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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听一听艾滋病感染者的自白吧——
艾滋病感染者马强说，他们家五口人，有四口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卖血，他老婆１９９２年开始卖血。他们分别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和２０００年９月查出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感染者程金说，他们家有六口人，其中有三口人感染上了艾滋病。原因是卖血。他自己是１９９８年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的。
艾滋病感染者程雪梅说，她和丈夫都是卖血感染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死了。
艾滋病感染者李琴说，她卖血后生的两个孩子都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不足周岁的儿子马朝生下来七天就查出他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她的大女儿是在卖血之前生的，所以没有感染艾滋病。由此可见，卖血是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重要原因……
鲜红的鞭影抽打着疮痍满目的中原大地，也抽打着勤劳朴实的中原人民。
这道鲜红的鞭影何时何地飘来的，已无从考证。这道鞭影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原大地滥情狂舞，似乎还有一些印象被一些媒体记得。
据报道，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血站这一以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利的人看重，或假公济私，或巧立名目，或挪用过来，作为日夜转动不止的赚钱机器。成倍的高额利润使那道鲜红的鞭影挥舞起来，劲舞起来，狂舞起来，搅动着中原大地泛滥成灾的血潮！
一段时间，中原大地上的血站多得不知凡几。河南省某地区一度曾有３３个血站成立，仅上蔡县城就办了４个。其中有公办的、私营的、明公暗私的、卫生部门办的，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办的。“钱”风吹拂之下，有技术的办，无技术的也办；有条件的办，无条件的照办不误！
血站多了，血源又成了问题。于是一些血站开始兵分数路，不分昼夜地拼命争夺血源，在血霸、血头眼中，鲜红的血液变成了黄色，变成了一股又一股金水。
买血者有利可图赚大头，卖血者薄利多销得小头，小头也是钱啊！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原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加入了卖血致富的行列。
这个行列先是一个、两个，一群、两群，后来，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势！如上蔡县城的一个小型血站，仅登记挂号的卖血者就多达５２００人！该血站每天接待卖血者从４４４人到５００人！
此外，在中原大地血潮翻滚正劲时，还有一股数目不小的流动卖血者。他们成群结队北上郑州、开封，西进平顶山、焦作，南下武汉等地卖血。采血车一到，卖血者就卷起袖子，抽血的注射器来不及消毒，就从这一位卖血者身上抽出来，又插进另一位卖血者的脉管之中……
汹涌澎湃的血潮泛滥到８０年代末期，卖血大军中开始出现操纵卖血这一沟通买卖者之间的行业，从事这种特殊行业的人，买血者称之为“血头”，卖血者称之为“血霸”。血头也罢，血霸也罢，这种人却不是一般人可以为之的。
据调查了解得知，当血头、血霸的人非下列三种人莫属：首当其冲的便是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次是与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之人；再其次就是卖血者中有关系、有头脑的人。
实际上此三种人都不是直接需血者，他们是中间商，砍这头，斩那头，中间留一大头揣进自己的腰包。这些人卖血抽头，或者直接采血再高价倒卖，确实也能够一夜暴富。
据文楼村村民反映，在１９９５年前后，血头、血霸获取的利润高得吓人。卖血者卖一袋４００ｃｃ的血浆仅能得４０多元，而血头、血霸们倒卖给血站，每袋可卖近百元。成倍的差价，让血头、血霸们一夜之间就能赚上二三万元！
一位经济学哲人说过，商人发掘财富的关键在于挖准财富藏身的脉络。
从事血液的非法采集和非法倒卖，算是中原血头血霸们挖准了一夜暴富的“脉络”。
贪得无厌的血头血霸们，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他们不惜乱掘乱采。在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５年期间，文楼村所在地的血站在采供血过程中，就存在许多不规范的操作之处。
孙东明是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他曾向记者披露过他的一次令人触目惊心的卖血过程。他１９８７年开始在上蔡县人民医院卖血，有时他一天要卖三次血。有一次采第三针时昏厥了过去，按道理这样的血液是不能要的，可是医院并没有因此住手，而是给他输了些葡萄糖后，又继续采！
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传播三个途径中血液传播最直接，威力最大，辐射最广，感染率几乎１００％！
正因为经血液传播感染ＨＩＶ的危险性最高，国家早在１９９３年就明确规定必须在高危人群的献血人员中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１９９５年卫生部又规定要在全部献血人员中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并进行复检。但是在文楼村的血头血霸，无视国家有关规定，肆意非法滥采，在采血过程中根本不按规程操作，没有消毒措施，更未进行任何检测，来者不拒，啥血都采。另一方面，文楼村的献血者，只知道献血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却没有意识到不按有关规程滥采乱采，将会给他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据有关报道称，文楼村的献血者的献血“热情”空前高涨，几近疯狂的地步。一个村民有时一天能采五六次，胳臂一伸，袖子一卷，拿针管直接抽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个多月的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说，“这是造成艾滋病在文楼传播的最主要的原因”。
普通百姓无知，不知道经献血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是血站的血头、血霸们已经知道了不合规范的滥采乱采的危害性，但还是明知故犯一意孤行，完全置老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不是血中恶魔又是什么？
历史证明，美国的贝尔格莱德毁于性乱。
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文楼毁于血祸？
第十四章 祸乱中原死亡弦上的颤音
２００１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黑市卖血后果严重》的文章，文章指出“河南省的危机正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危机究竟有多严重？国内外媒体对此欲说还休。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出版的《成都晚报》，披露了这么一条令人十分震惊的“旧闻”：“几年前，在川北某县某基层卫生院，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艾滋病爆发性流行。以卖血为生的张某，从河南回川时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由于当地卫生院没有认真执行国家三令五申的对血液艾滋病病毒抗体的检测，２０多名被输血的病人先后感染上了艾滋病！其中最小的年仅２岁！目前，这名引发悲剧的献血员张某已经死亡，二十几位不幸的病人中也有几位离开了人世。”
一个人因卖血感染了ＨＩＶ，又因输血连续传染了２０多人，这种可怕的连锁反应，如再经几何级数的无限量增加，它的后果无异于引爆了一枚原子弹！
其实，上蔡的血绝不止在上蔡流动。
血潮泛滥期间，上蔡的血流遍全省，流向全国。
一位卖血的农民说，十年前，上蔡的血便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海南。这些地方即使没有长途跋涉在各地流动着的上蔡献血大军，也会有上蔡人的血从上蔡运送到那里。
难道这不是一枚或者数枚即将爆炸的“原子弹”吗？！
疯狂至极的血头血霸看到了这枚“原子弹”，他们也知道这枚“原子弹”即将爆炸，但是他们的口袋还没有鼓凸，他们的欲壑还没有填满，他们还得趁这枚“原子弹”还未爆炸之前或者这枚“原子弹”爆炸时大捞一把！
国家也看到了这枚即将引爆的“原子弹”，为了人民，为了消除隐患，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７日，卫生部紧急下发了“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通知”。
就在这一年５月，河南省卫生厅、公安厅统一部署，对上蔡县的采血站进行整顿，及时关闭了上蔡县人民医院和上蔡县卫生局下属的两个血站。
１９９６年，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倒卖人体血浆的紧急通知，采取行动，对一批血头血霸进行严厉打击，并依法进行经济处罚及追究刑事责任。
中原大地上汹涌的血潮遇到了阻力，打了几个旋后潜入地下又开始了奔突运行。
而那些被抓过被罚过被处理过的血头血霸，没过多久又大摇大摆地出来了，是罪恶不大，还是不够量刑？群众自然不得而知，今天也没有谁对此负责。流行于中原土地上的一句民谣也许能道出所有的谜底：“抓了放，放了抓，抓了不放没钱花！”
血头血霸们非常善于权衡利弊，你处罚两千，我挣回一万；你白天禁采，我晚上行动。高额利润促使血头血霸们将非法采血活动转入地下。文楼村当时就有三个地下采血窝点，这些窝点的血头血霸，有时在农民家里采，有时甚至把离心机抬到庄稼地里去采，而且是深夜采血，这样就可以逃避公安、卫生行政部门的打击。
上蔡是国家级贫困县，文楼村又是这个贫困县中较为贫困的自然村。卖血为文楼村带来了经济收入，但文楼人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在血魔乱舞、血祸横流最猖狂的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文楼人很少有人知道艾滋病的，他们甚至不相信卖血、输血会染上艾滋病，总认为血液进进出出没事，偶有身体不适，不过是得了感冒之类的“小儿科”罢了，过上几天就会好的。
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河南省医学院一位教授第一次直接接触艾滋病患者的情景使她震惊不已。那是一位女ＡＩＤＳ患者，临死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教授说：“我就输了一次血啊，咋就会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孩子……”患者临死前未看清艾滋病恶魔是啥面孔，临死前也没有弄懂输血给她带来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专家认为感染上ＨＩ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急性期，又称“窗口期”，类似感冒的症状在２—３周时间里会自然消失；接下来便是第二阶段，此期间被称为“无症状期”，这个时期最长，占整个病程的８０％左右，此期的病人被称为“ＨＩＶ携带者”，表面上看来很健康，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是此期内，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在与ＨＩＶ作拉锯战。一些研究显示，在正常人体内，每立方毫米血液中约有８００—１０００个免疫细胞。而ＨＩＶ感染者体内，每立方毫米血液的免疫细胞，则以每年５０—７０个的速度逐渐下降，当免疫细胞减少到每立方毫米血液中只有２００个左右时，下降速度就会加快；当感染者体内的免疫细胞已无法与ＨＩＶ抗争时，就进入了感染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称为“症状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