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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了。”
“黛安娜去拉斯韦加斯就因为她和汉娜谈了谈马洛里惟一的一次预诊？”
“那次预诊后的两星期内，汉娜死了，马洛里又失踪了。黛安娜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找出事情的真相。你知道她的个性。”
“天哪，”玛丽转过头去，仿佛已没有勇气直视我。“你认为我会知道些什么……相关的事？”
“玛丽，你知道什么？”
她走到一边，开始叠一堆刚刚洗熨好的睡衣和几件小得难以想象的T恤。“但愿这事不复杂，艾伦。但愿不复杂。”她又重新望着我。“你知道我们的规矩。黛安娜找到雷切尔了吗？有时，我很想知道雷切尔的情况。她对诊疗一直都很抵触。”
“是的，黛安娜找到她了。在拉斯韦加斯的一家婚礼教堂，这一点儿都不意外。至于她有没有和雷切尔说上话，我还不知道。”
三胞胎很安静。格雷斯正在唱歌给他们听，是拉菲的《躺在海湾边》。我不清楚她是从我还是从她母亲身上遗传了歌唱天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隐性基因。
“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玛丽问道。这个问题毫无挑衅的意味，她似乎真的很好奇。
“我想知道比尔·米勒要干什么。他的女儿告诉汉娜说她的父亲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无论怎样，我担心黛安娜已经被牵连进去了。”
“警察呢？”
“拉斯韦加斯的警察？毫无用处。”
“可能会怎样？”她的呼吸变得急促。“你是指什么，比尔可能会怎样？”
“我不清楚。比尔似乎有办法得到本不属于他的钱。他为了资助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雷切尔花了一大笔钱，我想知道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听了我的话，她往后退了几步。“艾伦，我——”
“难道是哪个亲戚留给他们很多钱？”
“没有。我不该和你谈这些的。”
她是对的；她不该和我谈这些。
但这是她的问题，而且我现在不想给她时间仔细思考。“关于一个叫卡纳达的男人，你知道些什么？”
“噢，天哪，”她说。“你知道卡纳达？你是怎么知道卡纳达的？”
“拉乌尔正在拉斯韦加斯找黛安娜。他找到了卡纳达。”
我并不打算告诉玛丽我正在为比尔·米勒做诊疗。让我很感兴趣的是玛丽也知道卡纳达。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无法判断。
那卡纳达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同样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什么事吗？”我又问玛丽。
“比尔有一次问我是否该信任卡纳达和他的动机，让我给他些建议。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什么时候？”
“几年前。雷切尔搬走不久。”
“你告诉他什么？”
“我告诉他，仅凭他对卡纳达的背景的了解，是很难去预知……这个人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信任把雷切尔的安全健康都交付给他。我告诉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无论在哪方面，我都可以提出反对的理由。”
“背景？你指什么？”
“卡纳达跟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长大。他还很小，大约才十一岁的时候，他母亲在酒吧和一个男人混在了一起，于是抛弃了他，跟那个男的私奔了。他一直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下。”
“有道理。”不过在我的事上，事后的认识总是很有道理。先见之明固然更有价值，只是这种情况太少了。“你们最后争论出的结果怎样？”
“艾伦，求你了。”
“玛丽，你要帮我找到黛安娜。”
“我反对他的决定。我建议比尔如果他无法负担家庭健康护理代理服务的话，可以通过社会服务机构来帮助他照顾雷切尔。”
我改变了策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汉娜死在你的办公室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里？”
“不知道。”
她回答得很快，也许太快了点。我并非不相信她的回答，我只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相信。
“但是你很想知道原因。”
“我当然想知道。”
“汉娜有什么理由去你的办公室吗？”
“我不在时，她从来没有进去过。一次也没有。”
“但是她有钥匙。”
“是的，我们都有彼此办公室的钥匙。”
我和黛安娜也有对方办公室的钥匙。“她为什么会把手提包放在地板中央呢？”
玛丽睁大眼睛，摇了摇头，“她把手提包放在了地板中央？”
“是的，就在她办公室的地板中央。我和黛安娜进去时就发现它在那儿。”
“这太奇怪了，警察没有告诉我这一点。汉娜不会这么做的。她通常都把手提包放在档案柜抽屉的最里面。”
“你的资料在办公室吗？我发现汉娜那天并没有看到那些资料。”
“什么资料？”
“医疗档案。具体一点就是雷切尔·米勒的病历档案。”
“我的柜子嵌在后墙里，看起来就像护墙板。”
那天，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其他事。汉娜四肢伸开，靠在地板的方形皮软凳上死去，直到现在，这个画面还会时不时地闯入我脑中。
“雷切尔的档案也在那儿吗？”
“我想是的，为什么汉娜的死和米勒有关，艾伦？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我本可以告诉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我还是说了实话。“汉娜和马洛里在圣诞前两星期见过面。不久之后，她俩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
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很冷静地说：“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艾伦。”
是的，很科学。
“但我们都清楚，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玛丽。”
49
我们决定各自开车去市区。在这一两个小时里三胞胎由保姆照顾。而格雷斯会和我一块儿去。我最终在小楼后找到一个空车位，我和黛安娜发现汉娜尸体的那天晚上，汉娜那辆很新的帕萨特恰巧也停在同一位置。
玛丽那辆迷你本田两用车已停到另一个车位上，车上还临时放了些碟子。我猜，这已经成了她新的婴儿车。
这栋老房子的后门没有锁。我和格雷斯发现玛丽正站在走廊里，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两侧。狭长的走廊里灯光昏暗，远处窗户上隐约勾勒出她的轮廓。她似乎很迷茫。我和格雷斯走近时，她开口说，“我不再喜欢待在这儿了。很奇怪，我从未想过会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很喜欢待在这儿的，”她说，“汉娜和我一起在这儿时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
“我只能想像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我对她说，“玛丽，我要先找本书或是别的什么把格雷斯安顿好。马上就回来。”
我把格雷斯带到我和玛丽要说话的地方，然后领她到候诊室，在咖啡桌上腾出一块地方给她放书、蜡笔和纸。格雷斯在绿色丝绒沙发上坐下来，那儿正是那位“奇多”女士在汉娜死的那天所坐的位子。她很快安定下来，把蜡笔和纸都放在书上。格雷斯如此配合并没有让我觉得惊讶，我早就认为她在生活中增强忍耐力方面的技巧必将使她今后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勇往直前。
玛丽已经打开办公室的门，站在房间里，离门两英尺远。我从她身后挤进去，发现那张方形皮软凳和那块弄脏的地毯都被拿走了。松木地板裸露在外面，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整个房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我注意到一排凹进去的把手，那是嵌在后墙里的档案柜。这三个高高的档案柜看上去的确很像护墙板的一部分。
“我只回来过一次，和警察还有我的律师一起回来的。侦探想知道有没有丢了什么东西。我转了一圈，告诉他们东西都在。当时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被动过，不过我没列财产清单。”
几年前，黛安娜的一位病人的丈夫曾袭击过她，之后，我一直觉得很难再踏进自己的办公室。我碰了碰玛丽的手臂。她把手放到我的手指上。
“你知道当时她的……尸体在哪儿，对吗？我是说，确切的位置。”她问我。
“是的，你想让我……”
“不，不是现在。如果我想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的。”她走开了。
“好的。”我说，“那天她穿着一件衬衫，玛丽。我记得是件有领的前开式丝绸衬衫。大体就这样。”
“这又怎么样呢？”
“我发现她时，她衣服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到胸罩下面，露出了腹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女人这么做。”
“警察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你肯定是这样的吗？”
“我肯定。”
“这倒挺有趣的。汉娜是I型糖尿病患者，依赖于胰岛素。她通常都注射在腹部。而且她习惯于卷起衣服，露出腹部，而不是解开衣服。警察有没有在附近找到注射器？她是不是刚注射完胰岛素？”
“我没有看到注射器，不过我想可能被压在她身下了。”
“你看到尸检结果了吗？糖份指标怎么样？”玛丽问我。
“我想应该在正常范围内。没人提过有什么异常。”
“如果衬衫被折起塞到胸罩下，那她就是正准备注射胰岛素。没别的解释了。”
“可是，是在你的办公室？”
“这一点似乎不合常理。她把胰岛素放在厨房。在那儿她就会把药加到注射器里。不过，她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注射。汉娜是个谨慎的人，她从不向其他人提起自己的病情。”
“一贯如此？”
“一贯如此。”
接着是令人痛苦的沉默——我猜她依然在矛盾是否真想知道汉娜死时的确切位置——玛
丽走到那些内置式柜子前。“档案就在这儿。”
钥匙被隐密地放在一个不大的青瓷罐里，在档案柜上面的架子上。玛丽取出钥匙打开了中间的柜子。她从沙发上拿过一个靠枕扔到地上，然后跪在上面，拉开最上层的抽屉，开始寻找档案。她的中指、无名指和食指依次拨动着那些彩色标签，仿佛正在跨栏。当她的手指掠过标有字母表中间某个字母的区域时，她停了下来。
她找到了那份档案。
玛丽平静地说道：“就在这儿。我差点儿漏掉了，不过在这儿。”她拍了拍这本满是灰尘的红色文件夹，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我的声音听起来和她一样平静——毕竟，我们都是心理医生——我建议道，“你为什么不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它有没有被……我也不清楚，有没有被乱翻过？”
她盘起腿，坐在垫子上，慢慢翻看那沓1。5英寸厚的档案，里面有一些字迹潦草的纸片、用药记录、入院许可和出院的大致情况。
“东西似乎都在这儿了，艾伦。我不能完全肯定，但似乎一样都没少。就和我放进去时一样。”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是欣慰？还是失望？我也不确定。
她抬起头望着我。“你以为有人把这东西偷走了，对吗？你以为那天我的办公室里有人，汉娜听到了动静，就赶过来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就被杀了。”
“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都取决于这份档案里的东西。”
她合上档案，站起身来。“你很清楚我不能告诉你里面写了些什么。”
“如果是会诊的话，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