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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没有再让侯姐去做B 超，因为侯姐说了，什么性别的孩子她都坚决不打
胎，“自己的骨肉，越大越有感情”。
老孙因为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之后逐渐积累了本钱，离开了装修队，买了三
轮车，重新租了一间稍微大一些、能住下一家人也能当库房用的平房，开始了小
贩生涯。侯姐又经历了很多躲躲闪闪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儿，就是老二。
老孙在给我讲这些的时候越讲越眉飞色舞，最初的警觉已经荡然无存。他几
乎已经陶醉在他意外获得的改善生活的成功之中。他的表情和神态告诉我，他根
本不会在意我怎么想这件事和怎么评价他的生活。
我还是把我有限的医学知识尽可能通俗易懂地告诉了老孙，告诉他经常这样
抽血对人的损伤很大，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孱弱和衰老，而且一个这样频繁
献血的人，他的血液的质量越来越差。老孙似懂非懂地看着我，一声不响。我想
不出来怎么劝老孙放弃这种对人对己都非常危险的营生。最后，我跟他说：“你
不是还想要个儿子吗？你这样以后连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老孙顿时紧张起来：“真的？”
我说当然，人只有在最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才有可能生出健康、优秀的孩
子。老孙想着，频频点头。
日子平静如水。我还是经常到市场去买菜，见到老孙和他的两个活蹦乱跳的
女儿，照样开玩笑、打招呼。侯姐还没有怀孕的消息，老孙悄悄告诉我，他把寻
呼机卖了，他听我的，不再卖血，“就算是为了儿子”。
我写了有关老孙卖血的文章，字里行间批评了他的愚昧，我告诉他的时候，
他憨厚地笑着说：“是愚昧，是愚昧。”
真正认识老孙的人品是在刚刚入夏的一个傍晚，小市场最热闹的时分。
这一天老孙卖的是才上市不久的西瓜，一块大硬纸上歪歪斜斜写着“海南西
瓜，每斤X 元，不甜不要钱”，和老孙仅隔一个卖大饼、面食的摊子，是一个卖
炸鸡的摊子，主人是个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女孩子站在滚热的油锅前面，挥着油
汁滴沥的大笊篱，费劲地把炸好的鸡腿捞出来晾在一旁的盘子里。
就在老孙帮我把一个西瓜装进提兜的时候，我们同时听到了一声惨叫。卖炸
鸡的油锅不知怎么翻倒了，滚烫的油泼在姑娘的腿上，炉子里的火苗直窜上来，
鸡腿散落一地。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老孙已经奔了过去，把姑娘从她摔倒的
地方向后拖了好几米。
市场的这个段落乱作一团，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都不由撤出圈外，观望着。
但是没有人帮忙。姑娘的裤管已经贴在腿上，还有些冒烟。
老孙把姑娘安置在小路边的土地上，走回来跟我说：“您能帮我照应着俩孩
子吗？她妈一会儿就过来。我得送她上医院。”
我说：“没问题”。老孙三下两下把他没有卖完的西瓜搬到墙角，拉起三轮
车就走。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看急诊，他大声说：“放心吧，我老去，熟着呢！”
那天老孙的两个孩子跟着我逛商店。逛的过程中，老大因为不放心爸爸的西
瓜而不停地咕哝着说：“还是看着摊儿好。”于是我们就一起在墙角边守着西瓜，
等着侯姐收工之后来接孩子。
有好心人把翻倒的炉子扶了起来，火已经熄灭了，油锅也被推到了一旁。老
孙一直没回来。孩子说：“爸爸又做好事去了”，她们饿了，我从商店里买了火
腿肠给她们吃。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一边吃一边给我讲他们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爸
爸的英雄故事。从孩子嘴里，我知道了原来老孙在乡下的时候曾经一度当过村干
部，还把一个掉进井里的两岁男孩救了上来。大女孩说：“我爸的腿上有一条大
疤瘌，就是因为救人。”小女孩显然不会知道这些，但她知道姐姐讲的一定是一
件好事，也费劲地说：“唔，救人……”大女孩说后来爸爸不是干部了，因为
“爸爸老想要小弟弟”。
侯姐来接孩子的时侯，已经过了收市的时间，她千恩万谢，一定要我抱个西
瓜回去。我问她知道老孙去哪儿了吗。她说：“我就是刚从医院回来。她爸让回
家拿点儿钱，药费挺贵的。我拿了钱领着孩子给他送去。”我问姑娘的伤势，侯
姐说：“没什么大事儿，送医院快，能好。”侯姐没把西瓜搬走，只在西瓜堆上
罩了一块塑料布就匆匆忙忙地要走。
我说如果要帮忙，我也一起去。侯姐极力阻拦，说：“有老孙就行了”。我
留下了我的电话，说随时找我都可以。
然而直到第二天我到市场去找老孙之前，他们两口子都没有跟我联系。
我在市场上又看到了老孙在卖西瓜，他的两个女儿在跑来跑去。看见我，老
孙忙不迭地道谢，说孩子说了，阿姨会讲故事，还给她们“买肉吃”。
我问老孙花了多少钱。他想了一下，说：“200 多吧。这孩子刚开始出来做
买卖，都不容易，让她慢慢还吧。”
我没问老孙，花在别人身上的是不是当年他卖血攒下的钱。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
善良的问题女孩秧秧
秧秧是我在兰州出差的时候偶然认识的一个11岁的女孩子。
我去兰州的时候，正是白兰瓜刚刚开始上市的季节。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处
就是一个小小的市集，几乎每个摊子上都有又便宜又干净的白兰瓜在出售，窄窄
的街道也因此时时飘荡着淡淡的香味。到了傍晚时分，白兰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
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卖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个子很小，头发是有些干枯的黄色，皮肤却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显
宽大的花布衣服，从领口数下来的第三粒扣子没有了，别着一个生锈的大别针。
秧秧的摊子只有她一个人在支应着。她站在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一
摞已经烙熟的薄饼和一只玻璃缸，里面有切成一牙、一牙的白兰瓜，另外有一个
很大的铁盘子，盛着已经穿成一串一串的羊肉串，红白相间的肉块上洒着深色的
孜然粉。桌子旁边一只自制的烤炉，炭火正旺。桌子正对面是两条破旧的长凳，
料想是给那些吃东西的人暂坐的。
秧秧的羊肉串和白兰瓜都便宜。羊肉串是两块钱七串，现吃现烤，如果再加
上两毛钱，秧秧就会把烤得冒着热气和孜然粉的香气的羊肉串平铺在薄饼上，把
串肉的钎子抽出来，饼裹着肉卷成一个筒，一套饼夹羊肉就做好了；白兰瓜四毛
钱就可以买到一牙，相当于一个瓜的1/4。
每到一个地方出差，假如没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关单位的接待，我通常会选
择干净的小饭馆或者小食摊解决一日三餐，一方面是因为有限的出差补贴实在不
得不计较着使用，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坚信各地的酒店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只是寄居于酒店的话，无异于根本没有出行，而那些民风淳朴的鸡毛小
店有时候倒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比较直接和方便的所在。
从到达兰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摊子就吸引了我。
那天傍晚，刚一走进这条市集小街，街两边卖各种诸如拉面、烤肉的摊主就
开始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大概我是非常典型的外地人，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样子。
我继续向前走，想走完整条街之后再返回来找一家干净些的小店吃晚饭。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并排的羊肉串卷进饼里，一个男人等
在桌子边上，另一个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贯注于她手下的饼和热乎乎的肉。好
象有些困难，怎么也卷不起来似的，她的额角上有丝丝的细汗渗出来。男人显然
等得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不要费劲了，我自己就这样吃吧。”言语间明
显的挑剔和厌烦。女孩子小声说：“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饼还是卷不起
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站到了秧秧的摊子前面，我说：“我也要这么一套。”男人
斜看了我一眼，说：“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秧秧低着头，倔强地跟饼和肉们
较劲。我说：“这个给我吧，你再做一份热的给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
看秧秧，脸上显出一种似乎很轻蔑又很释然的表情：“正好，你给她吧，我不要
了，你这么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说罢转身走了。
秧秧沮丧地看着已经破了一个洞的薄饼，紧紧地抿着嘴唇。我说：“没事儿，
给我吧。”她什么也不说，固执地盯着眼下凉了的肉和破了的饼，眼泪、一对、
一对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了秧秧准备给食客的破长凳上，吃完了她给我做的一套又
香又热乎的饼夹羊肉，还有一块秧秧说送给我的白兰瓜。走的时候，我在她的玻
璃缸旁边放了5 元钱。她坚持要找钱给我，我说：“反正我明天晚上还要来。”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那个小集市上走了一遍，饱吸了白兰瓜的香味，却没有
看到秧秧，每天晚上她摆摊子的地方是空着的，看来她是要到傍晚才出来的。
我还是在晚饭的时间来到了秧秧的小摊子。
秧秧换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确良衬衫，被她扎进裤子里，袖子高高地卷到
胳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这样一个小女孩身上，越发显得她很单薄、瘦小，
小风一吹，衣服鼓胀起来，秧秧象一个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远的，秧秧就绕过长条桌子来招呼我，她叫我“阿姨”，声音不大，很清
晰，还夹着浓浓的稚气。
我还没有坐上秧秧的破长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块灰色的、显然是从旧棉毛衫
上剪下来的布头把长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着我坐下。
秧秧从她摆在铁盘子里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饱满的七支肉串，烤在炭火
上。
也许是因为有些阴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跟秧秧聊天。她
告诉我她11岁，名字叫做“秧秧”。我问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她想了一下，
说：“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长的吗？我妈说叫这样名字的人好活。我
妈还说，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讲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样。”
跟昨天比起来，秧秧活泼了很多。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说“不行”：“哪
有卖东西的跟买东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说，人家看见我坐着，就以为我已经不卖
了，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说她不是兰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刘家峡那边，是个小村子。
这时候有人来买羊肉串，秧秧用她11岁的小手麻利地烧烤、加调料、收钱，
又嘱咐客人不要把钎子带走，俨然一个老摊主。我在一旁慢慢吃东西，一边就在
猜想，这么小又这么能干的秧秧为什么会来到兰州这个城市，又为什么不在家乡
上学呢？
客人走了，我就问她：“秧秧，你怎么不上学呢？”
秧秧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沉郁起来，紧紧地抿着嘴唇，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