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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
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
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
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
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
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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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常识性困惑发明一种文本
发明一种文本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
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
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
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
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
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
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
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
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
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而虚构的小说情节。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
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
体，一段宋体，交相印衬，版式也很好看的；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
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
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哪怕他同小说的
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
好觉，免得影响了革命工作。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他们
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反腐败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
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而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原来就是揉面
团。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说他
笔下的人物，往往眼睛是北京的，鼻子是南京的，耳朵又是上海的。我觉得这就像揉面团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凡有权指责小说的人，往往是最相信法定权威的。那么，我的这种文本，不过就是将天南地北的新闻揉在一起，
写成小说，符合鲁迅先生的意思，他们又怎么说去呢？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看报总是从后面看起，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
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
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
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
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
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
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
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
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
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
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
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
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
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
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
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
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
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
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
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
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
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
“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
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
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含量”也许要请
“会计师”来计算。又比喻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
下而上”，二是“生存”。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
处流。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嘘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无
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可是中国的“告状”
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
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官员们
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
上。那么，上法院呢？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最终
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
去，总扼守“街头”要津，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这样的幽默我碰上很多了。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打“呼声”，眼前出现的竟是“吃亏”；我打“依法”，冒
出来的却是“贪污”。结果“群众呼声”就成了“群众吃亏”，“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群众吃亏”
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同时那些有勇气反映“群众呼声”的人往往也会“吃亏”。我认识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记者
或其他知识分子，他们的境遇多半不太好，总在“吃亏”，就因为他们表达了“群众呼声”。而有些天天喊着“依
法行政”的人其实是在“贪污行政”。很多蝇营狗苟的事也多打着法律的旗号，所以“依法”和“贪污”有时的确
也让人弄不清谁是谁，云里雾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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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常识性困惑瞎想与胡说
瞎想与胡说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
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
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
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
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尾巴上继续吃
去。兔子故作沮丧地说，我的尾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