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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出了斯洛克姆的搭档，尽管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警察。他跟我一样，是个忠实的业余自行车运动迷。在博尔德的后街，或在附近的峡谷，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几次。今年9月，我们一同参加了几次攀登弗麦尔山的即兴组队训练，令人十分难忘，但之后就再没碰到过。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不怎么争强好胜，他的双腿和肺功能似乎是专为攀登陡坡而生的。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也比我帅。我只知道他叫达雷尔。
我正一个人站在隔壁的门廊那儿，两个侦探慢慢走过人行道，在负责记录的巡警那儿登记了一下。我看到巡警朝我指了指，然后他俩就爬上房前的斜草坡朝我走来。
我想起了萨姆对斯洛克姆的评价，便先向那个自行车手侦探打招呼。“嗨，达雷尔。今晚真糟糕啊。”我伸出手去。“我是艾伦，艾伦·格兰戈里。记得我吗？”他不记得了。“几个月前，我们不还一起爬弗麦尔山的吗？我有几次看到过你骑车。”
达雷尔想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我。“艾伦？哦，嗨。你，呃，跟这事有关？”他举起左臂，朝汉娜·格兰特尸体的大致方向挥了挥。
“很不幸。是我发现了她。汉娜。她是我的同事。曾经是。我是心理学家。”我发现最后一句完全说得莫名其妙。我猜达雷尔肯定也有同感，便又说，“汉娜是个社会工作者。”
“你就是报告方？”他发现不该用警察用语，就说，“那个打电话报警的人？”
“是的。”
斯洛克姆走上前来向我问话。他的闯入就如同有人在感恩节晚宴优雅的氛围中突然打了个嗝。“坐在那儿，先生。对，就坐在你身后的台阶上。在我们来向你问话前请保持沉默。知道了吗，先生？”
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他说话时像校长般的口气——我不由得怀疑他反复使用“先生”是否出于真心。
贾里斯·斯洛克姆可能没认出我，这并不奇怪，但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就是他记起我们先前见过面，并决定对萨姆·珀迪的每一个朋友都很苛刻。
五十英尺外，一个好女人的尸体躺在那儿。在来往车辆的间隔中，我可以听见黛安娜在那辆巡逻车后座上哭泣。“奇多”女士似乎仍像刚刚失去世界上惟一的朋友。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会怎样呢？我绝对没有心情听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的“我是老板，你应当惟命是从”的废话。
“你是——”我问。我的语气显然不是“我愿意合作，侦探”。
达雷尔侦探的警徽夹吊在皮带上，非常醒目。斯洛克姆却没有。虽然我问的是他的同伴，但达雷尔主动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正忙着熄灭我和斯洛克姆之间已经点燃的怒火。他说：“这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这位是艾伦……”
“格兰戈里，”我说。
“我和他有时一起骑自行车，”达雷尔向斯洛克姆解释说。
“那很好。现在坐下，艾伦·格兰戈里。我们一会儿回来和你谈话。等着我们，明白吗？”
“我还没看你的警徽呢，”我不该这么说，但还是说了。
斯洛克姆找不到警徽夹。他把每个口袋都翻遍了，然后又挨个儿拍了一遍。最后，他气呼呼地吐口气，吼道，“肯定在车里。”
斯洛克姆要是想把那几个字里的火气抽掉，就得用辆手推车或牵引式挂车才行。
“我可以等，”我说。“去车里拿。我想看证件。这是我的权利。”
我和斯洛克姆本人都知道他不会照我的吩咐，偷偷溜回他那辆大福特车，在车里摸索着找他的侦探徽章。他冷冷地白了我一眼。“我说了，坐下。”
我说：“我站着挺好。”
他朝我迈近一步。“我说坐下。”
我差点就说出“他妈的”，我的下嘴唇已经贴到下齿龈了。
达雷尔察觉出有些不对劲，好像他对斯洛克姆或是对我真的很了解似的。我知道他真正了解的那个人不是我。
“够了，”他说。
他是冲着我俩说的。
这两个侦探回来时，我已经空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据我观察，这段时间里，他们或是分开，或是在一起，反正大部分时间都跟“奇多”女士和黛安娜在一起。起先，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到办公室里面去查，汉娜和证据都在里面，但后来我想到他们可能在等搜查令。
与此同时，我又冷又累又饿，又难过又气愤又着急，如果坐在台阶上而不是在正门走廊打转，可能会舒服得多。
但我还是站着。这是面子问题。或是不屈的象征。诸如此类。
关于发现汉娜尸体的来龙去脉，我讲的并不复杂，等我和斯洛克姆心中的怒火稍稍平息了一点后，我很容易就从这两位侦探的问话中察觉出斯洛克姆和奥尔森主要对我陈述中的两个方面颇感兴趣。另外，我还从自行车手达雷尔的警察证件上看到了他的姓，还有中名的首字母C和R。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走到走廊另一边去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我坚持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给不出答案我就脱不了身。这两位侦探——要么是好警察达雷尔·奥尔森，要么是自然就成为反面人物的斯洛克姆——在我们相对简短的谈话中至少问了我五遍为什么去开玛丽·布莱克的门。我回答了五次，他们似乎还是不满意。我告诉他们我也想找到更好的解释，可是找不到。
两位侦探的第二个关注点与我关系更密切。今天黛安娜把我从办公室里拉出来，开着她的绅宝车来到汉娜办公室。他们想知道之前的每小时、每分钟，我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你是指从我起床开始吗？那么早？”斯洛克姆再三强调我必须详细说出一整天去了哪些地方时，我有点不屑一顾地问道。
“当然，”他回答道。“假定在那个时间段你也有目击证人。”他的眼神冷冰冰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但他突起的颧骨足以证明他有多得意了，他自认为暂时处于上风。
那晚我已不止一次地想，天啊，萨姆，你说得没错。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事实上，我的确有个目击证人。我希望你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准备好了吗？”
他瞪着我，好像不愿意照我说的去做，倒是想拿根长棍子打我一顿，但他还是拿起了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方打转。
为了让他写起来方便，我把每个音节都重读了，我说，“今天上午，我的目击证人是博尔德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代理地方检察官劳伦·克
劳德。”我慢慢报出家里的十位电话号码，又着重说出了劳伦的办公室电话。“请给她打个电话。我能确定，她准会很兴奋地告诉你们她丈夫今天早晨是几点起床的。”
斯洛克姆停下了笔。
达雷尔·奥尔森向后退了一步，这么一来，他的同伴就看不到他在笑了。
我说：“我现在要回家了，侦探先生。如果有其他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能找到我。”
斯洛克姆快速向我这边走过来，或者说就是朝我冲过来，但达雷尔上前一步，在斯洛克姆做出会令他后悔的事前先开口了。“搜查令到了，贾里斯。走，我们进去看看会发现些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家。我看到黛安娜的丈夫拉乌尔正在警方隔离带外面走来走去，就把下午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他太紧张了，我说的话他没听进去几句。拉乌尔·埃斯特维茨的许多亲戚都在佛朗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统治西班牙时期丧生，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缩在警车后座，被执法人员连珠炮似的问话时，他不太能接受。
“她没被捕吧？”他问，他呼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团水汽，就像漫画里的那样。虽然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实际是第四或第五语言——拉乌尔的英语比查尔斯王子都好，只是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会把他搞糊涂。我只会说英语，虽然水平不及查尔斯王子，而且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也同样使我感到困惑，但我毕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我觉得有责任把程序解释给拉乌尔听。
“不，他们只是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些什么而已。马上就好了。她没看到多少，是我发现了汉娜的尸体。”
就在这时，斯洛克姆从警车上跳下来，我以为他要到后座去扶黛安娜下车。显然他没有接受伙伴的建议去屋子里四处查看一下。
“看到了吗？”我转身对拉乌尔说。“好像已经结束了。”
黛安娜突然大叫道：“把你的爪子拿开！”
拉乌尔的声音变得很难过。“我看未必。”
我又转向警车。斯洛克姆已经把黛安娜拖下了车，然后顺势把她按倒在警车上，面朝后挡板。她被迫双腿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又被扳到背后，戴上了手铐。
我惊呆了。“不要，拉乌尔。”我只能挡在拉乌尔前面，阻止他穿过黄色隔离带卷入这场冲突。我稳稳站住，双手顶住拉乌尔厚实的胸膛。终于，他退了回去。
十秒钟后，我打电话找到劳伦。“快叫库兹到这儿来。贾里斯·斯洛克姆好像因为什么原因逮捕了黛安娜。”
劳伦说：“斯洛克姆？天哪，他最近太不像话了。”
显而易见，大家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5
库兹·梅特林就住在街角那儿。
我站在隔离带外张望，看到库兹走过山上最后一段斜坡来到人行道上，这段斜坡从马克斯韦尔直通百老汇大街。尽管隔离带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他还是很容易被认出。库兹身高有6。9英尺。
我看了看表，距贾里斯·斯洛克姆给黛安娜戴上手铐，并把她粗鲁地推回警车后座还不到七八分钟。
我指着街角对拉乌尔说：“那是劳伦叫来的辩护律师。”
“好快啊。他真高。”
“他人很好。几年前他帮劳伦处理了那事，你也知道的。嗨，库兹！”
库兹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招手。或许他的头稍稍抬高了一或两毫米，也只有这个能说明他听到我叫他名字了。他身穿西装，我猜他早晨去市中心上班时，穿的也是这件——西
装是海军蓝偏黑色的，还有暗灰色的条纹。白衬衫像是新上了浆，黑皮鞋可以算是整个街区最亮的东西了。
再加把漂亮的长柄雨伞或是根手杖来装饰这身行头也不会显得不合适。
我们握了握手。“晚上好，艾伦。最起码我到这儿很方便。12月能有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不错了。没刮大风雪。我心中的感激真难以形容。”
“你这么快就赶来，多谢了，库兹。这位是拉乌尔·埃斯特维茨。拉乌尔，这位是库兹·梅
特林。”
“幸会，埃斯特维茨先生。我了解你的职业。”那是库兹特有的用来表明他不担心报酬的方式。“是你的妻子被拘留了？”
“在那辆车里。”拉乌尔指了指那辆警车，那车正停在草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