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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
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
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
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
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
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
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
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
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
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
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
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
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
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
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
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
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
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
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
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
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
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
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
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
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
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
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
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
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
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
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
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
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
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
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
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
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
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
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
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
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
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
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
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
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
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
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
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
译，抄录如下：“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
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
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
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
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
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
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
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
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
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
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
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
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棍、衙门
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屁股结实，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样犯法；再犯再打，
再打再犯，弄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
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
著作的，他的《大义觉迷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迷录》里胡说了
些什么鸟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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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 中国天天感思节告别英雄
告别英雄从来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者何？乱世也！英雄辈出，必然血雨腥风。相反，英雄无用武之地，实是
苍生享太平之日。又所谓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更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扫六合而吞八荒，可谓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头是怎么顶到天上去的呢？原来他脚下垫着数百万生灵
的头颅。史载，秦国破韩，斩首二十四万人；灭魏，斩首十三万人；败赵，斩首四十五万人；而杀人十万以下忽略
不计，史家算账真是阔绰！须知当时华夏大地人口并不多，几万几十万地砍头，经不得几下砍的。难怪百姓古来自
称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长！庆幸中国百姓命贱，不然早被英雄们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业，仍然还要杀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搞文
化事业。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杀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专制，概莫能外。哪怕治
平之世，杀人仍是家常便饭。比方要开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乱，比方要搞文字狱。君王们需有这些文治武功，才
配得上英主尊号。此等成者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