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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送到省市有关领导的案前。
１９９８年３月，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整治医疗市场的电话会议，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紧接着在全省展开了一场整治假医假药的斗争。
此后一度泛滥成灾的假医假药现象有所收敛，游医庸医们的诈骗行为受到冲击。就在高教授的眉头开始舒展的时候，她意外地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中一个男子狠狠地说：“高耀洁，你要再多管闲事，小心你的老命！”
高耀洁教授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吓倒，这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了与性病游医庸医作斗争的决心。
事隔不久，她又上书中央领导，以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历数了游医庸医们谋财害命的恶劣行经。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发了高耀洁的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动。
针对全国各地的游医、非法医疗广告有所抬头的现状，高教授又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并且整理出一份更详实的调查报告，分印了数十份，其中１０份给中央领导，１０份给河南省领导，１０份给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这份报告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下午，河南省政府召集省公安厅、卫生厅、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再次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措施。
也就在这期间，高教授又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电话中恶狠狠的叫嚣声听了让人脊梁发麻：“高耀洁，你又出来胡闹，你要小心！如再胡闹，就杀了你全家，连亲戚都杀了！”
然而高耀洁听了电话中的狂嚣脊梁并没有发麻：“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我都一大把年纪了，如果我的死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游医，我情愿去死。我愿意用我的鲜血去唤醒更多的人……”
这就是高耀洁，这就是认定目标绝不回头的执着老人。
高耀洁教授关注艾滋病疫情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她真正地第一次面对艾滋病人，却是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那个令她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河南省一家部队医院接诊了一名疑难女患者，部队医院的领导为了对患者负责，邀请高耀洁前去会诊。高耀洁仔细查看了这位女病人的病历，查看了病人的身体有关部位，患者下腹一片暗紫色斑点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是不是艾滋病？”
经过血检，这名女病人果然是艾滋病人。
仅隔了２０天，这位艾滋病人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临死前，这位女患者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教授说：“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会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呀！”
然而，女患者还是心有不甘地死了。她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坟前整整哭了、睡了１０天！他深深地后悔当初不应该让妻子接受输血。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耄耋老人——艾滋斗士（2）
这一幕惨剧也深深地刺痛了高耀洁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这一情况在这一地区又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人中，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１５％，特别是对血液途径传播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地撞击着高教授的心胸。
也正是这样一次令她永生难忘的机遇，把高耀洁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推到了防艾第一线上。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１月，高耀洁教授自费印制了第一批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宣传资料。当时高耀洁教授经济较为拮据，竭尽全力也只能挤出５００元钱来，她任馆员的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共凑了１７００元，印了１．２万份资料。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教授顶着凛冽的寒风走遍了郑州市东南西北的５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８００多张宣传资料。
此后，高耀洁教授的足迹几乎遍布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５０多个县市，共编写、印刷、发放了９期３０多万份宣传资料，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所有积蓄１０万多元。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位世界知名的防艾斗士和她的老伴还生活在冬日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筒子楼里。家中所有家具无一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家具。尽管贫穷，但老人却很开朗豁达，客厅正中那幅“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对联正说明了高耀洁教授博大的心胸：“尽管目前我经济上比较困顿，但这不会让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中也曾遭遇到过尴尬难堪的场面。一次她手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们散发，小姐们以为什么好看的东西，拿过来一看，见是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资料，于是把这些资料扔在地上，还对高耀洁的宣传指三道四，进行辱骂：“老婆子，还不快滚！这东西客人们见了那还了得，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一样把高教授连推带搡轰了出去。
如果这些尴尬场面还不足以让高教授产生苦恼和不解的话，那么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防艾宣传的反常行为就让这位老人感到更为不解和苦恼了。
高耀洁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几乎每一个大奖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领奖，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这些机会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披露出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高耀洁教授外出，千方百计阻挠记者对高教授进行采访。对此，高耀洁教授颇感困惑和不解。
她说：“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十多万元付出去了，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么？可就算这样，一些领导却说我瞎折腾，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
当高教授的防艾之路受到越来越多高层人士的肯定和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欢迎时，一些人又开始拉拢她，甚至对她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
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高耀洁教授的严词拒绝。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２００１年５月中旬，一位领导亲自到高耀洁家里看望她，并给她带去了好消息，让她去泰国考察。
这位领导的用意高耀洁教授当然明白，她对这位“好心”的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钱，的确是高教授民间“防艾”宣传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无钱的窘境，高教授开始向社会募集“防艾”资金。她是一名妇科大夫，常给人治病，治好了人家会来感谢她，于是她便向有钱的人开口说钱。
一次，一位很有钱的电厂厂长来到了高家，对高耀洁教授说：“高大夫，冬天来了，我送给您一件皮衣吧！”
高耀洁教授却对这位厂长说：“你还是给艾滋病孤儿捐上几百块钱吧！”
高耀洁教授没想到这位厂长会当场拒绝。
不就是几百元钱嘛，一顿餐费足之够也，但这些人就是不肯为防艾掏腰包。
高耀洁为防艾而举行历时半年的募捐活动，一共才募集到２０００元钱，在中原重镇郑州市，在偌大一个河南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寒心的数字啊！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耄耋老人——艾滋斗士（3）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高耀洁教授仍不敢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对于河南上蔡文楼村这样的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高耀洁教授曾几进几出，每进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每进一次，都引起一次心灵的震撼。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文楼的艾滋病疫情还未在社会公开时，当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向高耀洁反映了这个村子的悲惨情况。高耀洁看了信，对信中反映的情况非常震惊，而且大哭一场。当年１２月，高耀洁给文楼的５个艾滋病患者每人寄去了２００元钱。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高教授又花了几百元租了一辆车，从郑州驱车来到上蔡，给文楼村带去了３００多元的药物，并为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义诊。
文楼的惨状的确让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高教授都收入眼底：一个３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不久叔父和婶母也查出了艾滋病，艾滋病已经夺去了她们父母的生命，现在又向她们的叔父、婶母扑来，小姐妹不知命运之舟在哪里泊岸？
义诊结束后，高耀洁噙着热泪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百姓太可怜了，这次义诊，真叫我痛心终身！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能再让艾滋病恶魔侵扰和残害他们了。”
２０００年中秋节，高耀洁再次租车来到文楼，为文楼的艾滋病患者带去３２０００多份防艾宣传资料，还给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送去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月饼、饮料和服装等物，高教授说这是她送给文楼艾滋病患者的中秋礼物。
发放完宣传品和慰问品之后，高耀洁教授又进行了义诊。
在义诊中，一位年纪不到２０岁的男子饱含伤悲地对高耀洁教授说：“我爱人在县防疫站作了检查，医生说得了艾滋病，你看看我们刚生的一对双胞胎有病没有。”
高耀洁认真检查之后，脸色由晴转阴，显得十分沉重。
从病人家出来，高教授禁不住老泪纵横：“太可怜了！太惨了！好端端一对双胞胎却得了艾滋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痛。”
高耀洁教授记下了那名男子的家庭地址，对他说：“这个月工资此次来文楼已经花光了，下个月一发工资，我不吃不喝也要给你寄一点钱来。”
回来不久，高教授便给文楼那个不幸的家庭寄去了数百元钱。
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艾滋病村的上蔡文楼，高教授勇闯禁区，踏着死神的脊梁先后去了五次。她不仅给那里的患者送去了药品，送去了食品衣物，不仅给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多次义诊，还把她在文楼得到的艾滋病疫情状况进行整理，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扑灭文楼蔓延的艾滋病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耀洁教授的民间“防艾”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广泛欢迎，而她自己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女儿因受高教授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远走海外去了加拿大；大女儿现在重病在身，高教授却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