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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拉乌尔太闲了。他应该开家新公司，或者找些别的什么做做。”黛安娜的丈夫是个著名企业家，他不是在别人刚起步的技术公司里帮忙，就是在忙着筹备资金设备，成立一家自己的新公司。
当我们从第十五大街走回商业大街的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时，黛安娜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所的具体事务。但我没找到任何有关那次诊疗的字条。什么都没有。”
很少有心理诊疗师足够有远见，会在遗嘱里立下关于死亡的条款，但汉娜做到了。我说：“她知道保尔·温曼的事吧？”
“对，她知道。”保尔是黛安娜的朋友，是个心理学家。几年前，他在布雷肯里奇滑雪时撞在树上送了命。他的猝死让别人很难处理他手头的案子和病历，这件事让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们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考虑如果自己突然死了，手头的案子该怎么办。
“警方有她的工作安排吗？”我问。
“汉娜只写首字母，跟我们一样。他们得把她的工作安排和收费记录或是诊疗文件相对照，才能搞清楚她都看了些什么人。库兹正帮我应付警察，不让他们看到保密的资料。”
“汉娜的记录中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吗？”
“没有。帮她关闭诊所，剩下的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我去看过她的几个病人，收了诊疗费，回答了一些有关汉娜的死的问题。我决定接手几个案子。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打算去看一下汉娜出事当天也在场的那个女病人？”
“那个发型很怪的女人？”那位“奇多”女士。“你要帮她做诊疗？”
“对，她问题很多。想到这点，我为她做诊疗应该不会太让你吃惊吧。她变得有点像南希·德鲁南希·德鲁侦探丛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理诊疗师究竟怎么了。”
“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格兰特’医生。我忘了自己当时有没有问她的名字。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挂了，噢，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问。
“上星期，可能是星期一。天啊，我可能就是跟她在说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我当时心里很烦，”黛安娜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空洞。“我可能没处理好。汉娜的病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我……”
“透露她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不仅仅是我，艾伦。每个人——那些报刊——不仅仅是我……”
我拍拍她。“没关系。”
“那孩子真的很难过。我本想提出跟她见个面，但她挂了。”
黛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几天可能跟她谈过话，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可能马洛里搁下电话后就相信她的心理诊疗师被人谋杀了。
“另一次电话呢？你说你接到两次难对付的电话。”
“另一次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病历记录会怎么处理。我回答说会由我来保管，并向他保证我会绝对保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问我如何才能拿到病历记录，我跟他讲了。他不要我帮他介绍别的分析师。他真是……急躁。”
我没有立刻回答。黛安娜接着说：“提到病历，汉娜的律师——那个帮她立遗嘱的人——在
圣诞节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我，问汉娜有没有留下记录好准备账单。”
“给她病人的账单？”
“对。”
“真无礼。那个律师是谁？”
“他叫杰里·克兰德尔。我不认识他。他只处理一般事务，通常不接手离婚的案子。”黛安娜的确接过很多有关离婚和拘留的心理案例；她认识市里所有的私人律师。“我也这么告诉他这样太冷漠了。他说他受汉娜委托，有责任帮汉娜追回应收账款，这是她的财产。”
“信托责任归信托责任，我可不想收到我已故的心理诊疗师寄来的账单。”
“他是律师，和我们不一样。先让我说完吧。”黛安娜不等我说好，又接着说，“我告诉他我会查一下，然后再联系他。那段时间你们去滑雪了，我就查了查汉娜的工作日程，与她最近的咨询记录做了对照，然后就把应收账款明细给了他。我做这事时没找到那个孩子的咨询记录，汉娜肯定没收她钱，这是惟一一个没有写在工作日程上的咨询。”
“别的咨询都做了记录？”
“我找到的都做了记录，汉娜毕竟是汉娜，她一向严谨。”她重重地吐了口气。“艾伦，我该做些什么呢？”
“简单地说，什么都不用做。黛安娜，你根本不确定那个孩子是否就是马洛里。我觉得你该为那个孩子保密，所以，有关那次咨询，你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一定是她。”黛安娜说。
我没理会她。“咨询中有没有发现她家有虐待儿童的情况？”
“没有。”
“好吧，你得保密，对警察也不能说。”
“如果警方查出马洛里被人绑架了呢？如果她父母收到了什么条子，或被人勒索，我还是不能说吗？”
我思考了好一会儿，三个年轻妈妈在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这场面就好像高速公路上货运车并驾齐驱，你追我赶一样。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按理来说，孩子被绑架的话，事情的性质就等同于虐待儿童，这样的话你就无须为她保密了。如果真的认定孩子是被绑架的，而你又觉得你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从道义与法律两方面来说，你都应该把一切告诉警方。”
黛安娜说：“但警方说是她自己跑了。只要这种说法不变，我就不能按她被绑架的情况出牌。”
商业区街道两旁树上挂着的假日彩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亮了起来，不出几秒钟，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长条弯弯曲曲的灯龙。黛安娜和我注视着这一颇为壮观的景象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真美，”我说。“遗憾的是你手头空不出来。”
其实她没心情观赏美景，而我是真的没法观赏——天气很冷，又提着两大袋东西，我的手早就麻木了。
“我想这是要告诉我不能把账单寄给马洛里的父亲。”
黛安娜半开玩笑地说，但我察觉出这玩笑中似乎还带点别的什么，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倒挺有意思的，黛安娜。”
“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想让她父亲知道你掌握了什么资料，从道义上讲，把账单寄给他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他就有理由踏进心理咨询室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想这么做？”
“我不肯定。但为了方便讨论，就当作你相信因为汉娜给小女孩做咨询从而了解到的情况将有助于找到那个孩子。”
“如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呢？”
“如果没有账单，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去跟马洛里的父亲谈一谈，但前提是你能确定那个孩子就是马洛里。汉娜有没有提过她为小女孩做咨询后，账单是怎么处理的？”
“没有，从没提过。但我得先假定这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知道她咨询的事，对吧？我了解汉娜，我想她一定是免费为孩子做的咨询。”
“你为什么要假定孩子不希望爸爸妈妈知道咨询的事？”
“为什么？因为孩子没预约就过来了，因为她说过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而对此她很不高兴。”
我仿佛成了魔鬼的拥护者。“可如果就是他送孩子来就诊的呢？如果他对她离家的原因心知肚明呢？来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中，99％都是有人送来的，而且往往是父母送来的，很少有一个人来的。”
黛安娜对我的话有些不以为然。“如果真是她爸爸送来的，他应该会告诉警方他孩子最近接受过心理诊疗吧，这是弄清孩子为什么会失踪的重要线索。”
“没错。”
“然后警方会找到那个心理诊疗师，弄清孩子究竟有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除非警方知道那个分析师已经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那人正是汉娜，他们就会给那个保管咨询记录的人——也就是我——寄传票，向我要这些记录。”
“没错。如果警方知道，他们会这么做的。”
“可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没有哪个警察问过我关于马洛里的事，当然我也没收到过什么传票。”她越说越多，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马洛里是一个人去找汉娜的，也就是说她不想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或者说……的确是她爸爸送她去的。但考虑到他事后对此保持沉默，我觉得他并不想警方知道他女儿接受心理咨询。”
我说：“所有情况你都考虑到了。”
“作为心理诊疗师，这两种可能都让我不怎么舒服。但我觉得前面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们走到百老汇大街，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车辆很多，没法穿马路。我把黛安娜的两袋东西放在地上，举起手，让她看我的手指头都直不了了。我说：“你不介意自己把东西提回去吧？我的手都冻僵了。”
她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虽然我迟了些才明白为什么她丈夫不愿意陪她逛街，但还是明白了。
13
我跟米勒一家还有一层关系，这层关系符合任何人对“搭边”的定义，带有“毫不相干”的特质。那天傍晚，我陪黛安娜买完圣诞节的减价商品，当了回夏尔巴人居住在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边界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部族，常为珠峰探险队作向导、搬运物资。，要不是后来又做了一次心理咨询，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层关系。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层关系的产生会是因为这个人。
鲍勃·布兰特。
鲍勃来我这儿接受心理诊疗已经有两年了，进展缓慢得很，就跟冰川融化似的，而且是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前。但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