在想什么。停了一会儿，没再转身，略低着头朝远处走了。
忙了一天，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西德记者希恩斯来访。范书鸿松了一口气，刚坐下，电话来了，是历史所党委办公室来的。因为希恩斯患病，未能来中国，他这次访华计划取消了。对范书鸿的采访自然也取消了。
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一时都静得没话了，相视着，心理休克了。
“这倒好，白白给咱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过了好一会儿，范丹妮打破静默讽刺地说。
“那你的党籍问题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吴凤珠问。
范书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讽刺的冷意。
这时，有人敲门。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四十多岁的一位中年女性，与吴凤珠同在心理研究所工作。她礼貌地笑了笑：“老岳让我告诉您，今天所里开会研究，已正式批准您的退休申请，明天他们来家里看您。”
我什么时候提出过退休申请？吴凤珠的手哆嗦起来。
有关退休的一些具体手续，为照顾您身体，所里也会专门派人来家里办。
再没别的事了？
没了。
这就是说，她要退休了，入党根本无望了。
来客拉门走了。吴凤珠心慌头晕，天旋地转，倒在了众人急伸上来的手臂里。
红蓝两瓣的花，深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一半的花，还在阳台上浴着黄昏静静地开着。
第九章
苏健走了，门帘外是一方昏糊糊的黑夜。看着苏健的身影隐隐约约出了院子，康小娜又趴在床头呕吐了两口。
“你到底打算咋着哇？”母亲坐在旁边忧愁地问。
她能咋着？这六七天她不知是如何度过的。她一天天等着，以为顾晓鹰会来看她，没来。她去找他，连他的几个朋友都说不见他踪迹。妊娠反应一天天厉害了。她下了下决心，打电话找到景立贞。景立贞一听说是她，立刻在电话中和蔼地问：“是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啊？”她嗫嚅着：“我……还没去呢。”“噢，那就抓紧去吧。这生理规律你也是知道的，宜早不宜迟嘛。”“顾晓鹰他……”“他没去你那儿？我也不知他忙什么。你先去医院吧，我见了他，一定让他去看你。”
她几乎就想软下来一个人去医院了，但她没去。她不能这样白白地去，那就更拿不住顾晓鹰了。
她到处找他。
晚上，民族文化宫灯火辉煌，大喷水池落珠缤纷，豪华的小轿车排排光亮，司机的手悠闲地搭在车窗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相挽着，欢声笑语地汇成人流，涌上一级级台阶，奔赴舞厅。她在这衣裙鲜亮的人流中左右张望着。“小姐，你跳舞吗？”一个温软的声音问。她摇摇头。她挪着步站住脚。终于看见顾晓鹰了。他正挽着一个艳妆的姑娘走来，极漂亮的连衣裙。她感到心跳，感到屈辱，感到忿怒，又感到自己可怜。她咽了一口唾沫，迎着人流挡住了他。
顾晓鹰愣了：“你要干什么？”及至反应过来，松开相挽的舞伴，和她小声嘀咕了几句，便同康小娜走到旁边稍稍僻静处。“你跳舞吗？”他言不由衷地问。“让我好找。”她眼泪直想往下掉。“去医院了吗？”“没有，我找你有事。”“什么事？要去医院，约个时间，我陪你去。”“去完医院呢？”她问。现在，只要顾晓鹰答应流产以后再结婚，她也接受。“去了医院再说嘛。”顾晓鹰连假承诺都做不出来。“你就这样什么都不算数了？”她略微提高了声音。顾晓鹰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舞伴正冷着脸不耐烦地在原地转来转去，他也不耐烦了，拉开钱包：“要多少钱？”“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他压低的声音中露出凶狠。“我要你一句明白话。”“要没有呢？”“那我就自杀。”“别再吓唬人了，要死就死去吧。我不怕，你也死不了。”顾晓鹰说着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来：“你哪天去了医院，给我个信儿，我再来看你。”他挽着舞伴随着人流进入富丽堂皇的民族文化宫，她孤零零地站在外面。……
不，她从床上爬起来，趿拉着拖鞋下了地。你要干啥？母亲问。我去打个电话。
院门口有公用电话，她拨到了顾晓鹰家。通了。喂，哪一位？一听声音，正是她要找的景立贞。“阿姨，我是小娜。”她委屈得要哭出来。电话里停了两秒钟，传来回答：“你找谁？……不，不，我不姓景，你打错电话了。”喀嚓。她愣了。没打错呀？那不明明是景立贞的声音吗？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心头一阵哆嗦。她想了想，照旧拨了电话号码，通了，半天才有人接：“我是他家保姆，家里人都不在。”电话挂断了。她呆呆地放下电话。看电话的瘦老头在一旁摇着扇子，上下看着她。
夜很深了，母亲熬不住，早已倒在床上睡了。康小娜斜在自己的小床上，倚着黑污污的红漆方桌一动不动。要想的，她都想过了；要做的，也都做了。
桌上放着她已经写好的两封信。
她第一次知道夜有这么静，静得耳鸣。她的头脑蒙蒙茫茫，像夜一样广大。一个无声的大海。她在沉下去，越深越黑。海的深处，一切都寂静不动。四周许多黑魆魆 的影子。像礁石，像山，像树，像海带。
黑黑的海退下去，朦胧中又浮出眼前的景象。昏暗的灯光，小屋，床头一堆粘好的相角。母亲就是一天到晚的粘啊粘啊。相角一只只纷纷扬扬落下，堆一点点变大。大得像山了，自己高高地立在了上面。母亲在山下看她。她在山上看母亲。相角山松塌了，她陷落下来，被掩埋了，透不过气来，想呕吐。她终于刨了出来，看见了天，但又发现母亲被埋在了里面，已经死了。
她用力睁眼，母亲还在昏黄的灯光下睡着。
她凝视着母亲衰老的身躯，眼睛慢慢潮湿了。她慢慢收回目光，硬了硬心，站了起来。小窗外，天已微微泛明。她把信放到口袋里，把自己的钱包轻轻放在母亲枕边，那里是她的全部积蓄。然后，在母亲身旁站了一会儿，使劲擦了擦眼睛，轻轻开门出了家。
她第一次知道院子的大门这般沉重，也第一次看到天未明时街道这样冷清。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死了，只剩她一个人在空巷里行走。凄清的路灯移动着她的影子。脚步声打破寂静，到处都有回声。浓浓的黑墨一滴滴落在一张极大的白纸上。
刷，扑通，刷，扑通，两封信丢进了路边邮筒里。信筒咧着嘴，忠厚地注视着她，她转身走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在灰蒙蒙的寂静中划出迤迤逦逦的轨迹。
护城河到了，她立住了。天已微明，露出一抹严峻的铁青。楼群还是灰蒙蒙的。烟雾一层层在眼前浮荡，白色的，青色的，灰色的。烟雾下，河水浊浊地流着。夏季雨多，水很大，河岸潮湿，一片片青草，一堆堆瓦砾垃圾。马路上有了汽车疾驰而过的声音。几辆自行车在东面远远的立交桥上骑过，像慢慢移动的剪影。
这条河曾是她童年游戏的地方。苏健赤着脚脖子上歪系着红领巾的样子在她眼前浮现，他在冲她挥手笑。现在，她将在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她要跳河自杀。
不知为什么，她此刻没有悲痛，只是不知从哪儿走下河岸更好。自杀就这样平平常常？她高一脚低一脚沿着之字形小路往下走时，似乎觉得自己是要下到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