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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天的时间,应当作睡眠八小时,游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的分配。但很少的人是能够长守这个原则不变。而且因为年龄的不同,完全照这个原则怕是不对的。十岁以下的孩子,工作八小时似嫌太多;三十左右的人,游息八小时也嫌太浪费;四十左右的人,睡眠似乎用不着八小时。其他因性别与个人的体质不同,也不能男男女女人人都照这个原则。在有一个奇怪的场合之中,我忽然想知道自己生命里在这三项中所耗费的时间。
但我竟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结论,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平均怕只有四小时,游息的时间也只有四小时,睡眠的时间也只有四小时。
那么还有其他十二小时呢?
我消耗在“等待”上。
如果每个人都仔细地回想一下,我想也有许多人会有同我一样的感觉的。
这因为我的命运注定我生命非常流动,并不能在安详的农村社会中过一辈子。其次是我的性格不能利用等的时间来做点别的。
于是我在车站上等火车,在码头上等轮船,在旅馆里等船期与机班,在讲堂里等教授的驾到,在图书馆的名单上等书,在医院的候诊室中等号次,在牙医的客厅里等提名,在咖啡店里等朋友,在电影院戏院的票窗前等长列,在失眠的床上等睡意,在海关的长桌上等检查,在检疫站上等打针,在移民局的门口等护照签证,在衙门里在机关里等一张纸一个签字一张收条,不用说我也曾经在华丽的客厅里等主人,在冷酷的门房里等通报,在产妇的手术室外等我孩子出世,在黯淡的病房里等我自己的病躯复原,我还在遥远的异国等信,等我父母的信,等我情人的信,等我朋友的信。我等风,等雨,等太阳,我还在悠悠的长夜等天明。此外不用说,我天天要等浴室,等电梯,等巴士,等电话,等……
在一切等待的场合,我知道我应当忍耐,我带报纸带书,我甚至带笔带纸,但是报纸太简单,书看不下,脑子不能集中,纸与名只能给我瞎涂。于是我学习着我的周围,我研究一切与我一同等待的人们的表情,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等待的人似乎都同我一样没有耐心,他们并不能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来做什么。也很少有人在等待的场合中彼此交谈,大家都浮着焦急勉强的面孔。在医生的候诊室中,在旅行社里,照例有破旧的杂志画报与旅行指南风景广告一类东西,人们一本一本的翻,但很少人会沉心的读下去;如果你想到这些去看病的病人,同各地来的旅客,你不难想像这些破旧杂志里会有各色各样的细菌。但是你还是不得不冒着危险去翻阅。
在我等待的经验中,往往只为两分钟时间的事情,竟可以等待好几个钟头,好容易等到了,他可能说你手续上还缺少什么,你还需明天再来,你于是要在另外一个地方等一张条子,一个签字,一个印章,等等到了,你还需再会昨天等候的地方去等。
等待也许是现代生活的特征,尤其是在不正常的时期。在抗战时,我从沦陷的上海到内地去,我等照相,等还乡证,在长长的队列之间,从一个桌子到另一个桌子。于是我等约好的伴侣,一路上不用说,我在每一处都得在一排一排一队一队的人群中等日人与伪警的检查与盘问;我必需等车子等小船,在渡河之前,车子还得等一列一列军车过去;到每个地方我必须等住等吃甚至等厕所;在桂林,我等飞机,我一等就是半年,而从桂林到重庆不过几小时的航程。在重庆,那是一个新膨胀的都市,我等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必须看看人吧,得等;我需要寄挂号信,买邮票吧,得等;要搭公共汽车,就需要有等情人的耐心;你要理发,就应有这里到公立医院等求诊的准备。要什么配给,米或者柴。得等;你要洗澡,得等。
我在那里等了两年,于是我的命运注定我出国了,那重重叠叠的衙门,重重叠叠的手续,叫你整整半年每天都在等待之中,今天等,明天等,东边等,西边等,南边等,北边等,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桌于面前等,但是你还得等待,外交部,宣传部,外国领事馆,航空检查处,证明文件,一张一张,你必须到你原来地方去请求,写信,打电报,于是你等待回音;等了半年,于是什么都弄好了,我还等待飞机,飞到昆明,我还得等,航空检查站说我还应等重庆机关的电报,等这个,等那个,有昆明等够了,又到印度等船,一天又一天,办这个手续,办那个手续,你得等钱等检查等船票;于是说可以上船了,在船
上等了一天,忽然说这只船军事机关要征作别用,搭客都得下船,重新回到旅馆,重新一天一天的等待。
这样多了一个月才上船,于是在拥挤闷热的船上等启碇,启碇以后,对着广阔的海大等到达。于是又是等检查等盘问,等车,等人,一直是等是等。在长长的队列中等,在各种的面孔前等。
美国的都市也在膨胀,你要看什么都得等,戏院门口永远是长长行列,饭馆的门前你也要排队,看一个展览会你先要等一小时半小时,买一点东西,你可以站半天,如果你为孩子选中了一件衣裳,买到的时候恐怕他已经长大得而觉得这衣裳太小了。不用说,在银行柜前,在邮局的栏外,总之,你得等,你得等。……
我在回国时候,复员还没有完竣,一切又需要等;等我回到上海,那时上海的人口同通货一样膨胀,汽车爬得比乌龟还慢,像垃圾堵在阴沟里一样,宽阔的马路上都是车辆与人。无论你要做点什么,接头点什么,需要等的时间与精神都要比事情本身所需要的多千倍与万倍。
这当然是非常时期,但是我的一生竟很少不是非常时期,在连年的军阀内战时候,我常常往还于大江南北,那时候火车时断时续,轮船常常被军人征用,时有时无,我又是穷,三等车三等舱永远是挤满着人,我必须等。在我更年青的时候,我在乡下,乡下到车站要走四五里路,无法算准时间,我必须去等,而三等车票永远是挤的,我也是等。不用说,我也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人,等考试,等揭晓,等上课等下课,等放假等开课,这就是不是非常时期也是要等的。但是我还有特别的际遇,那是我考取了大学以后,学校因为教育部不发钱,一直不开学,我等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的父亲着急了,他叫我去看一个铁路上的督办,说他可以证明我考取国立大学的资格。介绍我到一个部立的大学去。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大官,我足足在一间可怕的外客厅中等了四个钟点才见到那个督办,但是他以为我考过那个部立大学而没有考取,他可以为我说情,听说根本考取的是另外一个大学,他叫我还是耐心等待。我终于一直等待学校领到了钱而开课,而且一直等到了毕业。
至于我的童年,我在私塾里读过书,在木凳上一天坐到晚,不用说我整天都是在等待吃饭的时间。那时候我身体似乎不顶好,小病小痛,必须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去看病,挂的总是普通号,我记得医生开药方不过三分钟,而我在医院候诊室要等几个钟头,而路上等待到医院的时间还不算。
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那我现在还去过马来亚,一切都没有改变;你得等这样等那样,等入口证,等回港证,等种牛痘,于是等船;到了那面,你还得在警察署移民厅各地方等;回来也是相仿,你得等。那么你比方长住在新加坡或马来亚什么城市呢,你还得一层一层的等,等到多少年以后你才能算是居民。
如今在香港,医生说我应当打针,我就每天必须在候诊室等,朋友要来看我,我需要等,我的朋友,也需要等。过海,要等,坐巴士,要等。看电影,要等。不用说,办任何事情,看任何人,都得等。我都得耐心地等。
等就变成了我时间最大的支出,也是我生命最大的支出。你说可惜不可惜?
倘若我可以运用我一生中“等”的时间,我想学什么都可以成专家了,可惜我“等”的当儿,只会专心于“等”。而奇怪的是“等”的时间,常常最不容易过去,一小时的等待可以有六小时的感觉,而六小时的工作与游息会转瞬即逝,如果时间不是客观的存在,那么在我感觉之中,平均一天消耗于“等”的时间似该作二十小时计算,分配于工作睡眠游息的怕只能算四小时。所以,严格地说,我的人生经验最丰富的实在是“等”。
但是“等”的经验,并不能使我更有耐心,而只是使我害怕,无论什么事,什么好玩的去处,如果要“等”,我就会没向勇气去做。球赛的观众据说很挤,我永没有兴趣去看,星期日或平常九、十点钟的巴士是挤的,需要长时间的等,我就宁愿不出门;广东朋友请客是最丰盛的,但有一次,我赴一个八点钟的饭约,一直等到十一点钟方才吃饭,以后我就一直谢绝这类盛大的宴会了。到医院求诊是要等的,我就宁使多生几天病,躺在床上不动;幸亏这里电影院的票子是对号的,可以先买;在新加坡,除头等外,都要临时排队等待,我就宁使多化点钱或索性不看了。有人说,你如果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你就会很耐心的去“等”了;我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常常叫我“等”,我就会没有耐心去爱她了。到天堂,路是遥远的,我们可以一步步的走,但如果不许你走,而要你等,那么我也一定会懒得进天堂的。三年来,有多少次我都想到别处去旅行。但一想到办旅行手续时的“等”的经验,我就怎么也不想动了。
我想从社会学上讲,社会如果进步起来,或者说太平安定起来,应当是尽量使人把生命少耗在“等”的上面。从一个社会里的公民“等”的耗费上,似乎也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之进步与安宁了。
但如果你要哲学地说:“一个人生下来还不是等死。”那么叫人类把大部分生命消耗在“等”上,也就很有理由了。
一九五二,五,十五